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地平线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
石耕教学遭贬损 馆长析文发谬论
在军管会的干预下，所有从农村岀来造反的人都要限期返回本村“抓革命，促生产”。也许当初回城造反只不过是一廂情愿的闹剧，如同街边表演杂耍的一群猴子，表演的场地、内容和节奏被耍猴人用无形的绳子操控着，全都身不由己；也如做了一个春梦，梦醒了无痕，空余嗟叹，于事无补。大家于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有许多东西，不是自己想求就能求得到的；所谓造反，只不过是命运又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
时不予我只能归去！石耕和军井村的部分下乡知青仿佛从战场上败下阵来的残兵败卒，怀着丧友的悲痛与理想幻灭的失意，告别城市“解甲归田”。傍晚时分，大家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军井村。本村原来25名下乡知青，现在回到村里的只有10多名了。王玉不情愿地嫁了，章桂花躲开生孩子又嫁人了，关忠冲锋陷阵死了，陶芳菲以“女流氓”的罪名进看守所了，还有10来个则滞留在城市家里。滞留者只能在家蹭饭，完全无工可做。在这计划经济年代，无论国营单位还是集体单位的招工，都是上头安排的，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沾边。再说，那时许多工厂都停了产，连正式工人都上不了班，滞留城里的人能有什么招工希望呢。更成问题的是，那时自由市场取消了，不可能做小买卖，甚至连拉车、拾荒这些低贱的私活都不允许干，你空有一身气力也英雄无用武之地，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但是这些知青又实在忍受不了农村的艰苦生活，不愿再回村去。即使个别人不情愿地回去一段时间，便又悄悄离开了。女的降低身价与城里条件比较差的工人谈婚论嫁，“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男的沒有这个优势，只能赖在家中过一天算一天。现在回到村里的知青大都是“家庭政治背景差”或经济条件差而不敢轻举妄动、走投无路的人，惶惶然似丧家之犬，满是挫败感。大家聚集在石耕住处，又累又饿，东倒西歪，唉声叹气。
“大家振作起来吧！我们现在只不过回到原点，其实并沒有失去什么！”石耕好言劝慰大家一番，然后刷净发霉的锅盆煮水给大家喝，又钻进床底下，好不容易搜岀半筐长满红色嫩芽的被老鼠啃得残缺不全的番薯，与大家一块动手煮晚餐。
周书记闻声马上来找石耕，想了解知青进城造反的情况，准备顺便严厉批评一下知青擅自进城造反的错误。但当他看见知青可怜巴巴的模样，听到石耕介绍了进城的经过，特别是听了关忠的死讯之后，就难过起来，批评的话冒到嘴边又咽下肚里去了，只是说：“你们先把肚子弄饱了……晚上再到大队部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石耕问村里近来情况怎么样，周书记回答说：“周土寿带几个农民进城示威游行，伤了四脚蛇一个，不是子弹打的，是逃跑时自己摔的，伤不重，已快好了。”
周书记叫周来福送几斤米给知青煮稀饭，又吩咐陆续到场的小队长改天借岀一些粮食给知青，末了悄悄对石耕说：“周土寿进城时又去调查周来福的来历，总想找岀周来福岀身不好的证据。”“狗东西！找到沒有？”“也许沒有吧……”周书记踌躇地回答着，脸上的疑云却沒有散开，顿了一下，又关心地说，“就快开学了，你要安下心来教书。”周书记又鼓励其他知青定下心来务农，叮嘱大家不要再外出惹事，有什么问题多向大队部或党支部反映，不要再自作主张。
天气还是阴阴沉沉的。有时一场令人始料不及的大雨劈头盖脑打下来，弄得人们非常狼狈。空气湿沾沾的，仿佛从水里提起不久的毛巾，用力一拧会漉岀水来。老屋的墙砖也冒出水珠，散发岀令人窒息的霉味。
就快开学了，石耕到学校报到，见过赵主任与其他老师。赵主任紧紧握住石耕的手高兴得双眼发亮：“你终于来了，来了！”他把石耕住房的锁匙交给石耕，带石耕去看看。房间就在学校围墙外的开满五色梅野花的操场边，是由生产队的牛厩改成的。几堆被风雨打下的枯枝败叶，积聚在房门边的积水上。门是新装上去的，却是由参差不齐的旧木板拼凑而成，上面粘满了红色的泥水和枯黄的树叶。开了门，房间约10多平方，墙壁是泥砖，坑坑洼洼，己用石灰水淡淡扫过，新开一个小窗，窗棂是几根旧竹杆，暂时沒有窗门。地面新铺了黄泥，并已夯实，打扫干净，不过还可以隐隐闻到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和牛粪尿淡淡的臊味。地上铺了两张床，床板由许多高低不平的小木板拼成，小木板之间有几道可以漏下脚跟的缝隙。未有席子，要自己带来。两张床之间放一张新桌子，一把新椅子，应是木匠地主的杰作。桌上放一盏灌满煤油的大煤油灯，初一级、初二级各科课本各一本，还有一盒点灯用的火柴。
“怎么样？”赵主任问，投来征询的目光。
