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一个发言稿：何为情境化的地方性？

在江苏青年文学论坛“青年写作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上的发言。我前面是叶子发言，后面是丛治辰发言。所以，数字时代的地方性问题抛给了丛治辰。

地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时间：2021年5月20日

何为情境化的地方性？

胡桑

我在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很少，主要是德国当代文学和哲学。研究之外，我写诗。地方性和世界性的概念一直是缠绕在我的写作和思考里。因为我写诗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我是浙江湖州人，经常写浙江湖州的一个小村，就是我的散文集《在孟溪那边》里边写到那个村子，还有上海的街道。我也做翻译，我的翻译和教学都涉及西方文学作品。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撕裂或者有一种错位感。这个错位感又很真实，这是一个当代青年写作者特别真实的一个情形。就像三三说的，我们一直在读外国的文学作品，世界性的文学作品，但我们是用汉语写作，我们要写属于我们的地方性。在这样的场域里，有些话题可以探讨一下：

首先，刚才叶子老师提出来，在全球性或者一个世界性的概念里面，为什么我们会重新去谈地方性。地方性必然与世界性的概念缠绕在一起。没有世界性，我们也不会关注所谓的地方性、本土性或者民族性。这里，我想到一本书，就是法国的比较文学家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他提出一个“世界共和国”概念。文学已经世界化了，整个世界都处在那个世界共和国的语境里面。但是共和国又不是均质的，而是有中心的。巴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构成了世界共和国的中心，我们必须被巴黎承认才能变成这个共和国的公民。现在，可能巴黎不再是中心，可能是纽约、伦敦，不知道北京算不算中心。比如德国作家塞巴尔德——这两年国内翻译很多——最早被承认是在美国。那意味着世界共和国的中心、首都对这一个作家授予冠冕，就是通过一个来自中心的封圣行为，一个作家才能被称为世界性的作家。

我们到底在为自己的母语写作，还是在为一个虚拟的甚至数字化的世界共和国写作？当然，对我们这些写作者而言，最切身的可能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写作时肯定首选汉语为我们的语言吧。我们是为汉语写作的。但中心却遥不可及。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撕裂感。

这种趋于中心、趋于首都的、渴望被授予冠冕的写作里面有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我们会不会就是为了虚拟的、可以授予冠冕的中心，而去故意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即所谓的地方性或者民族性。我们在东方写作所使用的母语，会不会为了西方某个中心而自我东方化、异国情调化。这可能是一个陷阱，这应该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要去思考的。

另外一个概念是德国的比较文学批评家库尔提乌斯提出来的，即“翻译”，或者说，他重新探讨了翻译这个概念。他为什么要重新讨论“翻译”？是因为欧洲现在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但是它曾经是一个罗马帝国。欧洲如何从罗马帝国蜕变为了一个由民族国家构建的欧洲共同体、欧盟？“翻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巴黎曾经担当了现代欧洲的中心，它把罗马文化整个“搬运”（translatio）到了巴黎。罗马帝国的普适性保留在了现代欧洲里面。在“翻译”这个概念里，我们要思考，写作是为了普适性，还是对抗这种普适性性。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主动进入到罗马帝国的普适性场域里面，汉语部分完成了拉丁化。我们还有一个普适性帝国就是中华帝国。中华帝国曾经也是世界的中心。这个帝国从来没有成为欧洲的附庸。普适性化的冲动无论是想拉丁化，还是想回归汉语本身——如果有传统的话，就是回归汉语的传统——都是内在的要求，对于汉语写作者来说是非常切身的。在这样语境里，世界性写作和地方性写作完全是我们自身的事情，不是外在的，因为我们的普适性——中华帝国普适性的冲动和拉丁帝国、欧洲普适性化的冲动，在我们身上都是合理的，切身的。

这我想起一篇文章，韩少功在1985年写的《文学的根》。在1985年，为什么韩少功要重提“文学的根”这个问题？因为，为了走出70年代文学写作范式。之前有一批人选择伤痕派写作，另外一部分人则试图从70年代的影响迅速走出来。他们要走出“人民”的框架进入到“人”这个框架。“人”如何存在是摆在韩少功这一代人面前的问题，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他们后来找到了“根”，这个根就是民族。所以，人是属于民族的。韩少功在文章中说，需要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知、对这个民族的历史进行一种审美式的苏醒。在这样一种冲动里，他们写作的驱动力就是寻根的愿望，寻根寻的是什么“根”？寻的是一个人具体存在又区别于之前那个“人民”的现实，是80年代的现实，这个现实，韩少功说是那些不见于传统或者传统中被遮蔽的那些不规范的生存条件，是更多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的那一面。那一面就是我们民族的根。但是在文章结尾，韩少功又说我们不能不读西方作家，不能不读马尔克斯。我们要学习西方作家的技术。我觉得这就形成了两个方面分割。通过内容和技术两层的撕裂或分割，他成功地解答了自己的困惑。但我觉得这个困惑如今依然还在，我们现在不会把文学作品撕裂为内容、形式这么简单的两个层面，我们更多地把文学视为一个整体。韩少功老师这样一个临时的答案可能就有点不够。他相当于把我们的文学作品重新进行了话语编码，也就是地方、民族的内容加上世界的形式、技术。

