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电影、电视剧，没有谁比谁更高级 | 专访全勇先

《悬崖之上》上映后，编剧全勇先在进行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讲的是一个出生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他去苏联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却被卷入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

“犹太人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近一百年来，他们和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一样，在巨大的政治漩涡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全勇先对那一段历史有着特别的关注，他说创作的动机，是因为有一些强烈的想传递给读者的东西。

写过诗歌、小说和电视剧电影剧本，全勇先认为，不同类型的写作没有谁比谁更高级，“一个好的诗人或者好的编剧都很了不起，莎士比亚活到现在的话，可能也在写电视剧，但是你能说他不伟大吗？”

作为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电影市场创投终审评委，全勇先看过了18个电影计划的剧本，听了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在现场的陈述，发现这是一个虽然很稚嫩，但是对电影很有热情和想象力的群体。“做电影是特别难的事，要接受很多困难，一辈子都在学习，能对电影保持热情，是很难得的。”全勇先说。

毒眸在FIRST影展期间专访了全勇先，以下为访谈实录。

毒眸：在您的观察里，来FIRST创投的青年电影人是怎样的？

全勇先：他们的剧本有一些段落、情节会显露出一些和我们当年那些创作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视野很开阔，观念也很当代，但主要问题可能出在功力不足上。叙事的能力不强，写得常常不够紧凑，也缺少剧本应有的节奏感。整体还处在一个需要学习和打磨的阶段。但这是很正常的。我参加过好多电影展，发现年轻人有朝气、有热情、有想象力，但是也有很多稚嫩生涩的地方。他们要摆脱一些想当然的东西，多向生活学习。

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对电影的热情，现在的年轻人还能对电影这样一往情深，有这么强烈的表达的愿望，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对他们应该多鼓励。也要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拍一部好电影和写一个好剧本，是特别难的事，你投身于这个行业，要接受这种困难，也要做好接受各种挫折的心理准备。做电影的人，没有谁能说“我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优秀的电影人都在学习，一辈子都在学习。

毒眸：您写过诗歌、小说和电视剧电影剧本，哪种写作您比较享受？

全勇先：不同类型的创作，只要用心，只要有感觉，都有一种冲动在里面。这种冲动经常是烦恼和快乐相生相伴。福克纳说作家是以人类的痛苦和烦恼为生的职业。所以也不好用“享受”这样的词。对我来说，这些形式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我不认为哪个写作比较高级，哪个比较低级，一个好的诗人或者是一个好的编剧都很了不起，莎士比亚活到现在可能也会去写电视剧，但是你能说他不伟大吗？

写一个好剧本、写一首好诗还有一部好小说，那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写诗的时候更自由，更自我，更形而上，更天马行空。不局限于那种具体的描述，它像音乐一样虚幻却又美丽；小说要更具体，更有接近现实的感受；写剧本的话，要用声音和画面来思考，要把一切外化。要尝试跟导演、跟演员，跟观众，跟所有的人对话。虽然只是提供一个文学脚本，但依然要考虑到好多东西。包括人物、场景，以及与声音和画面相关的所有因素，一个好编剧是要把电影所有的元素都考虑周全。

写作的时候都会有想和读者沟通的东西、有强烈的表达欲，这是创作的动力、基础。有一些东西我就是不碰的，偶像剧我不会写，古装戏我也不碰，因我不知道古代人每天都在干什么，没有代入感。另外我一想到古代不管多么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见到皇帝就要下跪，这件事，就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题材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女人争宠，男人争权，在我看来是荒唐乏味的事，我不能去赞美一些没有思考和没有尊严的人。无论写什么，都要用进步的，符合现代人价值观的思想和审美。在我解决这些困惑，或是找到更人性，更有价值的切入点之前，我要回避短板，我自己不了解、没有兴趣的东西就不去触碰它。

毒眸：写《悬崖》的时候，您最想和读者沟通的点是什么？

全勇先：其实就是把我对那个时代、那些人物的理解传达给观众，尽可量还原时代，还原人性。写作的人首先要自己感动，才会把这种感动传达给观众；自己要有见解、有态度，这是创作者最根本的东西。如果写的东西跟自己的情感没什么关系，自己并不喜欢它，为了读者才去写的，这个逻辑就不对了，结果也不会好。

