最近及最近读的几本书
在我们平庸的日常生活里,我们见到陌生的虫子只会惊叫,但是没兴趣了解它的名字和家族;看到一朵花只会傻傻地赞美,管它是什么科目呢。我们精明的眼睛全用来识别人:看人脸色、观其举止,判断是否对自己有利,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心无旁骛,举头三尺皆是空虚。
最近有些懒散,不想写东西。大概是间歇性意义缺失所致,诗情酒兴渐阑珊。
阅读暂未受影响,还读了一堆大部头。或许是我一直在尝试剥离阅读的意义,努力让它变成一种纯粹的消遣,就像闲暇时打几局游戏一样。而消遣是不需要什么意义的。
意义是种太不稳定且极易挥发的能源,容易突然耗空,让人猝不及防地陷入抑郁的泥潭。真要感谢那些不需要什么意义的事物,使得生活得以安稳继续。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生活里保持平静的最大秘诀就是让更多的习惯取代意义。
比如洗漱、打扫、运动、阅读,比如热爱一件事或想念一个人,都早已免疫意义的侵扰,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时机一到,便自行运转。这些已经足够维持某种生活秩序的稳定。只要世界这座大的服务器运行良好,人生大概率也不会崩坍。说到底,人生也不过是一种“活着”的习惯。没有意义。这一点,越早习惯越好。
也在努力使码字也成为一种习惯,不依附意义,不依赖心情,不依靠福至心灵。不必倚马千言一蹴而就,只要收束好心猿意马,每天心无旁骛的敲下几行文字就行。但尚未成功,略有泄气,却也没放弃。
本来下面几本书都该有一篇独立的文字,无奈拖沓至今,只能攒到一起,提纲挈领。

一本圣埃克苏佩里的传记,一段有关风、沙、星辰的飞行人生。关于《小王子》的所有疑惑,大概都能从这里找答案。孤独与驯服。勇气与纯真。小王子的离去也好像是圣埃克苏佩里给自己预先设置的结局:小王子看了44次日落,圣埃克苏佩里在44岁时从这个星球上迷之消失。他的死可能不是意外,而是一种选择。 就像《海上钢琴师》里的1900,一直活在海上,最后与船同沉。圣埃克苏佩里一直活在天上,最后与飞机一同坠落。而圣埃克苏佩里也出生在1900年。他们同样经历了一战、二战,却都拒绝接纳一个即将焕然一新的时代。
我一直觉得这种选择是浪漫的,却也隐隐觉得这种义无反顾里有说不清楚的胆怯。在圣埃克苏佩里生命的后期,航空业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以前需要勇气和运气驾驶的飞机,现在需要更多精准的操作。圣埃克苏佩里粗犷又心不在焉的飞行方式已不太适合精密繁复的新飞机。在飞行上,他是艺术家,边开飞机边睡觉,边驾驶飞机边读书,在飞机坠落时画裸女。在遇到危险时,他是最可靠的人,但在正常的飞行中,他又成了最大的安全隐患。即便驾驶着飞机,他已经追不上一个更新的时代。
圣埃克苏佩里和1900一样,都是极其孤独的,只是以前他们可以把孤独浸泡在星辰大海里,隐匿在飞机和轮船的轰鸣里。可飞机总要着陆,轮船总会靠岸,他们却不敢走下舷梯。
我也时常有种浅浅的杞人忧天式的忧虑,到现在我都无法阅读电子书,这么轻便智能的东西,我接受起来竟有些许费力,不免产生正被时代遗弃的感觉。或许我不该用我的小肚鸡肠去臆测一个艺术家的抉择,但我越来越确信,每一份深爱里都潜藏着怕,每一种执着里也潜伏着幻灭。
ps:读完整本传记最后一句话,合上书的那一刻,感觉有个空降到我生命里,陪伴我许久的一个人突然消失了。我被驯服又被丢弃。像小王子离开后的狐狸,站在金黄色的麦田里,茫然四顾。圣埃克苏佩里离去的方式简直就是小王子的翻版。或许狐狸才是最勇敢的存在,面对必然的失去,仍欣然被驯服。

