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法国游记】
四号线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其实这是个错觉。如果放到更大的尺度上，四号线之前的路线为了避开卢森堡公园，——或者是为了顺便前往一下蒙巴纳斯站（Montparnasse）——绕了一个弯，之后，又为了前往雷阿勒（Les Halles），路线在西岱岛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弯。
当然是避不开的。
西岱岛的位置太重要了。这里是巴黎和法国的起点。
公元前，巴黎还不叫巴黎。
当时这里叫“卢泰西亚”。这个名字是凯撒告诉我们的。他在《高卢战记》里说：“卢泰西亚，巴黎斯人的城堡，坐落在塞纳河的一座小岛上。”
这个巴黎斯人是“Parisii”，当时是指聚居在那附近的一个部落。他们和各个高卢部族一起起义，抵抗罗马的入侵。凯撒派了拉比努斯前来并大获成功。凯撒后来的这个《高卢战记》大部分都是靠着手下们的这些叙述完成。
所以，实际这个“卢泰西亚”是不是在西岱岛上，也不是很确定。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相信它在这里，可是后来人们又在巴黎西部的南特尔发现了遗迹。这就很尴尬了。
但是罗马人是相信的。所以当他们占领了这里之后，在西岱岛上建立了一个神庙。
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这里当初祭奠的是古罗马的什么神祇了，因为那个神庙已经不在。（按照考古发现，可能当初神庙主要祭奠的是朱庇特。）在那之上的，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建筑。
巴黎圣母院。
西岱站的深度非常，像是深入了历史的过往。无论是曾经的高卢人还是罗马人都不会想到，我们现在会用这种交通方式到达这个地方。
第一次去的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不像现在，随随便便就能在地图软件上找到方向。我们在地铁站出口的地图上看了半天，知道了大概的走法。
从地铁上来，从深入地心的历史上来，就到了路易·勒平广场。到处都是灰白、墙灰蓝顶的巴黎建筑。东面是一个医院，南面是警察局，西面是司法宫，北面是花市和法院。时正冬日，广场上已经没有积雪，但是周边的花圃还留着点痕迹。人们在广场上到处行走，一些人们沿着西南角的店墙坐在室外喝咖啡。
那么圣母院在哪呢？
“跟我走。”杨杨说。然后走向了广场的东南角。
向东南越过医院的墙，拐过一个弯，一栋哥特风格的双塔楼教堂赫然出现在一个广场的尽头。
巴黎圣母院不是法国最大或最高的教堂，自然也不是最早的。但是对于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确实是最重要的教堂，起码是之一。
1160年，巴黎主教莫里斯·德·苏利（Maurice de Sully）提议要在这里建造一座足以媲美圣德尼（Saint Denis）教堂的建筑，以替代此处的一座教堂——也可能是两座。为了满足建筑用地的需求，1163年开工之后，西岱岛东南原本的两个小岛被以填河的方式合并。
在修建的过程中，路易九世将法国持有的耶稣遗物安置在此。所以巴黎圣母院甫一落成，就成为了巴黎教区的主教堂。
从1163年到1345年完全完成，时间已经过去了182年，国王也从路易七世开始更换了十次，到了腓力六世。
圣母院并非是法国国王的加冕教堂，所以并没有国王在这里进行加冕仪式。
当然，这个问题要是问英国人的话，大概是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的。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因为特鲁瓦条约的原因，英国人宣布亨利六世成为了英国和法国两国的国王。于是，在1431年12月16日，英王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加冕法国国王的仪式。而在这之前的1429年7月17日，法王查理七世在圣女贞德的辅助下已经在兰斯大教堂完成了法王加冕仪式。
后来在查理七世任内以法国的胜利完结了百年战争，而亨利六世则拉开了英国玫瑰战争的序幕。
再然后，在这里进行加冕仪式的，就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男人了。
1804年12月2日，矮子拿破仑把教皇庇护七世骗到了巴黎，参加他的皇帝加冕仪式。
再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拿破仑在现场拿起冠冕给自己戴上，然后又拿起一个戴在了约瑟芬头上。
可以说，他是一个自我加冕的皇帝，君权并非神授。
这完全符合拿破仑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的权利并非来自继承，也并非来自神明，所以这也是他选择要在圣母院举行仪式的原因。法国国王加冕的传统教堂是兰斯大教堂，那够不上级别；而曾经的皇帝查理曼是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加冕的，那是神权的象征。
于是，大卫的画就诞生了。
