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豆子#2021年7月8日

白天处理报告，本来以为悠闲的周末就要来了。

结果临近下班时，因为和别人要数据方面的资料，被“对价”回来一个短评的活。

于是晚上看了“虎牙与斗鱼经营者集中案”和“腾讯音乐独家音乐版权案”。恶补了一下平台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一些发展。

之前一直在吃读书时摸索的美国反垄断法的老底，有一段时间没接触反垄断法的内容了。

累。

几个感想：

1. 反垄断法的立法用语，一直都具有很强的模糊性，这是各国反垄断法的共性。但这种模糊性不是坏事。

比如，互联网公司发展之初，很多并购案没有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大家都知道的滴滴并购Uber），在当时用VIE框架下的合并是否申报没有规定这个理由，也能解释得通。立法上的模糊用语，就给新兴行业一定的发展空间。但这种模糊性也可以随时被执法机关精确化，比如2020年对阿里巴巴、腾讯阅文和顺丰丰巢的VIE框架企业的处罚，就将前面的模糊问题精确化了。此时，这种模糊性成为平台经济企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所以，怎样利用反垄断法模糊用语所带来的灵活空间，来适应新技术带来的新业态发展模式？

2. 传统的反垄断手段还是否管用？比如，不批准虎牙与斗鱼合并，对腾讯的影响真的很大吗？拆分会不会影响互联网企业的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