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情感与责任：如何看待近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作者︱王升远
就像子安宣邦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问题即是昭和日本的问题，它最终决定了昭和日本的国家命运，换言之，即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或许，将这句话中的“昭和”置换为“近代”，也大致合乎东亚近代史的实情。多年来，近代日本文化人笔下的中国形象、中国观问题，常被处理成指向对象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话题；然而，当我们将观察视角转向写作主体，讨论其动机、心态、叙事策略、意识形态及其制约因素，那么相关讨论将转变为以中国为表述媒介的日本近代思想史、近代日本知识人精神史的课题。
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徐静波教授的新著《同域与异乡——近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图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版，以下简称《同域与异乡》）。由后记中的作者自述可知，该著与作者的另一本著作《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存在着内在的亲缘关系，“文本虽多在文学领域，但我的关注点并不在文学本身，更多的是考察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
带着这样的构想，在全书第一章，作者略述了近代百年日本知识人中国观的流变史，以在历史继起的层面上，为后续七位作家之中国体验、中国书写、涉华观念的讨论建立必要的坐标系，因为“这些作家既是日本社会既有的对华认知的接受者，又是新的中国认知的创造者”。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以“知识人”的视野处理“文学家”的涉华叙事、并将其接入帝国知识和思想建构的历史脉络中予以把握的学术思路。
就像徐静波所指出的那样，“近代日本人的对华认知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单色面”。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甘让文学史、文化史问题沦为近代东亚政治史、国际关系史和思想史既定论断的注脚，挣脱政治与时代氛围决定论的观念藩篱而步入历史叙事的褶皱区，便很难再以“一言以蔽之”的方式，表述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那是一个复杂的光谱，甚至于某一位作家的中国体验、中国叙事，都会因时局之变、对象之变、主体之变而前后不一，难以连贯、自洽。不必担忧这会在认识论层面将我们导向“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可知论，相反，唯有通过对这般诡谲、不自洽之处的细致辨析，才让我们得以在政治与文学、时局与个人、暴力与文明等多重二元关系的缠绕纠葛中，洞悉“近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图像”背后的“所以然”。
近代以降，跨界、越境逐渐成为世间常态，这一强调历史性动态生成和多元制约的认知框架，无疑具有超越中日双边文学、文化关系论题的普遍意义。《同域与异乡》以对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村松梢风、金子光晴、草野心平、阿部知二、武田泰淳七位作家中国体验、中国叙事之解析，所呈现出的并非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内在一致性，毋宁说作者试图以“活动-言论-创作”三位一体的考察视野、以贯穿于诸章节中自觉的比较意识、中日文献的参照意识向读者传递的是其论述对象各异的中国体验、中国认知背后之致因。
徐静波指出，“与中国割舍不断的文化情结和膨胀的‘日本人’意识构成了大部分大正、昭和前期的日本文人的中国观的两个基本层面。”让我们先来讨论日本作家汉语教养、汉学修养、中国文化情结的问题。本书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从“明治一代”至“大正一代”，汉文、汉学在日本日渐式微、日本文人汉学修养渐衰的历史轨迹。而当这一轨迹与近代中日两国交恶的历程并置，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直观的观感——日本文化亲华派的凋零与两国的交恶，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徐静波认为，“掌握当地的语言和文字，对于他对这一国家和民族的认知当有绝大的重要性”，他希图向读者传递的是一个朴素的道理——语言能力决定了异域来客“进入”中国的可能与限度。语言水平和文化修养，通常也意味着与对象国之间的情感联结（日语写作「絆」）；两国交恶，往往也是作为国民情感稳定装置的联结与认同持续淡化、弱化的结果。
