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芳华——在人间（8）
那是1996年，父亲因为一段外遇独自在外谋生，母亲一气之下远走广州的服装厂打工，我和姐姐被寄居在乡下年迈的外婆家。那一年我4岁，长我6岁的姐姐正是读小学的时候，电视里一遍又一遍的播着西游记和奥特曼，夏天也漫长得好像不会结束。
大舅舅和大舅妈在乡下有一间杂货铺，卖着各色零食和烟酒。彼时的二人，常年沉浸在麻将桌上，无暇顾及年幼的我们姐弟俩，和那间小小的杂货铺。年长我们更多一些的表哥表姐已经上了寄宿式初中，一周才回家一次。我就成了那间杂货铺的小小卖货员，在舅舅舅妈打了通宵麻将后的白天，守着玻璃橱窗里的商品和来往的路人。等大人们醒来，打发我一点时兴的零食，一包QQ糖或是辣条，再贵一些的东西舅妈是舍不得的。有时候他们会从城里批发一些新鲜的水果来卖，我们姐弟俩也是要从外婆手上拿了生活费来买才有得吃。
白天姐姐去上学了，我就被拴在玻璃橱窗前，一边打瞌睡一边应付来买东西的客人，来往的都是附近的乡亲，久而久之，乡亲们只要看到我，就知道我家大人昨晚又打通宵麻将了，便会自己拿东西自己找零钱。舅妈告诉我，如果遇到来买烟酒的陌生人，就叫醒她起来做生意。姐姐说，那些烟酒真真假假掺着卖，舅妈是要看人下菜的，我当时年纪小，哪里听得懂姐姐口中的“惊天秘密”，只知道碰到来买烟买酒的就一定要叫醒舅妈。有时候她放学早，大人们还在睡觉，姐姐就会飞奔回来替换我，她算账找零从不会出错，对什么东西摆放在哪里也一清二楚，好像天生就是做这门生意的。
有一回我实在太困了，在玻璃窗前歪着头睡着了，脑袋一下一下磕着玻璃。突然脸上一阵痛，睁眼看到一个陌生男人正在捏我的脸，男人气势汹汹的问我家里大人呢，他要买烟。我结巴着舌头说道：“我~舅~舅~妈~在~在~困~瞌~睡（方言睡觉的意思）。”我步履蹒跚着去叫舅妈，却怎么也叫不醒，陌生男子不耐烦了，自己拿了烟，丢下百元大钞，找完零就扬长而去了。
没多久姐姐放学回来了，看到站在村口歇斯底里骂近邻的舅妈，和坐在一摊尿里面仰头大哭的我。原来，那张百元大钞是假钱，一百块在当时不算小数目，舅妈气急败坏，像拨浪鼓一样指着我的头，质问我怎么不叫醒她，让那个挨千刀的占了便宜去。我被吓到不知所措，姐姐一把把我从尿坑里抱起来，一边给我换裤子，一边板着脸跟舅妈对峙，说我这么小懂什么，我们姐弟俩守生意帮忙赚的钱都不止这些。正在气头上的舅妈一听更来气，就跟姐姐吵了起来，说我爸妈一分钱没给她，她帮着外婆照顾我俩，我们就是白眼狼。姐姐自小性情倔强，舅妈说一句，她要回顶十句，不管舅妈怎么推搡打骂，她只是站在原地，不动不哭也不认错。舅妈拿她没办法，把我们赶回了外婆家才作罢。
回外婆家只有几分钟脚程，会路过一个废弃的配电房，周遭都是牛粪和杂草。姐姐抱着我边走边哭，快到家的时候抹了一把眼泪，她脱下带帽衫的外套，从帽子里倒出了几个鲜亮的橘子，转眼又露出得意的笑容来。原来，这是她刚刚从舅妈的铺子里“顺走”的、是舅妈不舍得作为“看店奖励”的零食。看来这一仗，终究还是姐姐赢了。
那个时候，母亲寄回来的生活费不算少，但是会被外婆暗中克扣，姐姐心中不满，却有不少赚钱的门道，比如帮外婆洗一件衣服多少钱、打一捆麻多少钱，洗碗、扫地这些都是明码标价，外婆如果不给钱是叫不动她干活的，而且要立刻现结。姐姐有个带锁的笔记本，会把这些赚的零钱积攒下来，一张张压进去，攒得多了就去村里另一家小卖部给我买一些新鲜玩意儿，顺便气气舅妈。每到逢年过节，村里的男孩子就会聚在一起“炸金花”，一角钱打底，上不封顶，姐姐和舅妈家的表哥也是这里面的好手，她混在男孩堆里，凭着出色的演技和过人的胆识，总能赢下不少。那个时候的姐姐，一直都是短发，像个男孩一样在场上嘶喊着“开、开、开……”。她和表哥是上阵“兄弟情”，场子上互相照应，下了桌常常为了分钱打得上蹿下跳，表哥说理说不过姐姐，每次都是表面上让一步，背地里却在外婆家翻箱倒柜偷姐姐的存款。姐姐的钱从一开始压在带锁的笔记本里，到夹在书柜的某本书里面、到压在床垫底下、坏了的瓷砖下面、红墙的缝隙里……奇怪的是，不管她藏在哪里，表哥总有通天的本事找到，而且打死不承认。姐姐气极了，却拿表哥没办法，只能偷偷“等价置换”表哥家的零食，故技重施。
