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与星辰》读书笔记17
其实我们比法国人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皆贵不可言，行的是革命之道和文人之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导演也脱离卑贱，战败后的日本急于确立民族形象，来不及学好莱坞，在电影里行了文人之道和武士之道，还有马列之道，也贵气。
到九十年代初，报界人批判第五代导演不会讲故事，耽误了商业片发展，电影人自己也跟着批判，顺便把给第五代以影响的法国新浪潮也小批了一下。
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富裕了，战败阴影减轻，不再热衷重建民族形象，开始猛学好莱坞，日本电影业三下子完了。
现今日本电影市场依然赚大钱，影院坐得满满，但都是好莱坞大片赚日本的钱。日本导演赚不着本国人的钱，八九十年代学好莱坞的日本导演们玩残了本土影业。
九十年代初，一伙日本导演来北京交流，有同学问：“您如何把您对国家民族的理解放到电影里？”一日本导演抢答：“我只关心性和暴力。”
引得满堂喝彩，大赞是内行人说的话。我们那时揣摩好莱坞，也发现了这两个东西，被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快人心。觉得他才是真正的电影人，课上谈国家民族的老师还未开悟。
二十年过去，结论相反，发现日本电影就是毁在他这类人手上。
好莱坞电影，作为知识，可以分析分析，不能学以致用，一用就死，谁学谁死。法国人学，法国院线死；日本学，日本院线死；苏联人学，苏联院线死……
好莱坞电影如可口可乐，“二战”时率先研究原子弹的德国人都做不出盗版可口可乐，谁山寨可口可乐谁的汽水厂倒闭。可口可乐全世界销量第一，只能全世界买美国可口可乐原浆。
好莱坞电影也是只能好莱坞拍。因为好莱坞行的是贫贱之道，给全世界受苦的人看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看好莱坞明星的贫贱相，是能够满足和投入的。
法国，大众文学传统是《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让法国演员演一个法国生活版的《碟中谍》，法国观众会觉得太贱太假，潜意识不接受，汤姆·克鲁斯演的美国生活版就没问题了。
看好莱坞，但看不了好莱坞的山寨版——这是好莱坞的可口可乐性质，可口可乐只能喝原版。
日本是当世小说大国，一百年前在日本写小说还是贱业，明治维新后，最早一批给杂志写小说的人多是付不起房租的酒鬼、赌徒、被赶出家乡的人，本着“男人卖字等于女人卖身”的心态写的小说，拿到稿费感到备受侮辱，发疯似的赶快花完。
其大众文学传统不是好莱坞贫贱道，是落魄文人写的文人之道，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电影人符合文人道，电影昌盛，背离此道，电影业垮掉。天真地以为学了好莱坞技法能赚更多钱，结果上当。
中国的通俗文学传统，不是好莱坞的爱情、警匪、黑帮、灾难、西部等几大类型，也不是日本般正经文学（诗歌、文章、史书）和不正经文学（相声、小说、戏曲、评书）那么的贵贱有别、上下隔离。
中国的文学传统，最早也是贵贱有别。小说不能算文学，小说只是小说，不算什么，文学仅限于诗歌、文章、史书。元朝以后，打破贵贱，上层文化挤进下层文化的形式里，把下层文化的粗俗挤走了。从此，中国通俗文学的本质是皇家趣味、文人意识。
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是可以和《史记》媲美的“才子书”，为文人普遍接受，甚至认为学会《水浒传》，才能写好八股文。《红楼梦》中许多章节放弃讲故事，讲诗词和写典故，老百姓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的通俗文化就是上流文化。美国标准的通俗文学。在中国也有，但老百姓接触不到，属于小众，难得一见，没有票房。万一赚到钱了，开始聚众了，立刻被赶走。