为什么世界是技术而不是内容？是因为当时必须面对当时改革开放的语境。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新形象。如果以世界文学或者世界性为内容，那么这个民族形象可能是会被淹没在这个改革开放、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语境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文学内容提供给改革开放的语境或全球化的语境。

这里面有一个三十五六年一个时间差距。现在已经三十五六年之后了。我们重新谈地方性与世界性，其实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谈民族性了。“本土性”曾经也很火，但我们现在也谈得很少。而地方性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这是因为我们可能意识到，地方性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民族性能回答的，地方性是民族性吗？我觉得不一定是。或者说，民族性已经不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因为它在我们的书写里已经基本实现了。民族性具体化为了各种地方性。我们不再构想一种概念化、统一的民族性。比如周恺这样的作家，地方性和民族性之间不能直接脱离，就是四川这样一个地方其实就是民族的。又比如上海作家张怡微，她的地方性是上海家庭空间，但是我们看不出里面有一个刻意的建构民族形象。写作直面的就是地方本身。所以，在当下，为什么我们用地方性重新启动了韩少功老师在36年前那个话题——文学的根是什么、民族性是什么这个话题？是不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在全球性、世界性的框架里面谈论地方、谈论民族国家、谈论中国形象可能会进入一个东方主义的圈套？谈论民族性会不会进入一个景观化的所谓的地方性？在这样的逻辑里，景观化的地方性就是民族性，中国人一定是这样去思考、去生活、去说话。中国人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甚至有模糊的东西？我自己写我老家的村子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把它塑造或者提升为一个中国形象，或呈现中国人如何生活的问题。中国人在我的书写里就是地方上的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我记忆中的、我经历中的那个村子里人们所遭遇的生活。当然这个生活肯定是有历史的，它不可能不携带宏大历史的痕迹。但这个痕迹我想称之为情境化。

我觉得地方性这个概念还是有很多可探讨之处。它是不是可以叫做情境性、情境化？我们现在的写作更多是情境化的。所谓的情境化，三三的小说是很好的例子。三三的小说里清晰的地方性是不在的，但不能说她的小说里空间是空洞的。恰恰相反，里面的空间特别具体，具体到旅行、具体到家庭。三三很喜欢写家庭，也有写旅行，旅行里甚至还会出现我的老家湖州。但是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她作品中的湖州好像我不太认识。所以，她不是为了一种清晰可辨的地方面貌、地方景观而写的，而是为了作品中人的情境化的需要。说到这里，我觉得李樯老师的观点我也承认，文学更多的还是关于人的。当然人这个概念在当代是什么形态值得探讨，这个问题待会儿交给治辰兄，一个高难度的问题留给北京来的朋友。

所以，我们现在的写作已经更多地变成一种更具体、情境更复杂的写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实践路线，是不是我们可以去进一步探讨？所以从地方性到世界性这个箭头，不是一种凝固的、单向的，不是写作的地方性是为了趋向世界性。恰恰相反，因为我们深处世界性之中，我们处身在里面，世界性已经化为非常具体的情境。现在，在一个地方上几乎不可能完全不能接触世界因素。世界已经完全渗透到地方里面。但是这个地方又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情境是一个非常能动的、开放的、流动的、复杂的空间。

最后我想说，这里面涉及到语言的问题，之前我们都没有关注语言问题。我们毕竟是在用汉语写作。我觉得只要我们还在坚持用汉语写作，汉语本身有着巨大的吸收、消化、过滤、提升、转变能力。只要我们还在用汉语写作，我们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世界不是具体的某个国家，不能说法国是世界，也不能说美国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在地方中看到的当代处境。

还有一层意思，可能地方性里面已经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当代意识，所以我们不谈民族性，也不再谈本土性，地方性是当代人的处境、状态，所以它是一种更开放的、面向汉语的更多可能性的存在。但其实汉语这个说法也不合适，其实应该是中国的语言。不一定是汉语，我们还有少数民族语言，对不对？简化为汉语，我觉得可能有问题。“华语”没问题，但汉语有着自我趋同的问题。

最后抛个问题给治辰兄，我觉得在当代已经有一种新的东西已经全面到来了，就是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网络、我们的数字媒介所构筑的一个新的世界性。如今，其实地方性很容易被模糊掉，甚至被虚化掉。中文能在一种虚拟的、数字的、人工智能的语境里面找到一种所谓的地方性吗？这个问题我没有想清楚，只有靠治辰兄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