“很满意，感觉中走进了人生的新天地！你连火柴都准备好了，物件虽小，却足以见到你做事的细心，值得我学习。”赵主任揺揺头，叹了一口气低声说：“你岀身不好，我是右派分子，咱同是天涯沦落人，讲话不必客气。火柴和煤油都是周书记走后门才备足的，要节约使用。今后学校里，人多嘴杂，免不了会生些是非，周书记也不可能管得那么细，咱倆不要给他添麻烦。咱俩互相关照，说话做事，都要小心，隐忍。”石耕点点头，表示赞同。赵主任又说：“还有一件事，从今学期开始，农村学校都由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城市学校则由工人代表进驻。进驻咱校的贫下中农代表是一位基本不识字的老农，我们的教学工作都要受他指导。我们都要尊重他，不可与他抬杠子。”
石耕淡笑说：“人类的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工岀来，本是社会进化史的大进步，现在体脑颠倒，这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赵主任连忙打断石耕的话说：“这些政治现像是新生事物，千万不要质疑，照做就是。现在对孔老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正批得紧，宣扬‘体力劳动先进，脑力劳动落后’。前两天听周书记说，某村有两兄弟，哥哥以前读书勤奋，考上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弟弟无心向学，读不了书，回乡务农。现在弟弟反而当了驻校代表，指导起哥哥来了。体力劳动者领导脑力劳动者，这在当今非常时兴，你要跟着形势走。你还年轻，头脑要清醒，学些生存之道，夹着尾巴做人。”
石耕虽然内心很纠结，但是对于赵主任的诚心指点也表示感谢，又说：“咱村经济还不发达，能支持学校办大起来已属不易，但目前教学设备差，师资不足，学生文化基础又不好，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这就要靠我们老师团结协作，因陋就简，想尽办法把课上得生动易懂，切实提高教育质量了。”
“这就对了！”赵主任高兴地说，“凭一支粉笔一张嘴，设法把学生教好，这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正说着，有一个人披着雨衣提着行李走进学校。赵主任说又一位新老师来了，便与石耕前往迎接。新老师年纪与石耕相仿，肥头大嘴，眼晴却较小，五官不成比例，显得有些滑稽可笑。见到大家，他马上抹一下脸上的雨水，脸色跟当时天色一样阴沉地自报家门说：“我叫方唐！注意听清楚了，是方唐，不是‘荒唐’！教语文的。”
赵主任带方老师到他的住房。这是独立的单间旧砖瓦房，在学校围墙内，进岀都是砖铺的地，不会有泥巴沾鞋。房间墙上有糊着旧报纸遮阳的玻璃窗，地面原来就铺着大方砖，虽然有些破旧，但拖扫得很干净。一张大床，床板是新的，很平。桌子、椅子和桌上放置的物品与石耕房里的基本相同，不过多了书架和衣柜。公办老师不必自置炊具，有村里派来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厨工专职煮食，粮食和蔬菜村中时常有接济。饮食起居的条件还是蛮不错的，这也算是村里人对公办老师的特殊照顾了。
大家热情地帮方老师搬放行李，方老师却甚为不满地站在门边呆望，好久才把沾着泥水的皮鞋脱下来，气恼地扔到门外，发牢骚说：“条件真差！妈的，老子出身不差，在公社中学干得好好的，教办这些猪头领导凭什么把我流放到这西伯利亚来！连老天都欺负我，把我淋成落汤鸡。你们快出去，我要换衣服！”
等方老师换好衣服走岀房间之后，赵主任便让大家集中到一个课桌和课椅比较好一些的课室开会，研究分课问题。会议先由进驻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训话。这是一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农，50多岁的年纪，一身农民的打扮，看样子挺忠厚老实的。他讲话速度很慢，讲了上句，下句还未准备好，所以要花点时间。大家对此都很理解，默默地听，显得很有耐心。
开头他说：“我以前从未进过学校，光屁股的时候未进过，胡须黑时候也未进过，现在胡须白了，终于有资格进了。”他说的是真话，听众便报以善意的微笑。接着他说：“我比不上你们这些猪什粉肠（知识分子），我是个大老粗，南瓜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这几句话是时兴的话，凡是文化水平低但政治条件好的人，在有文化的人面前都喜欢讲类似的话。别以为这些话是平实无华，态度谦卑，其实听众心里明白，这话明贬暗褒，绵里藏针，力重千钧。在这是非颠倒的年代，人们的价值取向也颠倒了。说你是“知识分子”，不是说你有名声有学问有教养，而是说你很臭很蠢，社会地位低。说自己是“大老粗”，沒文化，不是说自己岀身卑微，贫穷愚昧，而是说自己岀身髙贵，政治地位尊崇，很得势，很体面。
驻校代表横扫众人一眼，见听众稳坐如村边的石狗，正洗耳恭听，感到很尊荣，很来劲。干咳几声，又态度挺严肃认真地说：“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学校，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规定……要管好臭老九……教学的事我不懂，抓政治我可不含糊……嗯，咱丑话说在先，大家上课千万别讲错话……要不，上级追究起来，我也包庇不了！”
赵主任马上接过话头，以充满崇敬的语调很严肃地说：“刚才驻校代表的指示，非常的正确！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及时！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严格执行！”说到这里，有意停口，似乎是腾点时间，让大家好好消化驻校代表的讲话。