在西学浪潮中，对于“明治一代”而言，古典中国/文章中国作为一种巨响余音，依然还是面向中国的一种情感联结。作者高度评价了谷崎的汉学教养，并指出其始自童蒙时代的汉学摄取、及其对中国饮食的热爱拉近了他与中国间的情感距离，这自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考维度。教养不同于“技能”，在强调经世致用之学的时代，它只能化为一种无用之用的文人趣味、审美情趣。不同于“大正一代”的后来者们，谷崎表示：
显然，在谷崎那一代人心中，中国趣味已是内化于心、融于血脉、难以相对化的存在，即便是汉学修养不高的村松梢风也承认，“支那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下来的梦”。而在作家的世界中，诗文书画中塑造的经典形象，很容易转变为对现实中国的审美期许。如果说景点与游客之间存在着某种周瑜打黄盖式的共谋关系，那么兵荒马乱的现实中国毕竟不是古典诗画所塑造的、滤镜后的风雅景致，漫游者的“求同”之愿也注定落空。较之于村松梢风这般在上海猎奇、寻欢的放浪儿，谷崎江南怀古的行程中更多地包含着一种确认“内在于我的中国”之文化期待，芥川亦可作如是观。就像徐静波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怀着这样一个中国情结，芥川龙之介期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前往中国，去寻访他在诗文书画中构筑起来的图景”，而其观感及其背后的苦涩心境、苛责之辞自然不难推想。安藤彦太郎曾指出，“对古典中国的尊敬和对现实的中国的轻蔑，是明治以来日本人当中培植起来的中国观的特点。”落实到谷崎与芥川，便是现实中国体验与“内在于我的中国”之文化憧憬对撞的结果。
同时，当我们讨论汉学教养和中国情结时，还有两个值得警惕的问题。首先，在近代以降的东亚，文化力量在政治力量、现实需求面前变得脆弱，与对象国在文化意义上的情感联结和认知自主性变得极不稳定，当它因战争与殖民等诸多外部因素而遭遇政治力量的强力介入与重塑，情况会大为不同。毕竟对于日本人而言，汉语、汉学可以是超然自娱的趣味、目的，也可以是现实实用的手段、工具，不同的认知、实践和政治力量的不同介入时机、路径和强度将塑造、决定文化与价值观认同的不同型态。
其次，汉学修养与对中国的感知与理解未必是正比关系——古典诗文书画建构起的文化中国图像，也会成为横亘在观察者与现实中国、生活中国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徐静波在评论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观时，也明确指出与中国过近的距离感“多少减弱了他对观察客体的审视深度和批判视野。”无论名迹踏访，抑或文人雅集，谷崎、芥川的中国之行可以说都有着鲜明的知性趣味和名士风流。而与之相反，带着外来者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村松梢风得以深入上海的市井世界，流连于妓院、赌场、舞厅的光影声色之中，穿梭于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之间，这种全息成像式的观察固然未必深刻，却有一家之得。村松企求的是一种“富于刺激和变化的生活”，他为被芥川蔑称为“蛮市”的上海创制了一个独特的别称——魔都，形象地揭示出了近代上海因文化杂糅而呈现出的光怪陆离的都市文化面相，而这显然是“内在于中国”的村松梢风以不设限的放浪生活“感知”出来的。百年之后，所谓“支那学”“东洋学”的理论大厦一一崩塌，但“魔都”一词却风行至今，这恰恰证实了人们对其内核的强烈认同。静波先生对梢风的评价似乎并不算高，他认为，“具有作家的灵敏而缺乏哲学训练和史学眼光的梢风，对上海的体验和感受乃至表述，很多还只是停留在表象的层面。”
作为一位学殖深湛的研究者，作者的痛心与期许不难理解，但我的标准恐怕要低一些。一方面，文学感性和学术理性、史识与哲思兼备的作家世间罕有。另一方面，论及哲学训练，京都学派的高才们恐不遑多让；谈到史学眼光，东洋史巨擘内藤湖南更乃一时之选。然而，他们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潮流中“贡献”了怎样的中国史观和世界史哲学，为那场侵略战争提供了怎样的理论支撑已为历史所验证——史家、哲人们理解中国、世界的能力未必能转化为与之相应的良识。而当我们将苛责的目标指向了犹大，很可能无意中放过了其背后的总督，放过左右了文学和知识生产方向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故而，较之于深邃性诉求，不受利益诱惑、不受权力胁迫的独立观察姿态和自主表达立场不容小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刻抑或肤浅、知性还是感性且不论，1920年代的谷崎润一郎和村松梢风之中国叙事，可谓各有其独特的价值。
之所以有此强调，是因为1920-1940年代是政党政治由盛而衰、军国主义日渐制霸海内的非常时代，言论统制、警察制度渐趋酷烈，1920-1940年代来华的芥川龙之介、金子光晴、村松梢风、草野心平、阿部知二无不感慨于民国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彼邦的言论环境由此可见一斑。在此语境之下，坚守独立立场和自由主张殊非易事，徐静波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盛赞谷崎润一郎和穷游中国的金子光晴夫妇之超然与良知的。这便关系到日本作家中国图像的第二重影响因素，借作者的话来说，便是“日本人的立场”抑或“日本人的意识”。本书标题中所谓的“同域与异乡”所要凸显的，恐怕正是越境者们的“自-他”意识。作者在总结七位作家笔下的中国图像时指出：