太过违反加冕传统似乎并不是一个好事。两个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的人在其后的人生里都不顺，也都未得善终。
这之后，也确实再未有人在此处进行什么加冕仪式。
这后面值得一说的大型仪式，必须要说到二战后的胜利庆典。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将军在这里出席了巴黎解放的活动。当天早些时候，他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游行中刚刚经历了一次刺杀。法奸和德国党卫军余孽实施了这次行动，他们在高楼上朝着香街的游行人群开枪，戴高乐是重点对象，但是只击中了一些群众。
所以，当戴高乐来到圣母院出席解放活动的时候，他们又来了一次。余孽们躲藏在圣母院的二楼，准备将其击毙当场。
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这样的位置和距离下，他们竟然一枪都没有击中。《圣母颂》开始在教堂里响起。弥撒未曾停歇，戴高乐坐在教堂的前部也始终没有起身。
这显然不是戴高乐的死期。
二十六年后（1970年11月9日），他死在了自己科隆贝的家里。再三天后，在他被下葬的当日，巴黎圣母院为他举行了一场安魂弥撒。
巴黎圣母院确实成为了法国之魂。
她承载的东西太多，就像那尊竖立在教堂内的女性塑像。那是贞德。
1430年，她在战争中被俘，其后英国和亲英神职人员合谋将其定罪为女巫，并以火刑杀害了她。
二十多年后，一场为她平反的审判在圣母院开始了。“女巫贞德”重新变回了“贞德”。又过了四百多年，1920年5月16日，教宗本笃十五给贞德封圣。当初给贞德定罪的主教皮埃尔·柯雄（Pierre Cauchon）被教会抛弃，成为了替罪羊。而这座白色的圣女贞德雕像就在巴黎圣母院扎根了。
当站在她面前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愣住的。虽然我知道圣女贞德，但是作为一个对基督教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我对于“圣女”这个名头并没有认知。我对于这个词最深的理解，是一种水果；而对于“圣”这个字，最熟的大概是孔子、孟子、杜甫和左颂星。
简单的说，我那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圣女”这是一个宗教头衔。还以为和至圣、书圣甚至赌圣这样是政权认可或者民间认可。当然，这对于有基督信仰的人也许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人与人的认知差异从来如此。
就如同杨杨和我。那时他对巴黎的熟悉程度远远在我之上，这主要得力于他的姐姐，早于他就来到了巴黎留学。所以当我们对巴黎的还摸不着头脑，每次出门前都要摊开地图的时候，他已经把巴黎摸了个七七八八。
那么我呢？我对于建筑的了解大概是在他之上的吧。
但是这些有什么用呢。走进这样的建筑，语言的力量是虚弱的，哪怕再说什么结构和工艺都显得苍白。那些高大的柱和墙墩、弯曲的拱肋和横肋在此时有什么意义。
初次进入面对这些的人们只有惊叹和欣赏，大部分的人也都是如此。待到深入教堂穿过长长的回廊的时候，所有人都几乎适应了这些十三世纪的巨大石块。然后花窗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如果之前还能把石块看成技术，花窗的出现只能用艺术来总结了。
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显出斑斓的光影。
在教堂外看时，它们只是一块块略有点颜色的固体，而这个时候，它们已经成为了富有神性的显示器。
任帅第一次来圣母院的时候，我给她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当希特勒的军队来到巴黎之前，巴黎人民卸下了这些花窗的玻璃。待到巴黎解放，收藏了玻璃的人们从家里把它们拿出来。一个完整的花窗又一次出现在了圣母院的墙壁上。
任帅说，这个故事听得她满身起鸡皮疙瘩。
但是我可能骗了她。
这个故事我已经记不得是在哪里听来或者看来的了。但是几年之后，我重新查证的时候，我没有在任何文献资料上看到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变种，我们能在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中，男主角对女主角说“占领巴黎对德军在撤出对时候，在巴黎圣母院埋了很多炸药，他们得留一个人来按爆破对按钮。但那个人——那个士兵——他却下不了手。他只是呆呆地坐着，惊叹这地方的美妙。当盟军部队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炸药还在那里，但按钮没人碰过。”
我说的那个故事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后来我找到了希特勒在德军占领后游览巴黎的记录，他在圣母院还充当了一次导游。
杰西给席琳（《爱在日落黄昏时》的男女主角）说的那个故事也不是真的。因为希特勒在诺曼底登陆后给他的巴黎占领军最高指挥官下了炸毁巴黎的命令。肖尔铁茨看着窗外的巴黎美景和桌上的七道命令，在煎熬重压下决定不执行元首的命令，并很快向盟军投降。这些故事被写在了《巴黎烧了么？》这本书里。