在“双减”和“三胎”政策启动的当下,推荐这本书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这本书的内容是十六位没有选择生育的作家,对“不生孩子”这项重大人生决定的一些思考。不过书名翻译成《最好的决定》的确有些偏颇,会让人误以为这本书是要劝诫大家“不生育”才是最好的决定。
其实不然,这本书是通过“生育”或“不生育”这件事来探讨“我们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或者,对于人生,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尺度在哪里?
昨天恰好看到一则新闻:9月1日,最新的“反堕胎法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正式生效。这项法案真的是无比变态。
首先,它的可能算是美国历史上最严的规定:法案禁止女性在怀孕六周后堕胎。你要知道,若非主动备孕,大多数人在六周之内根本意识不到自已经怀孕。而且该法案对所有女性适用。包括因强奸或乱伦被迫怀孕的女性。
其次,该法案还实行“连坐制”。不管是协助堕胎的医生护士,还是开车送孕妇去医院的司机。一旦发现,一样受罚。
最后,最最让人震惊的是,该法案还鼓励相互检举。当地民众可以举报任何参与、协助、施行堕胎的人。只要举报成功,则可获至少一万美元的奖励。就算不成功,也无任何损失。
法案一通过,整个美国都炸锅了。这么倒退的法案都能通过,看来这本美国人编撰的《最好的决定》,还是相当有存在的价值。 ps:作家这个群体还是有些特殊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大多数作家,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他们的事业也是嵌在生活里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想要一种什么的人生是易于判断的。而现实中,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几乎毫无关系,若非自己创业,那份工作也很难算是自己的事业。在这样境况中,询问自己想要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其实是件很难确定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只是按部就班地生活,任劳任怨地努力,比如我的父母。若我要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反手就能把这个问题扣到我的脸上:盼着你赶紧结婚,生个孩子,我们好抱孙子。
我在想,“愚公移山”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劝生指南”:“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们竟然从那么小就要接受这种“劝生”教育。天帝肯定有也种被愚公支配的恐惧。他让夸娥氏的两个儿子把山背走,估计不是被愚公的诚心感动。他就是单纯的害怕:赶紧搬走,可别TM再生了。如果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赤裸裸的威胁,愚公真是潜移默化的洗脑啊。
我有时也想,这样不问世事的移山,朝九晚五的搬砖,顺其自然的生养,是不是也是一种幸福(或福气)。可能的确是,只要“想要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这样的傻逼问题永远不在心底出现。
书里有段话:经过几年为人父母的时光,人们变得无法回答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喜好只能通过一层层的责任得以表达。其实,生与不生都是一个滚雪球的游戏。可能责任越滚越大,可能孤独越滚越大。不管选择哪种,都免不了要用自己的一生作为偿还。当人生越滚越远,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记得,那个雪球里面,最初的“核”是什么。不然,化了就什么都没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缺点与优点一样明显,庞大深邃,但爱魂穿角色,让小说里的人物说作家自己想说的话,而且一开口就长篇大论,如果现实中有人这么跟我说话,我一定会觉得他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逼迫了吗?眨眨眼。 还有那种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我第一次读《地下室手记》时就被吓到了,人的内心活动怎么可以这么绵密又这么条理清晰,分分钟在心底写一篇小作文出来,而且每分钟都在写。那个时候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理残疾,因为我的内心活动都太过简单枯燥词汇有限,通常就是:fuck、shit、垃圾、傻逼、切!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么一个存在,越读他的书,就越发现他更多的缺点,也越觉得他伟大。每个喜欢阅读的人,或迟或早都会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本一千多页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后也一定会读它。躲不过去的,我已经在读《罪与罚》了,又烦又想读。