毒眸：有报道说《悬崖之上》电影的剧本，您写了两稿就给了导演？

全勇先：我下个月就要出版《悬崖之上》的原始剧本，是一个单行本，没有经过改动的。在书的前言里我写道：导演跟编剧之间的思维肯定是有差别的。通常来说编剧更强调文学性，逻辑性，写实感，重视铺垫，讲究含蓄，克制。导演更重视视听效果，追求戏剧性，强调冲突，冲击力，要求开门见山，刀刀见血……这里面一定是有冲突的，也有默契。

我跟张艺谋导演合作很愉快，虽然思路上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见面时也都很坦诚很直率地交换意见。他很有亲和力，对电影永远有着烈火般的热情。

毒眸：当时为什么决定做编剧？

全勇先：为了谋生，因为写诗养活不了自己。2001年我从黑龙江到北京，那个时候父母生病了，瘫痪在床。家里经济情况也不好。原来我在一家报社当政法记者，来到北京是一个大冒险，等于把工作都辞掉了，变成了一个完全靠稿费生活的人。当时三十多岁，年纪也不小了，带着生病的父母来这儿，做影视是为了生存，那个时候写小说，一卖几千册，稿费一两万，根本活不下去。

毒眸：这种职业的转变，您还习惯吗？

全勇先：我没有不习惯，这种切换在我这儿是没有障碍的。写影视剧本的时候，要受很多约束，要拳打卧牛之地。小说，诗歌和剧本是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你适应一下就好。就像你开车，骑摩托，或是骑自行车一样，各有各的驾驶方法。你非得偏执于自行车没有油门这件事，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把这个逻辑想明白了，不去用自己的习惯来绑架自己就好。

电影其实是我一直喜欢的艺术形式，现在我有点偏向于写电影（剧本）了，写不动电视剧了，好几十集，一写好几年，太辛苦了，事情一多，精力也不够。

毒眸：您有去总结现在的观众想在大银幕上看到什么样的故事或者类型吗？

全勇先：创作者事实上是要用自己的作品去影响，去打动观众，而不是一味地迎合。特别是那些功成名就的电影人，应该去引导年轻人，而不是一味去投其所好，你喜欢什么就拍什么给你看，那样的话行业会越走越低。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毕竟还是要有自己艺术上的坚持，要引导大众接受好东西，要想信观众，他们也会成长，也会越来越有辨别力。

有的人创作一些面向大众的东西，也有些人相对小众，都可以，但首先要做出好东西，不是说面向大众就不好，面向少数精英就好，我也不这么认为。最根本的是，无论如何要写得好、拍得好。大众的欣赏能力虽然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糟糕，不能因为老是觉得“观众看不懂”，就做一些敷衍的东西。

不能“就低”，不能是什么廉价、好卖就做什么，人还是要往上走。从业者有责任把观众的品位往高了去拉，要不拍电影干什么，都去做短视频不是更好？

毒眸：您最近还有在写作吗？

全勇先：最近在写小说，因为一直很忙，就只写了个开头。是一个中篇小说，写的是在哈尔滨的一位犹太人跟华人混血的少年，去苏联寻找他失踪了的亲生父亲，受尽磨难之后，正好赶上二战爆发，他还在战场上收养了一只猫，发生了很多故事。

这一百年来，犹太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特殊经历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悲惨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和近代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一样，在巨大的政治漩涡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

毒眸：家乡东北这片土地，给您在文学上的滋养是怎样的？

全勇先：上海人有上海人处事的方式，东北人有东北人处事的方式，全国各地的人都不一样，文学创作最终是要写人。

你让我去写海南岛，心理上我可能就会比较局促，没有一年四季在那里生活过，游客身份到那儿也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而黑龙江这块土地，我从小在那儿生活，长大，我很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我知道那里的人怎么生活，他们怎么想，怎么处事和交往？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写作，当然是我的舒适区了，我会比较松驰，也会比较自如吧。

文 | 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