圣母院在二战结尾的时候岌岌可危但是平安度过。
我在巴黎的时候坐过两次游船，一次是和杨杨和他的姐姐。彼时我刚到巴黎，并没有太多都认识，坐在游船上只是惊叹与这些建筑的华丽。金灿灿的亚历山大三世桥，奥塞，铁塔……
另一次是和刘珺。这次我到法国已经过了好几年，塞纳河周边那些公共建筑，我也算进进出出了好多次，看到什么都一眼能知道它是什么和大概是个什么结构。但是当我们坐的船在西岱岛的东部尽头转了个方向，将左舷对着圣母院东立面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新奇。
第一次游船的时间是个晚上，黑色的环境周边看得并不周全，应该也是有这么一个游船掉头的过程，但是我已经记得不周全了。
简单说，这么个过程在这个位置上看到圣母院和西岱岛，产生的感觉是奇妙的。她那个形状在一个瞬间，让我有一种不是我在船上，而圣母院和西岱岛才是那艘向我们驶来的船。
夕阳之下，这圣母院，大概和八百年前一样吧。
当然，圣母院并非没有受到过损伤。
大革命的人群曾把它作为“理性圣殿”，敲烂历任国王雕塑的狗头，移走圣母怜子雕像，拆除尖塔，变做储酒仓库。圣母院里的钟和铜质艺术品也被熔铸成大炮。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描述这些圣母院的大钟：“动辄钟声齐鸣，有从初课延至终课的长鸣钟，有大弥撒的大鸣钟，还有婚礼或洗礼的小鸣钟，各种音丝声线在空中交织而成色彩斑斓的锦绣。这座古老的教堂，整个儿颤动，整个儿鸣响，始终洋溢着钟声的常乐，令人时时感到，这里有个喧闹而任性的精灵，通过这一张张大铜口歌唱。”
但其实，雨果在这里只是一个文学性的描述，他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历史记载，1769年后，大钟们就没有齐鸣过，更不用说其中的大部分在1792年被熔化了。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13年。这年是巴黎圣母院的八百五十年纪念。
圣母院募集了两百万欧元，铸造了九口新钟。它们被运进圣母院，陈放两个月后举行一场齐鸣仪式。
人们前往参观。
然后世界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非曼女权组织（FEMEN）的成员在大钟前褪去黑袍，半裸的身躯举起木棍敲打起了大钟。
她们并没有真正干扰到时间的进程。3月24日下午6时6分，在一个简短的讲话之后，大钟们开始和鸣。人们欢欣鼓舞，欧洲辉煌的荣光似乎将会像钟声一样悠扬。
一年多后，人们再次聚集在圣母院前。钟声敲响，为了遭到恐怖袭击的《沙尔利周刊》编辑部。这是一本以讽刺漫画为主的杂志，日常讽刺各种宗教和国家政府，特别是伊斯兰教和非西方国家。这些事就惹怒了极端宗教人士，他们冲进编辑部，杀掉十名编辑，逃走的过程中还打死了两名警察和四名人质。
这一事件让法国和西方的百姓和媒体极为愤怒，他们谴责恐怖分子，要捍卫言论自由。下一期周刊发行的时候，人们在书报亭外排队购买，然后上传图片在社交软件上打上标签“#我是沙尔利（#je suis Charlie）”。
好的，你们都是沙尔利。那么圣母院的钟也便是为你们而鸣。
《沙尔利周刊》编辑部遇袭之后，我去采访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梅郎雄（让-吕克·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前往现场。这家伙在法国是众所周知的极左政治人物，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还支持中国，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说法是“刺杀者是众所周知的懦夫，他们破坏了我们引以为傲的新闻自由。”
这个话翻译一下就是“我骂你是我的自由，打我都是你的错。”
恐怖袭击当然是不对，但是时时刻刻认为自己都没有问题，同时还认为自己有用任何方式评判全世界的资格，那就太西方了。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傲慢态度一点都不藏着掖着。
一个极左政治人物都没有反思，整个国家接着会怎么干也就显而易见了。
于是，再十个月后，巴黎圣母院又一次为恐袭敲钟。这次死亡的人数是一百三十人。
正如法国作家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所说的：“我们的荣光，我们的灾难，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命运的回音久久回荡在教堂的穹顶之下。死亡时，丧钟响起；愤怒时，警钟长鸣；喜悦时，低音大钟激荡人心。不论无神论者或者虔诚信众，都铭记着这种记忆，这是我们法国人集体的民族记忆。”
是的，这样的记忆很快就又更新了。
2019年4月15日，大火中的尖塔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倒塌。
圣母院残破了。就像这些年已经变得不一样的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