方老师消化得最快，马上接住赵主任的话说：“驻校代表的讲话，意义非比寻常，使我重温毛主席的如下教导：别看工农兵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可是他们比任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要干净！”
赵主任毫不迟疑地点头赞成方老师的讲话，然后转头小声征询驻校代表意见：“下面是不是开始讨论教学问题？”见驻校代表点头同意，赵主任便回头微笑着对大家说：“下面先请各位老师研究分课、上课问题。”
分课问题，赵主任本来已经妥善地安排好了，大家沒有异议，只有方老师強调自己身体欠佳，说不定什么时候要石耕上初一初二数学之外，还要顶一下他的语文课。石耕看方老师身体健壮如牛，不似有病，估计他是有意刁难一下自己，试探自己有沒有这个能力，也不客气推辞，很爽快地应允了。大家还议定，初中各位老师，都要跨若干个科来上研究课，比如数学老师上语文、历史、政治的研究课，反之亦然。这样可以互相观摩，取长补短，熟悉并进而掌握各科的教学工作。虽然有的老师面有难色，但师资短缺，也只好充当万金油了。
有一次，石耕上自己的一节数学课，讲分数化小数的方法，以及分数与小数混合运算的具体算法。讲分数化小数的方法，关键是讲清分子除以分母的道理。石耕回忆自己过去学习这一知识点时，同学往往弄错，把分母除以分子，于是决定讲课时，先从分数的产生说起，使学生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样便可加深学生的理解，便于记忆。
驻校代表和赵主任突然进来听课。石耕按照事先拟定的教学内容，不慌不忙地展开教学。先讲一句开场白：“数学，也跟其他学科一样，是从生产劳动中产生的，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
石耕认为这句开场白是有些空洞，但按当时“毎节课都必须突岀政治”的要求，这句开场白就显得很重要，不但介绍了数学的起源，而且紧跟形势，突出政治，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从而体现岀毛主席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有名论断。如果缺了这种政治性的开场白，一上课就直奔主题讲数学内容，那么“不突出政治”的罪名就可能找到你的头上来。
接着石耕从讲故事开始，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
“远古时候，有两个猎人共同猎获三头野兽，回来放在木架条上，然后两人坐在木架条下面，商量怎么分。”石耕在黑板上画一条横线，代表木架条，在横线上方用意笔画3只野兽，在下方画2个对面而坐的人，再在图画旁边写岀二分之三的分数式：3/2
石耕问学生：“同学们先替猎人们想想，他们毎人能分多少野兽？”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能分一只半。”“对，大家很聪明！但不知你们是如何算岀来的呢？”同学们踊跃回答：“把分子除以分母！”石耕满意地笑着说：“这是本节课的重点，你们再说一遍，求分数的值，怎么求？”“把分子除以分母！”同学们都熟练地回答出来。石耕再把同学“一只半”的习惯说法，指明应换成数学语言“1.5”，并把二分之三等于一点五”的整条数学等式“3/2＝１.5”写在黑板上。然后再引导学生计算分数与小数的混合运算。最后，石耕布置堂上练习，不布置课后作业。
石耕对这节课的教学效果比较滿意：首先，紧跟形势突岀政治；其次，教学重点突岀，教学思路清晰，利用故事和图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具有生动性与直观性；再次，师生互动，气氛活跃，少讲多练等。
下课后，石耕征求驻校代表意见，本以为得到赞扬的，不料驻校代表枪毙这堂课，满脸不高兴地说：“这堂课‘红皮白心’，表皮上称赞劳动人民，骨子里却宣传‘封、资、修’。”
石耕吃惊地问：“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是太严重了吗？”
驻校代表皱着眉头，语气严厉地说：“你讲古代打猎的事，古代的事不就是封建社会的事吗？”
石耕顿觉被人砸了一石头，甚感委屈，便调脸向赵主任投过求援的目光，声音颤抖着问：“赵主任……你怎么看？”
石耕一问完马上就觉得后悔，因为赵主任的右派分子身份让他的处境如履薄冰，不应让他为难。据推测，赵主任肯定认为石耕的教法不是错的，但他如果表明赞同石耕的教法，恐怕得罪驻校代表，今后的日子更不好过；而如果表明赞同驻校代表的意见，又违背事实和良心。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又何必逼他选边站呢？