就这样打打闹闹，我也到了开始上学的年纪，我上学前班的时候，姐姐已经在读六年级了，我们短暂的在一个学校待过。我从小有个怪癖，不管多热的天，都不肯光脚穿凉鞋，一定要穿袜子，如果遇到下雨天，打死也不愿意让鞋袜打湿。姐姐无奈，遇到下雨天就背着我从家走到学校，一只手打伞，一只手从背后拖住我。如果有雨水溅到我的鞋子上，我就会擦在姐姐白色的裙子上，走到学校的时候，她已经像从泥地里摔了一跤。大约从那个时候起，姐姐开始懂得爱美了，她会带一条裙子到学校换，慢慢的也开始留起了长发。
一直到小学三年级前，我都是个“小结巴”，说话不利索，学校里经常有调皮的男生模仿我说话，把我逗哭，我憋红着脸说不过人家，只能跟姐姐告状，她就会冲到男生的班上，不管高年级还是低年级的，先揍一顿再说。姐姐那时候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没人敢惹她，她成绩拔尖，每天的课间操她都是领操员之一，她还是护旗班的，有一套雪白料子的护旗队队服，每次升完旗她都会认真叠起来，定期带回家洗干净，铺在床垫下面压平整，十分珍爱的样子。每周一早上，姐姐都会穿上那套英姿飒爽的队服，在小小的操场上扬起国旗，也扬起保护我的小小的一片天。
第二年，父亲那段婚外恋无疾而终，母亲选择了原谅，两人一起去广东谋生。我依然在舅妈家的小卖部里摇晃着脑袋，直到有一天，有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眼含泪水出现在我眼前，顶着一头洋气的波浪卷发，穿着踩脚裤袜，那是我的母亲。母亲是回来接我的，她担心我的学习问题，就把我从外婆家接去了广东，在那边的一个镇上办了小学入学。刚上初中的姐姐，因为语言不通和学业无法衔接等问题，被留在了老家的寄宿式初中继续读书，经历了父母分离的姐姐，再一次经历手足分离，我开始和姐姐分居两地。
姐姐被迫穿上了土气的校服，为了继续在校园里发光发热，她只能另辟蹊径。她拿自己攒的钱去理发店染了头发，染了一个淡淡的黄色，一时之间在学校引领潮流，却终于引起了班主任的注意，班主任点名让她站起来说是怎么回事，质问她学生可以染发吗？姐姐不以为然，冷静解释到：“老师，这不是染的，是营养不良导致的头发发黄。”班上同学听完哄堂大笑，老师脸上挂不住，气得叫她出去罚站。姐姐叛逆的青春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我离开了姐姐，很不适应，晚上睡前会偷偷流眼泪，父母说等到暑假就把姐姐接过来，于是我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盼着放暑假。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下雨天就自己骑车去上学，路上看到穿白裙、短发的高个子女生都会感觉格外亲切；我也很快学会了本地方言，想着等姐姐暑假来了后教她说本地话。
终于等到了放暑假，姐姐真的从老家过来了，跟着就比她大几岁的表姐一起来的，两个女孩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现在想想，胆子真是比天还大。一年未见，姐姐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样我行我素，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却比以前更懂得察言观色了。过去这一年，姐姐又经历了什么呢？我重新牵起姐姐的手，却又感觉她变了，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她在那边没有朋友，听不懂当地人方言，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我和父母展开。会计较父母分毫的差异对待，认为母亲更爱我一些。
有一次，姐姐质疑母亲把她藏着的一片口香糖偷偷给了我，没有跟她打招呼，连带着这些年的委屈和不甘，借题发挥发了很大一通脾气。母亲年轻时也是暴脾气，被姐姐戳到痛处，连带着她自己这些年的委屈和不甘，顺起一把衣架就向姐姐挥了去。姐姐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任凭母亲如何打，不动不哭也不认错。母亲看她态度如此刚烈，打着打着自己竟掩面哭了起来。我当时吓坏了，以为是那片口香糖引发的惨案，却不知那是母女俩那几年各自的怨恨和亏欠。后来我才知道，那片口香糖原本姐姐就是留给我的。