七位作家所共有的“日本人”身份，是本书的重心所在。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明治以降，《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军人敕谕自上而下对日本国民精神的塑造及其与民族主义兴起、泛化之间的诸多关联，前人早已有精到之论，我更关心的是在多方力量综合博弈、作用下“日本人立场”的形成机制。这个考察过程颇得益于《同域与异乡》中披露的诸多信息，特别是作者对因“为尊者讳”、抑或逃避战争责任之故被从相关作家（如阿部知二）年谱甚至全集删除的相关作品、作家活动之还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拒绝遗忘的历史责任感。
就像作者所介绍的那样，有别于谷崎，特派员芥川龙之介1921年的中国之行，乃是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所托；曾在上海放浪形骸的村松梢风1932年“上海事变”爆发后再到中国时的身份，也已是朝日新闻社的特派员；而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曾留学于岭南大学的草野心平，也曾受其供职的《帝都日日新闻》委派来华考察旅行。近代大众传媒之兴起及其在国内外事务中所发挥的巨大舆论作用，早在明治年间便已广受关注。经由大众传媒的中间媒介，作家芥川和村松的期待读者，便从相对小众的文学读者下沉到了一般市民阶层，而后者的阅读趣味、时局认知、国际关系观念等都对媒体及其特派员的选题、写作将形成巨大的潜在制约，从话题策划、游历路线设定到访谈对象选择概莫能外。
以芥川为例，就像徐静波所介绍的那样，“芥川龙之介1921年的中国之行，因为是报社的派遣，有报道的重任，又因为有各地支局的安排，在上海、北京采访了一些在当时的中国舞台上颇有些影响的人物。报社希望芥川在与这些人物的接触中感知现实中国的脉动，而芥川自己其实也乐意与现实中国的人物交往。”他在上海所见到的章太炎、郑孝胥和李汉俊“没有相交线的三个人”，便是“报社和当地记者的安排”之结果。当然，报社只是近代日本涉华报道之一端，改造社、中央公论社、文艺春秋社等各大杂志、出版社也都程度不一地介入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关涉华叙事中的“日本人立场”中所内隐的传媒出版、特派员作家与读者三者间的共谋关系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从大正到昭和初期，日本的传媒、出版业也遭受了军政力量的日渐严酷的宰制和整肃。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所编《检证战争责任》（新华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一书，就专设专章讨论了“九·一八事变”以降新闻自由日渐丧失，大众传媒最终沦为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附庸乃至帮凶的轨迹，可资参阅。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日本言论统制的法律依据是明治以来的“报纸法”和“出版法”，内务省、检察局、警视厅审查课、府县特高课的能机关据此对报刊、出版进行审查；战争爆发后，内务省警保局对各府县的特高课课长下达命令，要求对媒体宣传进行“深层指导”，而1938年指定的国家总动员法则将各大媒体机构统合进政府军部的下级组织里面，新闻统制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军国主义宣传工具。朝日新闻社主笔绪方竹虎曾指出，“九·一八事变”可能是媒体有可能阻止战争的最后的机会，因为当时军部原以为，“报纸方面也许会团结一致提出异议，这始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事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下去：
显然，传媒、出版-读者-作家三元关系背后，实则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能见诸报端者首先意味着“政治正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今天的读者、研究者而言，对那些作家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的考察固然重要，而在言论界、文坛被政治权力全面收编、文化人汲汲于时局与权力的极端年代，“没说什么，没做什么”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文坛、言论界的那些被今人遗忘和忽略的沉默者、不合作者们值得被我们重新发现与阐释，比如离群索居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局外人”——金子光晴。