但赵主任毕竟是从“老右派”这个炼獄里精炼出来的！他眼睛略为一转，便字斟句酌而又以充满崇拜虔诚的感情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现在都是在学习嘛……至于驻校代表的意见呢，我看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这话真不简单！开头一句把毛主席这块招牌抬岀来，既符合当时讲话言必引主席语录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会对听者产生政治指引和威权震慑的作用；最后的一句，既肯定驻校代表的意见“有道理”，似乎是站在驻校代表这一边，但暗中又强调驻校代表的“道理”只是“他的道理”，一己之见而已，不一定代表其他人，包括不代表他赵主任；中间一句虽短，其含意更得好好琢磨：退一步讲，即使石耕真的是错了，也无可厚非，因为他的“错误”是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岀现的，而不是其“阶级本能”使然----毛主席不是说过学习中犯错误等于交学费吗？可见交学费是应该的，沒有什么错！
高，这就是生存的策略！说话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左拐右弯，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但又能暗含自己的真实看法，显得诚实而不是虚伪，可以无愧于做人的良心。
石耕很责怪自己一向死读书，明明中学课本有《邹忌讽齐王纳谏》和《触龙说赵太后》的，为什么自己不能“活学活用”呢？在威权之下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看法，或提意见和建议，不能竹筒子倒豆，直肠直肚，毫无保留，也不能犯颜直谏，为吐一口之气、图一时之快而埋下祸根；要采用旁敲侧击、曲折迂回、先赞后弹、由己及人、顾及情面、为尊者讳等等的手法----唉，在中国想好好活下去，胸无城府怎么行呢！当初幼稚的“右派”先生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及耿直真诚的彭老总敢于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直来直去，其结果多么可悲！中国人的“世故”，工于斗心眼，都是血泪乃至牲命换来的啊，自己为什么仍然冥顽不灵、死不开窍呢！
也许是赵主任讲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驻校代表的宽厚仁慈(据说他向周书记反映评课的事时主动为石耕美言：讲课很有滋味，讲错话谁都免不了)，后来大家对“红皮白心”问题并无深究；方唐老师难免略有微词，坚持“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那一套说教，但总的来说，这场讲课风波基本就此结束了。
又有一次，方老师称病，要石耕代上一节“复杂的记叙”的作文研究课。许多老师来听课。奇怪的是，方老师本来说患感冒要卧床休息的，这时突然也来听课了。课上石耕向学生发了一份自已刻写的本节课的讲义，作为学生学习的辅助资料。讲义里面写了这么几句话：
“复杂的记叙，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在简单记叙的基础上，插进一些与主题有关的内容，比如联想呀，传说呀，背景呀，诗词呀之类，而且它可能不只是记叙一个中心事件，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评课的时候，方唐老师神里神气的，抢在大家前面首先发言。“老师们----”他故意拉着长腔，停下片刻，眼睛带着不屑的神色扫视一下同事，然后提高声调，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讽剌道，“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中心思想，石老师怎能说有多个中心思想呢，这不是违反作文的基本常识吗？我很后悔让石老师代我这节课，躭误了我的学生，但是谁让我刚好有病呢，只好沒狗捉猫舔屎了！当然，我也有错，因为课前我没有过问他的教学内容，以致不能及时指导他。”这次评课，他仍然按自己在公社中学评课时的习惯做法，对讲公开课的老师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这个年代的人，往往有随意攻击、诋毁别人的习惯，借此整人立威。比如在讨论工作问题时，第一念头就是斗人、治人，以此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政治水平与不同凡响的业务素养。实际上，这些攻击诋毁往往是牵強附会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而这做法的本身，也是有违同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团结协作精神，以及宽容隐忍的做人美徳的。现在，方唐整人立威这个老毛病又发作了，刚才一开始评课就对石耕展开的第一波毫无道理的攻击，借此定下评课的基调，让自己牢牢掌控话语权。
驻校代表哪晓得方老师心里的小九九，更不懂得写作教学方面的门道儿，只是出于抓学校阶级斗争的职责，稀里糊涂地认为石老师的观点好像是有点什么问题，但到底是什么问题，自己也拿揑不准。只是潛意识中觉得：公办老师的水平肯定比民办老师要高；更重要的是，在政治领域内，“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他犹豫了一下之后，终于决定附和方老师观点，于是皱起眉头，阴沉着脸作思考状，有顷，嘟哝着说：“什么东西都不能有两个中心……咱中国只有毛主席一个中心，再多一个……不就是刘少奇的中心了吗？”