暑假过完，姐姐又要坐二十多个小时绿皮火车回外婆家，一次次的相聚和分离，让青葱年少的姐姐越发叛逆和倔强。班主任会直接给妈妈打电话控诉姐姐学习不认真、逃课去溜冰、染发打耳洞等行径。
母亲在十八九岁的年纪，已经从老裁缝那里学艺出师了，凭着精湛的裁缝技艺一手扛起家庭的重任。后来出去工厂打工，短短几个月就做到了车间主任，工厂要派她去香港学习深造。这样自立要强的母亲自然无法接受姐姐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当时的母亲看来，她已经竭尽所能为家庭创造条件，虽然多年两地分居，姐姐更应该奋发图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每周一通电话的灌输，哪里约束得了远在天边的姐姐。这些又进一步加剧了母女俩的矛盾。
母亲是在她24岁的时候生的姐姐，那个时候的母亲并不是如今温婉平和的性情，时髦、独立、雷厉风行，可以说是80年代新青年女性的代表。姐姐在母亲还不擅长做母亲的时候与她结缘，经历了母亲性情乖戾的阶段，两个都属虎的人，似乎注定是针尖对麦芒的。而姐姐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在农村乡土文化和家长里短的浸润下，历练出了一份更接地气的朴实和倔强。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30岁，初谙人事，更胜任“母亲”这一角色，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奠定了我和姐姐几乎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一刚一柔，姐姐开阔明朗，大大咧咧；我细腻敏感，更偏沉稳。
姐姐初三那年暑假，如期来到父母这边，有一次拖地摔倒，整个右肩粉碎性骨折。那阵子，每天晚上父亲都会骑着摩托车送姐姐去医院拍片、打石膏、换药，母亲在家做好吃的。姐姐因为父母加倍的关爱和不用做暑假作业，开心了不少，我坐在摩托车中间，闻着那个夏天的晚风，是医院的中草药味，让人安心。姐姐右肩的伤从暑假一直养到了次年的寒假才彻底好，半个学期几乎无法动笔，让原本就偏科的成绩更加一落千丈。父母在几相权衡之下，又举家搬回了老家，姐姐在又坚持了一个学期后，在中考前夕回了家，任凭父母如何劝都不肯再回去读书，就此辍了学。
我那时候在城里读三年级，父母忙着做生意，接送我上学的任务就交给了姐姐。姐姐白天帮家里照看生意，中午在家做饭给我吃，完了再送我去学校。我记得很清楚，每周一的下午我只有两节课，有好几次因为天热懒得跑，她就听着MP3在树荫底下等我放学，一等就是2个小时。我担心天太热，上课心也不踏实，一直看向窗外姐姐站的方向。好不容易挨到放学和姐姐一起去买冰汽水喝。我让她下次不要在外面等我，她只是不耐烦的说，太热了不想跑来跑去。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母亲不想姐姐在家里荒废了青春，也送她外出学艺打工了，这一走就是三年。姐姐学的是美发，在理发店打工，先从洗头妹开始做起，一双手常年浸泡在劣质的洗发精里，时常溃烂发炎。而这三年，陪伴我的是新家阳台上无忧无虑的风和写不完的试卷，还有满满一抽屉的磁带，林俊杰在《江南》里唱到：“风到这里就是黏，黏住过客的思念。”
再次见到姐姐，她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女孩了，我也从一个“小结巴”变成了口齿清晰的小男生。几年未见，我和姐姐却未生疏，走到哪里仍是手牵手，外人看了都说这家姐弟俩感情真要好。父亲从外地跑业务回来，给我和姐姐打了一对通体晶莹的白玉貔貅，一人一只，姐姐肤白胜雪，带上甚是好看。我的那只后来不小心掉了，多年后父亲去世，姐姐便把她的那一只给了我，以作纪念。这些年辗转很多地方，那只貔貅我一直带在身边。