比如评剧名段《八月中秋雁南飞》：
“八月中秋大雁儿往南飞，跑腿的在外总有三不归。这个头不归，二老面前不能尽孝哇；二不归，床前妻子无人陪；这个三不归，病在了招商旅店哇……”
这种通俗易懂的词，大众是听不到的。清朝时评剧不能进城，民国时进城了，稍有票房，立刻被赶出北京城。通俗易懂，只能小众。
大众能听到的通俗文艺，在明朝是：“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牡丹亭》）
在民国是：“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号。轿内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锁麟囊》）
唱这种词，才能有票房。
中国大众艺术和法国大众艺术一样，因为文人向各阶层上下润泽，滴水穿石，大众已看不惯过于俚俗、只讲生存危机的故事了。
美国宣扬“我是最好的”这类拼搏人格。但凭什么呢？不能只凭“我觉得”三字吧？这种凭空自信，在传统中国，是不敢说的，会招人耻笑。
清朝的盐商等于官倒，势力逼人，但很少有盐商世家，富裕两代就退出盐业，不要这钱了。因为商人是贱格，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娶官员女儿和文化人女儿。
富裕了要知道求贵。
求贵之路，漫长艰难。
影片《摔跤吧，爸爸》借助轻喜剧形态的伪装，展示了底层贫困、女孩十四岁早婚、黄色影厅遍地、高校教师的低素质、官员的不作为……
电影里父亲口口声声说要为印度争取一块金牌，看似正能量，其实这块金牌掩盖了导演对国家和人民的双重不信任。
影片的主要情节是，女儿上了国家级学校，父亲却非要用自己的方法训练女儿，国家训练体系只会给女儿带来失败。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家队教练，技术和人品双双低劣，在影片结尾甚至以黑帮手段囚禁了父亲，致使国家形象彻底毁灭，那块金牌只象征着一个印度底层老人的个人胜利。
影片展示的印度人民没有高风亮节，被商品化腐蚀了精神。每当父亲需要他人帮助时，他人不是出于友谊和公益，是因商业利诱才出手。
父亲要为女儿补充营养，没钱，要求卖鸡肉的邻居赞助，邻居不愿意。父亲利诱：“我的两个女儿日后会成为有名的摔跤手，人们知道她俩从小吃的是你家东西，将来你家生意该有多好？”
邻居立刻同意。
女儿刚赢一场，邻居就迫不及待打出女儿形象的纸牌广告，赚钱能早一天就早一天。他只在纸牌广告下高兴地跳舞，对女孩本人没有任何温情举动。他是市侩，不是人民。人民的概念是善良无私。
父亲为提高女儿水平，让女儿跟男孩摔跤。摔跤场不让，父亲耍蛮打人——父亲肯定不对，即便在开放文明的中国，让女生跟几乎全裸只穿三角底裤的男生拥抱摔跤，也是我们的中学体育老师做不出来的事情。你的女儿不是五六岁儿童，是已经发育的青少年。
父亲无理打人。一个相貌堂堂的跤场老人抱住父亲，诚恳地说：“先生，我们很尊重您，但这样做，你我不体面，行业不体面，请您自重。”父亲知道理亏，别人跟他讲理，也就知趣退走。
这场戏三个演员演得都真切精彩，在这一刻，印度的公共道德和职业操守令人肃然起敬。但一旦有人说“你傻呀，多好的商机，女孩跟男孩摔跤，咱们能赚到钱？，不爱看摔跤的人也会来看热闹”，公共道德和职业操守立刻被放弃，跤场员一路狂奔找回了父亲。
来了满坑满谷的观众，观众代表说的话是“希望看到女孩衣服被撕碎”，他们是流氓，不是人民。
种种迹象表明，导演瞒天过海、另有所指，印度审查机关不作为……
印度歌舞片和香港武打片、好莱坞灾难片一样，是场面电影。影片时长要留给视觉场面，故事情节简单粗略，大多数只为跳舞找个理由。阿米尔·汗这代影人升级了，他们学会了好莱坞剧作法。
“二战”后的好莱坞抛弃旧好莱坞的富豪故事，将大众电影牢牢定位为工薪阶层价值观，成功至今。外国学好莱坞无效，往往是没抓住阶级定位，所以没有情感共鸣。情感共鸣是大众电影的最大商业性，不是俊男靓女和时装秀、大场面秀、时髦小商品秀、声光镜头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