一本能让人重新意识到自然的存在和奇妙的小说。三位女性的故事,发生在同一个夏天。万物生长,欲望繁茂。
读完我最大的收获是意识到,好奇和好奇心其实是不同的。好奇大概只是“想看看”,而好奇心则是“想知道”。
好奇大概是所有动物刻在基因里的本能,用来反复确认自己的生存环境是否安全。就像一只猫来到陌生的环境,要把所有的角落都探查一遍一样。如果确认一切安全,倒头就能睡上十几个小时。 越成长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必然越少,因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确定感是与日俱增的,只要不危及生命,对一切也就越来越熟视无睹。这种好奇是有过载保护的,否则一直战战兢兢,神经超过负荷,得不偿失。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能认得出绝大多数瓜果蔬菜和部分经常出现在生活里的昆虫,但你要问我田野里杂草野花或某只具体的蝗虫,我几乎都叫不上名字,我无人询问,其他大人也不知道。没有人关心。如果一个物种对我们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在充满自然风情的农村生活里,是不配拥有姓名的。好奇是极其实用的,止步于此。
但好奇心不同,它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更加深入的探究,它更多的是被热爱或使命驱使,而不是生存。所以,好奇心其实是可以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被构建起来的。这真让人感到踏实。
读完《纵情夏日》,顺便把《听客溪的朝圣》也读了,作者记录的一切也发生在弗吉尼亚的山谷森林。我也是在这个夏天才知道,螳螂交配时吃掉雄性螳螂的时间要持续六七个小时,而且是在交配过程中慢慢吃掉。SM之王。还有蝉产的卵要在地下呆十几年,只喧嚣一个夏天的蝉,出生时大概就有个十多岁了。为了纵情一夏,而蛰伏数十年。
在《听客溪的朝圣》的序言有段话很喜欢,作为结尾:“在我们平庸的日常生活里,我们见到陌生的虫子只会惊叫,但是没兴趣了解它的名字和家族;看到一朵花只会傻傻地赞美,管它是什么科目呢。我们精明的眼睛全用来识别人:看人脸色、观其举止,判断是否对自己有利,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心无旁骛,举头三尺皆是空虚。”

“奥斯维辛是一个更大的故事,我们从未真正了解它。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首先要认识到的就是“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有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 比起具体的个人,更要警惕环境给人带来的改变。但这也是最难的,我们往往身在其中却不自知。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的要求实在太高。那怕整个世界都醒了,环境的烙印还会残存在个体身上。 书中记录了战后对一些纳粹战犯的采访,他们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做错了,只是觉得他们采用的方式不对,让世界都痛恨德国。 前段时间看《波斯语课》,最让人惊悚的反而不是大规模的灭绝,而是那些看起来平庸的日常。德国人在集中营里聚会、恋爱、聊八卦、争风吃醋,对他们来说,屠杀或者灭绝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与在一个工厂上班没什么不同。
在《奥斯维辛》的记录中对犹太人(当然不只有犹太人,还有波兰人、吉卜赛人、苏联战俘)的大规模灭绝就是一个高效且不断优化的流水线:犹太人被批量送上火车,铁路直接修到集中营门口,他们下车后马上被脱去衣物送入毒气室,还未来得及想清楚发生什么,就变成了一具尸体,然后统一被运送到集中营里的焚化炉,烧掉。下一批人被送进来。
我们可以说这是“人性之恶”或者“平庸之恶”,难道不更是“环境之恶”吗?纳粹的三观可不是希特勒一个人塑造的。个体危害程度毕竟有限,“环境之恶”却能造就一群人的定向麻木。在他们随手殴打一个犹太人时,在座的一群纳粹军官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流露出一点恻隐。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可是有修养且温暖的绅士。
但反过来思考,有一个问题是一定躲不过的。如果我们生在当时的德国,会如何选择?我自己心里是隐约有答案的,虽然未必高尚。我们现在接受的世界观教育,其实是走在世界局势之前的。它是一种更加博爱更加广大的世界观,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仍是存在的。当然未必上升到纳粹的层级。当庞大的世界观与自己所处的当下局势冲突时,我有一个作为平凡人的觉悟:我生于斯,长于斯,这是事实,也是选择。

受疫情影响,在旅行还不是那么方便的今天,有这么一本书真是让人开心。找个角落坐下来就可以看未看过的世界,见未见过的人。 之前分享过作者的另一本书《失落的卫星》,这本其实更早,今年再版。两本的写法也很像,在日常的行走中携带着对世界的观察,在历史的探索里嵌入了庸常的生活。一样好读。不过这本写的是我相对熟悉和更加喜欢的欧洲。直接分享一下书中关于旅行的观点,很对我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