我如母亲所愿，考上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成为全家的骄傲。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晚，母亲抱着我的通知书在房间踱步，又哭又笑，好像她这些年的坚持终于有了一个结果。那几年，我因为和父亲关系破裂，甚少回家，姐姐每半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时不时给我打零花钱，叮嘱我好好读书，将来不用赚辛苦钱。一家四人，分居四地。彼此每年的生日、中秋都是在电话里遥遥问候。而姐姐习惯了报喜不报忧，那几年，姐姐又经历了什么呢？
每年的春节，也只是我们姐弟俩和母亲三人短短相聚。一家四口再次聚在一起，竟是在父亲的葬礼上了。那一年，我22岁，姐姐28岁。
几年后，姐姐出嫁了，远嫁福建，姐夫是个老实人，对姐姐很好，二人是在福建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彼此互相搀扶着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姐夫是二婚，自己有两个孩子，又大姐姐好几岁，这门婚事，母亲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可是拗不过姐姐。婚礼在老家补办了一场，婚礼前夕，母亲抱着姐姐的婚纱哭了一宿，在母亲心中，姐姐缺失的亲情陪伴、荒废的学业、潦草的青春和不般配的婚姻，都是有她一手造成的。为人父母者，个中滋味，即使如今的我，也未能完全体会。
第二天，姐姐出阁那天早上，寒风瑟瑟，母亲一边小心翼翼托着姐姐的裙摆，担心她踩到，一边又连忙给姐姐批上红色大衣，担心她着凉。手忙脚乱中，又被风沙眯了眼。婚礼办得仓促而简单，男方父母年事已高，亲朋又都在外地，竟无一人出席；没有证婚人，十来桌的宾客，全靠我的舅舅和姑姑们撑着敬酒，才不至于冷清。姐夫在婚礼开始前，哭着跟我母亲敬酒，说姐姐半生命苦，以后会好好照顾她。姐姐倒是无所谓，一副洒脱的样子，和她那桌好姐妹喝完酒、结束了婚礼就去打麻将了。湖北的冬天萧瑟寒冷，姐姐却是个无论如何也不肯穿秋裤的人，那天我紧紧牵着姐姐冰冷的手，替代了父亲的角色。
我在上海拼命工作的那几年，姐姐和姐夫过得并不顺，我和母亲拿出存款给他们买了一辆车，姐夫靠开车养家糊口。每到了冬天，姐姐的双手因为早年在理发店做学徒时落下了病根，时常长冻疮，我会给她买护手霜和冻疮膏寄给她。大家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奔波，日子过得紧吧却也平顺。直到2019年5月，我在一次体检中意外确诊了肾衰竭。一切的平静被打破。
那天，我被医生抢救过来后，睁眼看到姐姐惊慌失措的脸，我虚弱到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用气音告诉姐姐“我好冷”。姐姐帮我捂紧了被子，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她的手不停的抖着。这是我在一次透析中发生了意外，被医生捡回一条命。那阵子，姐姐从福建赶到了上海，推着轮椅上虚弱不堪的我，在一个又一个门诊间穿梭。
出院后又经历了一段漫长时间的恢复，我身上插管留下的伤口一点点愈合了，手臂上用于透析的内漏逐渐发育成熟，透析也开始进入了平稳期，我开始逐家医院跑移植登记。与此同时，母亲提出要做亲属移植，捐一颗肾给我。母亲当时已经57岁，又是一身慢性病在身，加之当时我对获取外肾肾源抱有比较大的期待，自然是不肯的，这样大的手术，母亲根本遭不住。而且，母亲已经给过我一次生命了，我怎可以再向她索取一次。
