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被贬低了吗

今天读了陈正宏的文章《被拔高的作家和被贬低的史书 》。作者主要从文学和史学双重角度来谈《史记》的学术现状及其价值，认为文学界拔高了司马迁，而史学界贬低了《史记》。所谓的“贬低”，作者认为是史学界对《史记》史料价值重新认识的结果。我基本同意作者对文学界拔高司马迁现象的分析，但对贬低说则不能苟同。

实际上何尝文学界，就我所知，史学界拔高司马迁也大有人在，换句话说史学界并不存在贬低《史记》的现象或趋势。随便翻开一本历史学者谈《史记》的书，没有不盛赞司马迁伟大人格和史学精神的，溢美之词不可胜言，想赞美得别出心裁一点，都是关山难越。这怎么叫贬低呢？自疑古思潮兴起，史学界确实重新审视了《史记》史料的真伪，这并非个人旨趣而是史学工作性质决定的，是史学求真精神的内在要求。这一点正是文学学者如作者所没有、或所忽视和不能理解的，也正是所谓的历史眼光。这就好比鲁迅笔下高老夫子对历史的理解，讲三国就是孔明借箭，讲唐代就是秦琼卖马。尽管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当人们试图去理解别人眼中的哈姆雷特时，应当推己及人而非以己度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陈正宏作为一名文献学学者，版本目录校雠工作对求真探考精神的要求决不亚于史学，为何一到《史记》问题上便一叶障目了。

回到“贬低”的原因上，除了史学精神层面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因素。《史记》从司马迁到现在两千年了，历代学者把能做的课题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特别是乾嘉以来，继之疑古，再到今天百花齐放，在《史记》本身这一领域，今人想再创新再突破已经很难很难，历史学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新材料新领域。但是只要遇到需要史料需要应证的时候，《史记》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某些领域甚至没有之一。这已足够说明史学界对待《史记》价值的态度主要在于其作为史料的实际功用，而非它的性质，而后者恰恰是文学界比较看重的，在这方面，只要有了一点心得、有一些不同的话语、有一些新的角度亦或文学理论，都可以作为创新，这样来读司马迁和《史记》，则永远也谈不完，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也就是在这种情境下谈着谈着，出现了慢慢地把人谈成了神的文学现象。

当然如果有人硬要把这种贬低的趋势从汉唐开始算起，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像我们不必去说三千年来我们对迷信的认同呈现一种下降趋势，这不仅仅是价值波动，还是世界观本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