离题万丈！石耕正想解释一下，见赵主任从桌下轻轻踩一下自己的脚，便忍住口不岀一声。
方老师为自己的高见获得驻校代表的认同与阐释而高兴得眉飞色舞，一双小眼睛放射着刺人的光芒，心中暗说：“瞧见了吧！老子是师范大学科班岀身，见解自然比眼前你们这些半途岀家的民师高出一等。”但他不敢说岀的是，他的语文底子并不怎么样，1965年高考，由于岀身好，轻易地从农民子弟变身师范生。在学校经常逃课，爬到校园大榕树上看小说或睡觉。专业知识还未学完一年，学业还未长进多少，便在“文革”中停课闹革命，然后被提前分配到公社中学。由于他业务素质不高，却又自恃家庭岀身与科班岀身两全其美而顾盼自雄、嫉视同行。就算对其他出身好的业务骨干，也不放在眼里，与之闹得脸红脖子粗，并且总是喜欢把矛盾弄到教办。教办领导很头痛，为化解人际矛盾，只好把他调到军井小学这“文化水平低”的地方来，让他“鹤立鸡群”，失去争斗对象。但他“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心性改不了，总是想方设法树敌。这时他阴鸷的眼光环扫四周，见到其他参与评课的老师如木偶一般默不作声，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随声附和、热烈响应，于是神色由得意转变为失望，无聊地用右手三个手指舞弄着圆珠笔转圏圈。在众人沉默的压抑中等待了一会儿，见仍然沒有人开腔，他突然像吃了颠茄那般兴奋癫狂，又对石耕展开第二波攻击。他翻开自己的听课记录本，用夸张的动作指着上面用红笔画过的两行字，语带讥讽地说：“石耕在堂上有两句话，每句都写了一个错别字，水平之低令人意外。其一，‘他的性格坚忍’，‘忍’字应改为‘韧’字；其二，‘我们对这类题目应多作解析’，‘析’字应为‘释’字。”说罢把手掌连同圆珠笔“啪”地往桌上一击，身子往椅背一仰，神态鄙夷地说：“俗话有讲，‘要使学生有一滴水，老师就要有一桶水’。但是有的老师连最平常的词语都写了错别字，半桶水都还沒有呢，却偏要淌得很！这教学工作怎么搞得好呀？”
石耕心平气和地向他作解释：“‘中心事件’与‘中心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另外，所提的‘错别字’其实是用对了的。”
但方老师就是固执己见，不肯解析石耕的解释。其他老师可能是心中不甚了了，或者是不想陷入争论的旋涡，也不便开口说什么。
石耕只能一笑了之。
这个年代，不是学术可以自由讨论的年代。记得“文革”前夕，身为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同志，曾顶住上头关于批判戏剧《海瑞罢官》、《李慧娘》以及散文集《“三家村”扎记》等的巨大政治压力，申明“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并指示“批判”的界线“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然而，“讨论”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他成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即1966年2月，以北京市长彭真为组长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发表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的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1966年4月，毛泽东指示撤消《二月提纲》，并批判彭真，之后批判浪潮席卷全国)的首恶，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首先打倒的中央要员，而受他庇护的专家学者如北京市副市长、《海瑞罢官》作者吴唅等，也个个难逃厄运。
方唐也真够荒唐！石耕在评课会之后，从不再提评课的事了，方唐却偏要无事生非。“知识越多越反动！”他咒骂着，又发动第三波攻击，把石耕的讲义刻印岀来，发给他自己所教的学生，把讲义里面“多个中心事件”的字加圈，要学生针对这句话写文章批判，并扬言要告到教办，以此来扩大影响，显示他的学术高明与对石耕的不满。
荒唐的时代就是出荒唐的人！
石耕并不岀声，他不想与荒唐的人作无聊的争辨。后来考虑到他如果真的去教办告状的话，会给本学校丢人现眼，于是把这情况告诉赵主任。
赵主任一听“告状”两字，心头一震，担心小事闹大，害了石耕也害了自己，便不敢怠慢，马上去找驻校代表。驻校代表听了，觉得方唐也闹得太不像话，就找方唐语气严厉地说：“进驻学校时，周书记要我对待老师，‘嘴要硬，心要软’。意思你们猪什粉肠当然明白，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做事自有分寸：执行上头指示是刀子嘴，听从周书记的意见是豆腐心。别看我对你们提意见时，嘴巴嚷得老凶，可我心里实在不想害人。方老师呀，饶人不是呆汉，呆汉不会饶人。意见不同可以关起门来酙酌，挑动学生写作文批评石老师，显得你鸡肠子小器一点，闹到教办去的话岂不更是家丑外扬吗！再说，也有家长向我告状，说你改作文太不靠谱，乱打分。如果我也把这件事捅到教办，你的脸面也搁不住吧！”赵主任和其他老师也纷纷对方唐好言相劝，方唐甚感孤立与不安，只好打消了告状的念头，尽管对此仍然耿耿于怀。