可是母亲不这样想，她顾怜我年纪尚小，即使侥幸等到了外部肾源，后期的抗排异管理也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亲属肾可以提高术后的存活周期、降低排异的风险。母亲作为我DNA的一半来源，肾源的匹配度是有先天优势的，其中有个不确定性因素是血型，母亲并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否和我一致，虽然跨血型肾移植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国内对于亲属移植的审核要求中，血型一致是先决条件之一。母亲为此去做了全面的体检，结果是她和我都是A型血，身体各项指标也都在正常范围内，这更坚定了母亲捐肾的信念。
最后一道检查是肾小球滤过率，这个指标是用于检测母亲自身肾脏的清除功能，以判断其健康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指标。在等待结果的那个礼拜，母亲坐卧难安，比当年等待我的高考结果还要紧张。这个结果是表哥陪妈妈去医院拿的，母亲的肾脏功能相比她的同龄人，处于偏弱的状况，除了器官的自然老化之外，和母亲多年来因为风湿、腰椎盘突出、颈椎等慢性病，服用各种药物有一定关系，但两颗肾足够维持她自身身体的正常运转。
“从医学指标上来讲，这颗肾可以捐，但是最差的结果，有可能是这颗肾你儿子用不了几年，你自己留下的那颗也用不了几年，两人都有再次肾衰竭的风险。”这是医生明明白白告诫的原话。这样的结果是我无法承受的，即使侥幸苟活于世，也无法面对给母亲带来的这么大的伤害，我坚定的选择了放弃。那天，表哥告诉我，一生体面要强的母亲，靠在医院大厅的柱子上，失声痛哭，为了这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为了她不能用自己的半条命去换了儿子的命。我庆幸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幕，即使只是听表哥转述，也足够我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痛彻心扉。
就这样，家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到了姐姐身上，更加年轻、健康的她，会不会更合适呢？
我心里明白，即便是手足一场，姐姐也没有任何义务为我做出如此大的牺牲。当时，姐姐和姐夫婚后几年一直没要到孩子，姐姐查出患有不孕的疑难杂症，两人正在考虑做人工授精。医生不建议成年女性在捐肾后两年内怀孕，姐姐当时已经33岁，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捐一颗肾给我，几年后即使怀上了宝宝也是高龄高危产妇，又是一层未知的风险。姐夫的立场是竭力反对；母亲不敢表态，却常常欲言又止。姐姐，则选择了沉默。一片屋檐下，三人都默契的避开了这个话题。那段时间，家里的气压比上海的梅雨季还要低，压得人喘不过气。
而透析带来的并发症正在折磨着我。事实上，透析无法完全代替肾脏清除体内毒素，时间久了，每个病人都伴随有不同程度的并发症，我的情况来得更早更显著一些。有时候透析到中途，全身皮肤会有强烈的灼烧感，持续几分钟后消失，我要带一瓶酒精喷雾，出现灼烧感的时候就给自己降温。再后来，发展到不能经受一点惊吓，即使只是等红灯时汽车的鸣笛声，也可以让我惊出一身汗，浑身上下想被无数只蚂蚁同时在咬。辗转了好几个医院检查，医生也束手无策，判断是透析无法清除的毒素在体表堆积，这些症状会在移植后慢慢消失。
慢慢的，除了去医院透析，我不再出门了，尽一切可能让自己保持情绪平和，以减少时不时出现的灼烧刺痛感。看着镜子里形销骨立和眼神涣散的自己，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肾源的平均等待周期难以预测，热门的医院长达五年甚至更久，我重点考虑的上海的几所医院，每年的手术量也不容乐观。在当时看来，这一切都是遥遥无期的，唯一有期限的，是如流水般消逝的我的青春。
透析室里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在我后面两个月确诊的肾衰竭，却因为他姐姐的捐肾，先我一步走出了透析室，重获新生。我面对这样活生生的案例，在无休止的并发症折磨和无期限的等待下，逐渐乱了心智。
从小疼我、护我、爱我的姐姐，为何是沉默的？
