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丨要允许一部分人心中没有家国大我

雨夜无事，翻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的一本《台湾小说选》来读。

第一篇是吴浊流的《先生妈》，写于1944年春天，描写日据时期台湾一个医生家庭的生活。主人公是一对母子，儿子钱医生是小镇上的名绅，人尊称先生，母亲钱老太太也就成了口耳相传的先生妈。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钱先生一家人都是积极响应时政的好公民，说日语，改日姓，住日式房子，评日本语优秀家庭。只有先生妈是我行我素的落后分子，有客人来家里，依然穿着台湾衫裤、高嚷着满口台湾话来应酬，先生对此面上难堪而内心忧郁，曾以「知得时势者，方为人上人」劝喻母亲，却无奏效。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剧本，其实轻而易举就能猜到结局——先生妈因为不习惯家中的日式生活而得病死去，作为当地矫风会长的钱医生（已改姓为金井医生）不依母亲遗嘱，采用了日式葬礼。而在先生妈生命最后的时刻理解她内心痛苦的人，只有昔日她施舍过的老乞丐。

故事是悲剧，先生妈是可怜而可敬的角色，按人们熟悉的话术说：她身上体现了殖民地普通百姓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反抗精神，而她儿子儿媳一家显然是没脊梁的走狗了。

但事实上，我读这个短篇的时候，内心真正怜悯的却是儿子钱医生。一个功成名就的士绅，活在那样的时局下，有着既得利益者的虚荣与庸俗，也有想要保住自己的家产和家人的平凡愿望。

当地的名誉职，被他占了大半。公医、矫风会长、协议会员、父兄会长……其他种种名誉的公务上，没有一处会漏掉他的姓名。所以他的行为，也成了K街的推动力。他率先躬行，当局也信任他。国语家庭，改姓名，也是以他为首。

声名是令人骑虎难下的东西。钱医生出身寒微，半生奋斗到体面的社会地位，当然没有无产者的洒脱，他害怕失去得来不易的一切，亦深谙成年人的世界所有东西都是要靠交换得来的真理。母亲固执守旧的行为令他终日郁郁，但凡受过类似两难境地煎熬者都能懂这种惶惑。

其实，钱医生和他母亲这两个形象，也是日据50年间台湾两代人的缩影。上一代人生在19世纪中后期，国族的意识从血脉里带出来，无半点可动摇，1895年割台后他们是被「祖国」抛弃的一代，被迫接受异族统治，但生活习惯和精神认同上都还有一个「故国」，它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就像钱老太太死前不想再喝味增汤，只怀念小时候吃过的油条。

而钱医生这一代日据原生公民，则连那根「油条」的记忆都没有。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母国即是日本，后人语境中的亲日行为在他们的生长环境中只是常识与本能。钱老太太能以年老智衰拒绝学日语，钱医生连选择的机会亦无。可别说什么民族感情，如果感情有用，去问问马关条约后台湾人的眼泪为何而流吧。

这一代人的可怜胜于上一代人的可怜，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明天也是更严峻而迷茫的。吴浊流写这部小说是1944年，上一代人即将望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如果他们还有幸或者），而这一代人将成为亚细亚的孤儿。比历史更难的是未来。一个人的民族认同很重要，但不是全部，也不是必要。《先生妈》的结尾，老乞丐看着钱老太太坟前缭绕的青烟，凄然泪下道：先生妈，你也和我一样了。

放眼看看，人活在世上，有时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家国大我。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