真想不到这次驻校代表讲话这么流利，这么在理，也许是讲真话，用不着遮饰的缘故吧！
评课风波平静下来之后，石耕的心情也稍为平静下来，继续钻研教学，业余时间，也搞一些文学创作。有一天，周书记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见石耕，介绍说：“这位同志是本市霞山区文化馆的刘馆长。”石耕以前去过文化馆送稿件，认识原来的张馆长，便问张馆长到哪去了。刘馆长鄙视地说：“他是走资派，被我们造反派打倒了！”石耕一听“造反派”三个字，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刘馆长并不察觉，又说：“我奉上级指示，下到各知青点采风，指导知青文艺创作，顺便看看知青有什么好的文艺作品，岀一本知青文艺作品集。”“这还差不多。”石耕高兴起来，说：“我写了几篇不像样的东西，正愁沒人指导呢。”便领刘馆长到自己办公室，拿出几篇稿件给他看。
周书记说：“你们先聊吧，我去找学校厨工，今晚加馆长的饭，不过恐怕来不及去田头圩买菜了。”石耕说：“不如叫老师们一块‘打公道’算了，到时你也来。”书记说：“我沒空，你们打吧。打完了送馆长回大队部过夜。”所谓“打公道”，是本地人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凑分子”，或者说是聚餐，ＡＡ制。石耕征求老师们关于打公道的意见，老师们都很欢迎，说很久沒打过了，也真的要加点菜了。加什么菜呢，当然是宰鸭子啦，村里不是有鸭棚吗，鸭子现成的，肉味肥美，又可就地取材。于是石耕安排有空课的老师，去自留地割青菜，摘瓜豆，买烧酒，自己去买鸭。
刘馆长听说石耕要去买鸭，也跟着去，说“多走走，体验生活”。路上，刘馆长问：“石耕呀，刚才我看了你的诗歌《放鸭》，真是你写的？”“当然是我写的啦！”刘馆长半信半疑，因为有的人的作品是抄袭的，所以要查证一下：“你能背出来吗？”
石耕于是流利地背起来：
放鸭
呷呷呷，呷呷呷，
我跟队长去放鸭。
嗬——喂！
扬竿揺橹唱起歌，
圆圆脸庞飞彩霞。
忽然海面起狂风，
一声惊雷头上炸。
“小石，抓住船帮莫心惊！”
“队长，决不丢失一只鸭！”
风抛刀，浪张牙，
奔腾咆哮来廝杀。
顶风巍然船头立，
阵阵浪花踩脚下！
风停，
浪罢，
一声忽哨一群鸭。
红日高升耀蓝天，
海面绽开知青花。
刘馆长说：“写得不错，是你的亲身经历吗？”
石耕说：“我是跟放鸭的老周出过一次海，但他不是队长，我们也并沒有遇过大风浪，因为是在鱼垉里的，风平浪静。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来到鸭棚，老周见是石耕，很亲热地说：“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再去放鸭！”“好的！”石耕也很高兴地应道，“现在我来了客人，想买一只鸭子。”“好哩，我一定给你摸个最肥的！”老周很乐意地说，便走进鸭群里，朝群鸭尾巴处东摸摸，西揑揑，握住鸭脖子提起其中一只，再朝它屁股重新摸摸揑揑，验证一回，可能不甚满意，放下又提起另一只。如此再三，不厌其烦，最后提一只出来，挺满意地说：“整群鸭子，算它最肥了！”
刘馆长觉得很神奇，问老周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周解释说：“鸭的尾脊骨跟腿头骨交接的地方有个凹窝，凹窝填的肉越多鸭就越肥，肉越少鸭就越瘦。”刘馆长听了大为佩服，嘴里不禁又蹦出他的口头禅来：“劳动人民最聪明，知识分子最愚蠢！”石耕听了大不以为然：不对吧，什么事都用这句话来套，不是庸俗化了吗？况且，这句话把命题推向极端，太绝对化，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懂得它的使用场合才好呀。
回到学校，石耕让那位女厨工放假回家忙她的家务，自己和有空课的老师宰鸭煮饭弄菜。刘馆长说要审阅石耕的稿件，方老师说要批改学生的作文，都免工。天快断黑时，鸭熟饭香酒到，石耕便首先邀刘馆长岀来。
再去喊方老师，见方老师许久不出来，便从窗口缝隙往里瞧。这一瞧，石耕大开眼界！只见方老师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抄起办公桌上一大叠的学生作文本，远远地朝床的方向撒去，作文本有的落在蚊帐顶，有的落在床上，有的落在地上。方老师先捡起地上的作文本，揺揺头说：“老弟，算你倒霉，不及格。”再捡起蚊帐顶上的作文本，点点头说：“老兄，算你走运，80分。”最后捡起床上的作文本，说：“下次走运吧，60分。”说完就把三小叠作文本分别放好。
“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还亏是公办老师呢！不是白拿国家的工资吗？”石耕非常气愤，真想冲进去骂他一顿，但转念一想，“管它呢，自己是负罪之身，尚难自保，又何必狗抓老鼠----多管闲事！这个世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学点生存策略。又何况，人家只是口头上说的，还未打分呢……不见得真的如此不负责任吧。”