如果父亲还在人世，他的立场又会是什么呢？
这一切，都被母亲看在了眼里，她开始坐不住了，时不时跟姐姐旁敲侧击，希望她怜悯我，先救我于水火之中。姐姐心中多年来那根“母亲爱弟弟更多一点”的刺，仿佛再次发芽。我的姑姑、舅舅们，也开始轮番给姐姐打电话，大家都不敢挑破，但也都心知肚明来电的意图，话到最后无非也只是“救救弟弟”。姐姐被这样猛烈的攻势压得喘不过气，在她那年生日前夕，找借口回了福建。
姐姐仍然保持沉默，亲人们打来的电话都会接，只是话到最后会忍不住啜泣。
我心情复杂，一方面恼怒家人们的态度，今天遭受命运考验的是更为年轻、学历更高、看起来有更光明前途的我，所以他们可以选择性忽略姐姐的感受，给她施压，而姐姐这些年在外打拼，又有几人真正关心过她？另一方面，我在心里一遍遍拷问自己，如果今天遭受折磨的是姐姐，那个更为年轻和拥有更光明前途的我，是否会为了姐姐奋不顾身呢？
如果生病的是姐姐，我是否会折损更年轻的身体、暂停上升期的事业，为她奋不顾身呢？
如果是姐姐，我是否会呢？
我被这样的处境撕扯得快要精神分裂，甚至没有办法面对姐姐的关心和问候。那一年的中秋，我一个人在上海度过的。窗外有一颗齐二层楼高的桂花树，把一切都染成了金色，在夕阳里，白云里，在阴雨天时诉说着它的哀愁。
我有时候会梦到小时候，90年代的夏天，我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坐在舅妈家小卖部的玻璃窗前，VCD里转动着盗版的碟片，满满都是广东香港泛滥到内地的流行歌曲和港片，手里的冰激凌在融化，碟片偶尔会卡，姐姐一手摇着破旧的蒲扇，一手拿起遥控器摁了一下快进键，一下子就这样快进了十几年。
我回忆起姐姐的半生，却发现我对她既熟悉、又陌生。我知道她不爱吃花生，夏天喜欢穿拖鞋，却不知道她最爱的歌手是谁，最喜欢的电视剧是哪一部；我知道她爱吃辣，不爱吃水果，却不知道她最拿手的菜是什么；我知道她最好的朋友有哪几个，却不知道在家人不在她身边的那些年，是否有心仪的男生曾为她张开双臂。而如果姐姐从小就能在父母身边长大，她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我想，姐姐的沉默里，也包含着对命运不公的无声的控诉。
中秋过后，就是上海如白驹过隙般短暂的秋天，几场雨落下，就又是冬天了。一个平常的夜晚，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姐姐下了决心要捐肾给我，过几天就从福建来上海去做配型和体检，姐夫也甚至为此表示支持。
我的心，在这些艰难的日子和姐姐的沉默中，变得坚硬决绝，当下就严词拒绝了母亲，拒绝的不仅是姐姐的牺牲，还有她的犹疑和我的无法承受。
家人们又开始轮番给我打电话劝我接受，姨妈甚至专程跑到上海来，借口买衣服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说：“这个决定对任何人而言都是艰难的，姐姐既然做了选择就是考虑清楚了，不会后悔，而且医生都说了没问题，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一颗肾也可以正常生活。你还这么年轻，生活总要向前啊！”
姐姐自小的性格就爽朗、热情，大大咧咧的像个男孩子，和我走得近的同学，多数都认识她、尝过她的厨艺，她总能妥帖的把大家都照顾好，可以陪男同学喝酒，也会记住哪个女同学爱吃什么菜，整个人散发出随意自在的气质，让靠近她的人也同样感受到随意自在。这一点是我远不及她的。但是我们俩有个共同点，都不善于表达感情，每次打电话都只是简单问候日常，对彼此的爱意和思念，都藏进了生活的点点滴滴，长大后就更是如此了。
这一次仍是这样，姐姐没有直接给我打电话，买了票就和母亲各自启程来了上海。一整套血型、体检、配型、肾功能查下来，所有的指标都指向健康而合适。
我的心开始动摇了。准确的说，是急于摆脱痛苦、回到正常生活轨道的的求生欲，吞噬了不能让姐姐做出如此大牺牲的理智。我查看了很多资料和案例，在内心安慰自己：‘’一颗肾也可以维持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正常生活 ‘’，最后同意了，在捐肾协议书上签了字。
