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的人與事:我對張璁的評價

明代著名史家王世貞這樣評論張璁:'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公非者半，歿而思之者十九矣。'

張璁在明代史家私人著述中的印象多半很糟，主要是由於大禮議被認為是諂媚世宗、排除異己，如沈德符稱他'果於自用，異己者則百端排之。'因為我完整讀完了上海社科院出版的'張璁集'，想談談我對於這位張閣老的看法。

1.德:一個人的道德評價很難沒有偏頗，這來源於評價者的判斷標準為何?是是否堅持原則?何種原則值得堅持?又或者是結果論的功蹟來評定?什麼樣的事情稱為功績?這些皆因時、因地和因人而論，我這篇文章也只是總結我對張璁這一生的印象，根據我的標準去評價張羅峰。

張璁的前半生都在家鄉和京城間為參加科舉而往返，基本上也無特殊的作為，但晚年及第，本該頂多升至中級官員就得致仕回鄉，卻碰上明代第二次外藩入繼大統，張璁的確碰上千載難逢的機會。儘管在他的文章中總是義正詞嚴，考量到他衝擊繼嗣派的可能後果是丟掉仕途，加上不斷地論證世宗追崇興獻王的合理性，我是相信張璁真正相信他的觀點是正確的，這是根據他對於禮學多年的研究，得出緣情制禮的結倫。但又不能說張璁支持世宗沒有注意到龐大的政治利益，一旦繼統派獲勝，儘管他已年過知命，仍有可能取得政治上的高位，畢竟世宗絕不可能重用支持濮議的大多數高級官員，朝廷人事必定經過大洗牌，到時自己肯定是獲利者。張璁堅定推動改革，我很配服他和霍韜、桂萼等人的決心，他們確實有看到改革的需要及動力。改革過程中的道德評斷很是複雜，張璁最為人批評的一點是通過外放翰林來趁機打擊大肆批評過他的翰林官員，這種將人事調動說成是私心報復或排斥異己的說法，在中晚明黨爭中很是常見，其中是非很難認定，我自己是挺認同翰林應該要有地方官經歷的主張，畢竟如果稍微了解明代大學士的經歷，確實很多翰林終其一生在中央任職，最後成為有宰相之實的大學士。這點倒不構成張璁道德上的瑕疵。

我理想中的政治應是對政策的論辯來決定，但由於政治時常淪為道德化的語言，許多時候只能通過許多權謀來鞏固獲得的權力。張璁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汙點來自李福達案和薛侃案，前者是為了維護嘉靖保護武定侯郭勛的立場，確確實實的顛倒是非，令御史馬錄斷送了其政治生涯，只能在邊遠地區度過餘生，穆宗時此案立刻被平反便可證明。薛侃案則是為打擊夏言，張璁利用了薛侃，結果薛侃受盡拷問，仍不承認與夏言有關，最後無罪釋放，此案亦成為張璁失去世宗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我想張璁為了達成自己的政治抱負，也貫徹自己對禮的堅持，確實具有政治投機的動機，但我覺得這無從苛責，畢竟完美無瑕的聖人不可成為政治家，現實中的政治充滿利益，只是古代中國政治常被道德化語言包裝而已。張璁勇於任事這點我很是欣賞，但由於個性較為強勢，與大多數官員關係並不好，缺少肚量。以上兩案也只是為了取得世宗的信任，結果使得無辜官員遭受悲慘下場，這些都是張璁的人生汙點。

2.言:張璁在學術上並無明顯的貢獻，唯一的學術著作'禮記章局'也沒有流傳。我認為較有價值的是在嘉靖的禮制改革中，張羅峰上了很多考究禮制的奏疏，反覆論證'三禮'的不少段落，都開啟明代中期研究學的風氣。

3.功:張璁的功績主要有三大方面:嘉靖禮制改革、官僚考選和人事改革和革除各地鎮守太監

禮制改革部分包括大禮議、宗廟廟制、郊祀和孔子祀典等等，在儒者心中制禮作樂是太平盛世的代表，釐正典制被認為相當重要的功績，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只有適當的名分和相應的規制，才能構成合理的政治秩序。當然以現代人的立場，這些禮節實屬繁文縟節，也是枝微末節，對於解決現實的種種問題幫助不大。姑且不論張璁的這些改革是否真的合乎古禮，也並非所有改革皆由他發起，作為現代人，實在無法認同此能稱為功績。

官僚考選的不少細節要結合霍韜等人的奏疏才能比較理解，不過我對於任何的官制改革都很欣賞，畢竟官僚系統本就應隨時調整，把對的人放在正確的位置，才是官僚組織的目的；即使實行有相當難度，但新的想法至少能引起反省，思考改善的方向。我在閱讀明人文集中，確實認為有地方行政經驗的大臣，通常比翰林出身的大臣更能理解實際行政的困難，也更可能結合地方狀況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如楊一清對於馬政改革和桂萼提出的一條鞭法雛形。翰林出身的閣老中的確也有出色人物，如高拱儘管缺乏地方經驗，但處理邊事和邊防重臣的人事改革的成績有目共睹。這類例子不多，因此該建議我認為是很好的想法，值得肯定。

由於文官嚴重敵視太監，所以革除鎮守太監一事，是當時以及後世士大夫最肯定的功績。確實鎮守作為官僚系統以外的層級，的確影響地方行政，尤其是皇帝不能約束或放縱太監的時候更為如此。然而如方致遠老師所說，鎮守太監實際上已經逐漸溶入明代地方行政的運作，但終究名不正，言不順，完成地方行政回歸三司，的確也能稱為功績。

總而言之，我認為張璁人品不差，還算廉潔，缺點是過於直拗。學術方面很可惜沒有一個完整的著作遺留，是個遺憾。事功方面也有所做為，改革程度也並非裝模作樣，而是真正思考當時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可惜和大多官員的關係惡劣，以致許多改革成效有限，功敗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