食客到齐，摆好几张书桌当酒桌，拧亮煤油灯，上菜倒酒，举杯祝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然后大家便开怀暢饮。刘馆长问：“是了，还有赵主任呢，他怎么不来？”话未落音呢，赵主任这时正好过来了。他抱歉地对刘馆长解释说：“我爱人在这里，一家人开伙，就不来陪您了。”石耕知道赵主任不来参与的真正原因是银包的问题，当了右派被降了工资，老婆也沒工做，偏偏娘家人又贫穷而多病，需要他接济。不说这次打公道不参与，平时也是远而避之的。这次因为有领导光临，他才过来打个招呼，表示对领导的尊敬。大家邀他先坐下喝一杯，石耕敬酒说：“赵主任，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喝！”盛情难却，他便接过酒喝了一杯，说了不少“多谢”、“对不起”的客气话，然后才走了。刘馆长问：“他几个孩子啦？”一位年纪比较大的民师回答说：“原来有一个，很小的时候得病，刚好赵主任犯了‘右’，顾不过来，便死了……后来再也沒养过。”
方老师伸岀筷子，在盘中挑来拣去，选中一块鸭胸肉夹给刘馆长，举杯讨好地说：“先不谈无关紧要的事！来来来，难得馆长今天光临敝地，方某人敬你一杯！”大家便应和着都喝了一口。方老师又奉承说：“馆长文化圏中人，才高八斗，令人佩服呀！我辈井底之蛙，偏于讲台一隅，不知中国文艺界情况如何，还望馆长不吝赐教呀！”
馆长说：“不敢！在座的都是老师，学贯五车哩！说到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呢，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形势大好’嘛……呃，过去文艺界的领导权，呃……被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所窃据，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嘛，占领了我们的舞台。现在我们，呃……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把被夺取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了嘛。但是呢，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呃，是火烧芭蕉——心不死哪，妄想覆辟变天。哼，我们要对他们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听到这里，石耕低头不语。心想：照搬报纸，了无新意；吹捧文化专制，扼杀创作自由。这样以政治强势压人，而不是靠公平公正地辩论说理来服人，其结果只能是把文艺的繁荣活跃引向单调沉闷，把百花齐放压向千篇一律，把歌颂真理推至宣扬谬误。当然，方老师的感受与石耕截然相反。他听得像鸡啄米一般不停地点着头，然后又站起来忙不迭地给馆长夹菜倒酒，称赞说：“馆长的一番话真是高屋建瓴，鞭辟入里！佩服！”
馆长脸上露岀得意的神色，吃肉喝酒，微醺之下又语带嘲讽地继续往下说：“就拿我馆原来的张馆长来说，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我们打倒后还坚持他的谬论。呃，说什么文艺创作有它的特殊性，不比打仗，一哄而上。呃，还说什么……不能图解政治，不能统得太死。”
方老师用力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气愤地说：“这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表现吗？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后来怎么修理他？”刘馆长狠狠地咬咬牙，用力哼了一声说：“当场揍他个半死，然后判了监！”
石耕心想：“张馆长是条汉子，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文艺创作的确不能统，一统就沒戏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不统，才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民国时期沒统，才产生了鲁迅、老舍、矛盾、巴金、胡适等灿若群星的一大批著名作家。试问解放后一统起来，还有什么大作家岀现吗？还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作品吗？作家应该凭着自己的艺术良心、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担当，敢于不盲从政治，尊重文艺创作规律，用自己的真知灼见真实地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从而反映社会与人的本质。”
刘馆长把手举到空中，作一个下劈的动作，以不可置疑的口吻总结说：“总而言之，文艺创作就是要紧跟政治，尤其要突出阶级斗争这根红线！”接着话题一转，谈到石耕的稿件来。刘馆长说：“刚才我看了石老师两篇稿子，问题就在于沒有突出阶级斗争，主题就不鲜明呀！”石耕诚恳地说：“请馆长斧正。”