接下来是同样漫长的程序，要先证明姐姐和我的亲属关系，准备各式的证明材料送审医院的伦理委员会，经伦理委员会批准、上报市卫生局获批后，才可以执行手术。在签字前的一次隔离谈话中，医生按惯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一件你小时候和姐姐之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我给医生讲了小时候每到下雨天，姐姐背着我上学的故事。年轻的住院医生只觉得这个故事顽皮可爱，莞尔一笑。而姐姐后来告诉我，她讲的是我俩给舅妈家看小卖部的故事。整个审核等待期预计在3-6个月。算下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快在次年，也就是2020年的1月份可以做上手术。
而2020年的1月，一场新冠疫情摧枯拉朽般爆发，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和姐姐的移植手术，被无期限的延后了。“活下去”成了当时唯一的目标。
3月初，上海的疫情逐渐平稳，透析的并发症进一步加剧，每个礼拜我们都会给医院打电话询问手术获批的进展，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再等等看”。
4月上旬，武汉解封，我在解封后的第四天，等到了武汉同济医院的肾源，与同月21日完成移植手术，重获新生，此时距离确诊肾衰竭，整整过去了一年。朋友们送了我一个新的英文名——“Phoenix”，是中文“凤凰”的意思，寓意涅槃重生。
7月底，我离开了打拼多年的上海，也没有选择回武汉，而是只身一人来到另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启了我的第二人生。母亲和姐姐为此又放下手中的一切，过来照料我的生活起居，一待就是50多天。
我当时全部的身心都在工作上，无暇顾及家里生活上的琐事，连水果也是姐姐切成块放进冰箱等我回来吃。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姐姐抱怨到：“厨房的抽油烟机好像有点问题，炒菜的油烟好大哦。”我大概在忙着回工作微信，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她和母亲离开后的一个周末，我腾出时间下厨给自己做了顿饭。辣椒炒肉，是我和姐姐都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就做这个吧。在炝好锅炒辣椒的时候，油锅冒出的烟让我一度以为厨房要爆炸了，我被油烟呛到流泪，从厨房跑了出来。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抽油烟机，发现原来是滤网上的油污积攒得太厚了，导致油烟吸不进去，只需要请工人来家里清洗一下即可。那么，姐姐在的那50多天里，就是在这样重油烟的环境下开出了一餐又一餐。
我忽地一下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为了那50多个日日夜夜姐姐的悉心照料，也为了姐姐在她的人生中一次次为我奔赴而来，更是为了自己的自私，在那纸移植协议书上签下了字，这样的懊悔中又带着一丝庆幸，庆幸上天最终做出了力挽狂澜的安排。
姐姐是个平凡的女人，如同这世上同样平凡的其他母亲、妻子或姊妹，可是平凡不等同于卑微，她们如同冬日的旭阳，在大雪纷飞之后照在我们身上，也照进我们心里；亦如夏日的泉水，在龟裂的大地上，始终用一种刚柔并济的女性力量，将一切干枯、焦躁的东西慢慢抚平和化解。平凡自有千钧之力。
春去秋来，写下这些文字的此时此刻，我仍在人生海海中苦苦修炼，拨开人性的层峦叠嶂，体会爱与被爱。又是一年中秋将至，夜晚微风吹过，桂花香气拂面，想起苏轼写给其弟苏辙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的默念着：
“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