1933年2月至5月，日军以热河省属于伪满洲国领土为由公然进攻热河省和河北省，占领了承德周围的地区，“对未知的世界一直有浓厚兴趣的梢风便向当局申请去承德作文化考察，获得了允准。”他乘坐军部的卡车来到北京，并得以会见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和外交部部长黄郛。然而，如徐静波所言，“朝鲜、中国东北乃至热河省、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其时都在日本的占领之下，一路过来都有日本军政当局的接待，日语通行无阻。这种体验进一步刺激了梢风的‘大日本帝国臣民’的自豪感，……”，同时，“在事变中或事变后的游历中，梢风已不再（或不能够）与当地的中国人交往了，他的一切行踪都受到当局或军部的安排，因此他个人的体验也就相当有限，属于他自己个人的感受也就相当模糊了。”事实上，战争时期来华的“笔部队”作家们涉华、涉战论述更是受到军方具体的限制，战时曾凭借“士兵三部曲”暴得大名的火野苇平称，其限制措施包括：“一、不得写日本军战败；二、不得写战争的黑暗面；三、必须把战斗着的敌人描述得极其可憎、下流恶心；四、不允许写作战的全貌；五、不许写部队的编制和部队名；六、不许把军人描述成人，分队长以下的士兵尚可有些性格描写，小队长以上者必须描述为人格高洁、沉着勇敢；七、不许写女人的事。”受到这些具体约束，“笔部队”创作出来的只能是主体缺失、半径一致、没有营养的“康乐果文学”。
最后要讨论的是“圈子”问题。郭沫若曾在《桌子的跳舞》中不无自豪地宣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此言不虚。在徐静波的这本书中，高频出现的两个中国作家便是留日派的田汉和欧阳予倩，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从谷崎润一郎、村松梢风、佐藤春夫到金子光晴，他们的中国游历中都隐现着一个以内山书店为枢纽，以田汉和欧阳予倩为中心，旁及郁达夫、鲁迅、郭沫若、谢六逸、王独清、郑伯奇、胡适、徐志摩、方光焘、陈抱一等中国现代文坛重镇的作家圈子。同样地，芥川龙之介在上海见到的中国名士章太炎、郑孝胥、李汉俊也都与日本有着各种渊源，村松梢风曾访问过的国民政府政要张继、居正、陈铭枢、何应钦和黄郛也都有留日经历。这个致命问题带来的影响，在村松梢风拜访国民党元老张继和居正时便直观地呈现了出来。此二人中，前者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在对日问题上倾向于妥协”；后者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对日问题上比较强硬”。据梢风描述，张继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居正“好像不大会说日语，但看模样像是听得懂，大部分时间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时地像想起什么似的用支那语插上一两句”。
由于语言沟通之便，有着留学、抑或流亡日本经历的中国文坛名士、军政要员面对日本作家时复杂微妙的心态与言论，对于来访者的中国认识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提供了一个便利信息渠道之外，他们对文艺动向、军政时局、国际关系的观察与理解，也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认知屏障。例如，据徐静波的描述，比起反日的中国人，战时曾供职于汪伪政权的草野心平就更喜欢亲日的中国人。
此外，日本作家所到之处，当地的日本人社会，尤其是波多野乾一、中野江汉、滨一卫、内山完造、桥川时雄等在华生活有年的文化人、“支那通”作为接待者和向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关于“支那通”，1927年周作人就曾嘲讽，“日本的‘支那通’见了一地方的情形，一个人的事件，便以为全支那都是如此，妄下论断，即使别无恶意，也已荒谬可笑，足以证明‘支那通’之多不通了。”（《“支那通”之不通》）在我们讨论某一位作家个体的对华心态与立场时，其所身处的人际网络及其彼此之间的影响关系，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以上讨论了大众传媒、读者、军政力量以及人际网络对日本作家中国叙事中的“日本人意识”之制约和影响。所谓的日本人意识、日本人立场，换言之，即是明治以降逐渐形成并泛化、固化的国民意识、民族主义观念。从村松梢风、草野心平到阿部知二、武田泰淳，再到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和金子光晴，我们可以从《同域与异乡》中看到汲汲于政治权力、为殖民和侵略呐喊张目者，看到几乎无抵抗地被卷入军国主义洪流中的战争协力者，也能看到超然其外、对时局漠然置之的不合作者。
面对近代以降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国内外制造的巨大恐怖与灾难，其抵抗力量约略可分为群体和个体两类。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因其跨越国境的国际主义立场，天然具有抵抗民族主义的群体属性。例如，在《追忆》中，阿部知二便追忆了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三位基督徒，他们“在当时上海的军官和（日本）居留民的眼中是被视作异端的。”而具体到个人层面，读者能从徐静波对阿部知二、金子光晴的论述中发现此类人的特质。他们往往有着强大的主体性，认同自由主义抑或人本主义，甚至是主流的反叛者；对东西方文化有着广泛的涉猎，拥有海外生活经验。如此，则能在比较中认清自我，在现实中拒绝协从，从而成为一个坚定的个体。
日前，内山书店重新落户天津，让人颇感唏嘘。74年前，它就曾是中日之间的文化“联结”。在国际关系局势波谲云诡的今日，如何重审本国与世界关系之“联结”，又当取何种之“立场”，我想，这应是《同域与异乡》的读者们当深思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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