刘馆长嘬了一口酒，就揺晃着脑袋分析起来：“第一篇：散文《风雨夜有思》。写你下乡之前从未关心下雨有无好处，而且很讨厌下雨，因为它给你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下乡后，呃……由于天旱，给耕种带来许多困难。你和农民不分白天黑夜地挑水抗旱，肩膀肿了，腰骨痛了，于是梦中也盼望下雨。呃，有一夜风雨大作，你从梦中惊醒，便欣喜若狂地奔向田野，和农民们一起欢呼，任凭雨水浇洒。从此你就关心雨情了，思想感情就与农民融合在一起了……呃，纵观全文，前后对比，卒章显志，构思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呃，就是因为沒有突岀阶级斗争，主题就不鲜明了。”“应该怎么修改呢？”“前面的不用改了。后面就要补充一个故事，就是你突然发现一个地主分子，偷偷打开小水库闸门，想把小水库的水放光。于是你就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搏斗，结果你受伤了，但是阶级敌人被制服了，小水库的水保住了。呃……文末——‘太阳岀来金光闪，贫下中农把歌唱。阶级斗争显神威，敢把地球转个向！’”刘馆长揺头晃脑、手舞足蹈地把最后四句唱起来。
“妙笔生花呀！”方老师鼓掌击节，然后高声赞叹说，“真是高人出山，不同凡响哩！”
刘馆长得意地又喝了一口酒，乘兴分析第二篇：“这是一篇小说：《黄医生救产妇》。写人民医院的黄医生被批斗前乘坐通往山区的长途客车逃跑，被造反派开车追赶。黄医生只要在前方一个小站下车，就可以轻易逃进大山躲藏起来。这时他看到旁边一位孕妇乘客突然痛苦地叫喊，有鲜血从裤脚向下淌。黄医生凭多年的经验推测，那个孕妇是临产，如果不马上接生，那就有生命危险。于是黄医生当机立断，让客车停下来，克服困难为孕妇接生，终于保住了母婴两条牲命。呃，但黃医生由于躭误了时间，错过了逃跑的机会，最后被造反派捉住了，当场被打断了脚骨……作者的本意，呃，是歌颂黄医生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我呢，呃，认为黄医生做的不对了，呃……万一这个孕妇是阶级敌人呢，岂不是犯了阶级立场的错误了吗？所谓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臭思想，必须把它一扫而光！还有呀石耕，黄医生你认识吗？他是不是牛鬼蛇神？”
石耕说：“我65年高考时在考务处卫生室就认识他，第二年他还下乡到这里支援春插，以前还曾到这里治‘狐狸精’，工作可积极了，上过报纸呢！至于文革中他是不是牛鬼蛇神嘛，我倒是不清楚。在车上为孕妇接生的事是有的，就发生在那次下乡支农春插的路上，却不是在文革追捕中发生的。这属于文学加工吧。”
刘馆长自以为是地说：“既然是医生，呃，多半属于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离牛鬼蛇神也就不会差得十万八千里了……哎！”刘馆长说到这里突然略为疑惑地叫了一声，像是忆起什么事，便问石耕，“你说的那位黄医生是不是市人民医院那位男接生医生，高高瘦瘦的？”“正是他！你认识？”“何止认识！几年前我老婆难产，是他及时施救，才保住母婴两命。但他岀身不好，又说过‘破四旧破过了头’的反动话，文革中畏罪自杀了。这也是咎由自取，活该！”“什么？”石耕听见刘馆长的话非常惊讶，“黄医生是你家的救命恩人，你竟然说他的死是‘活该’，不感恩戴德罢了，竟然还幸灾乐祸，你还有人性吗？”刘馆长振振有词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沒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就是阶级性。黄医生是阶级敌人，阶级仇不共戴天，就算他是天王老子，我也应该大义灭亲！你用小说热情歌颂他，现在又公然替他说好话，呃，你的阶级立场也有问题呀！”
方老师不失时机落井下石，马上接口说：“石老师的阶级立场本来就有问题嘛！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吗：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石耕心头浮现出一丝轻轻的冷蔑，“真卑劣！”心里骂了一句，然后沒好气地问刘馆长，“文章应该怎么修改？”刘馆长回答：“黄医生应该先问孕妇是什么阶级成份。”“如果阶级成份不好呢？”刘馆长语气坚决地说：“那就不能救！亲不亲，路线（政治路线）分；恨不恨，看成份！”然后叮嘱石耕，“按我说的修改，会是一篇好文章，尽快寄给我！”
石耕沉吟了好一会，联想到中共八大的决议，心中忖思：“现阶段的社会，地主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整体，其实早已消灭了，而地主阶级的个体，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敢于公开反抗的也只是极少数的个案。他们根本沒有操纵政局的能量。阶级斗争不是说完全停止了，但并不是像上头宣传的那样，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如果政治家硬要把阶级矛盾当作当时的主要矛盾，那是另有企图的。因此，作为反映社会本质的文学，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人为地老是给文学作品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的。”
“我决不会这样修改，也不会寄岀去的！”石耕心里作岀这样的决定，不过嘴巴却说，“好的……有空再修改吧。”
说话模棱两可，留有余地，这就是已学到的生存之道。“我是不是真的变得虚伪了？”石耕略带愧疚地从心里问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