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华天宝的大唐（三）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的文物，是目前发现的唐代金银器最丰富的的宝藏。

丝绸之路的通常，为文化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在何家村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大量明确来自波斯萨珊、东罗马、中亚粟特、日本等地的文物，还有产地不明已经出现多种元素的仿制品。然而，安史之乱似乎也在诉说着，文化的互相渗透与接纳，从来都是一个极为复杂微妙的问题。

就让我们把眼光放回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那个盛唐，去感受下那份与众不同的胸怀与浩瀚之美。

这次展现的器物是碗和盘。这批碗和盘，尤其在纹饰装饰上，集中展现了当时工匠卓绝的技术水平和在文化交融刺激下的丰沛想象力。

壹 葡萄龙凤纹银碗

这只银碗鏨刻工艺的精湛，在唐代现出土的所有银碗中首屈一指。外腹部为鱼子纹地，以葡萄、忍冬、卷草缠绕布局分成六个区域，分别刻有三只鹦鹉、三只奔狮，间隔刻于每区花草的中心部分；圈足底面刻蟠龙一条，周衬流云，鱼子纹地。碗内腹部无纹饰，碗底鱼子纹地，刻走凤一只，衬以葡萄、忍冬卷草。

葡萄在汉朝时传入中国，但酿酒的葡萄品种“马入葡萄”和酿酒工艺却是唐初年间才进入中国。不过，从汉代时人们就非常喜欢葡萄的“颜值”，东汉年间出土于新疆的织物已经有了葡萄纹，而北朝石窟中这一纹样更为常见。当然，它的流行主要还是在唐朝，尤其是高宗、武则天一朝。

因为董仲舒所建立的“瑞应学说”，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很早就建立了祥瑞的概念，龙凤作为祥瑞，当然就成为感应天命，粉饰太平的表达途径。而本件银碗中，凤在碗心居上，龙在碗底局下，是否是因为其诞生于武则天时期了？因为上元三年有人报祥瑞“陈州言凤凰见于丘苑”，出于权谋考虑，武则天改元“仪凤”。武则天称制后，头一年便将中书省改名为“凤阁”，门下省改名“鸾台”，而本碗很可能是这一政治斗争背景下的实物见证。

碗底龙的造型，尾腿相缠，是突破汉晋以来传统龙形的一种创新，在唐代的金银器、铜镜上多有表现。

贰 鸳鸯莲瓣金碗

这是目前已知唐代金银器中最富丽华美的器物之一，金碗为捶揲成型，通体纹饰鏨刻而成，圈足和碗体则为焊接。

这件造型极其规整，纹饰相当考究的金碗，可以看作是西方金银器工艺与东方审美情趣完美结合的佳作。金碗的腹部是锤出的双层莲瓣装饰，这种莲瓣是凸瓣装饰的一种，凸瓣装饰在粟特银器中极为常见，应当是受希腊装饰风格影响的结果。在这只碗上，可以看到莲瓣被设计成两片忍冬叶片对卷的形状，莲瓣之内则鏨刻着鸳鸯和飞鸟，极富东方式意趣。

叁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以植物的花或者果实作为器型，动物形象作为纹饰的银盘，在唐代变得很常见。在中国古代，器皿形制大多讲究规整，因而大部分都是圆形，饮食器皿尤是，直到盛唐，多瓣花形器逐渐流行起来。

这件银盘的纹饰很独特，牛首独角、鸟身凤尾，鼓翼扬尾，偶蹄双足，展翅欲飞。有学者认为是翼牛，也有学者根据“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而认为这是古代神话中的风神飞廉。萨珊王朝的银器纹饰中有前半身像狗，后半身像鸟的神兽，象征帝王权威和国力昌盛，称之为塞穆鲁，而粟特银器中有胜利之神的双翼骆驼。到了唐代工匠手中，边用牛首鸟身、鹿首鸟身、马首鸟身的飞廉取代了这些形象，在汲取西域用单只动物装饰器皿的构图手法基础上，融入了本土的文化。

银盘的制作也相当考究，工艺复杂。第一步需先将银料捶揲成形，再加细部锤击做出整齐的沿口。第二步用模具在盘底向盘心内模冲击出凸起的纹饰。第三步则用刀具剔刻出纹饰细部。剔刻工艺尤见工匠功力，起笔落刀一气呵成，线条清晰准确，刀法纯属，毫无犹豫修改之笔。

然后就是鎏金，工艺流程是把成色很高的黄金锤击成薄片，再剪成细丝，放入干净的锅内加热烧红，再倒入七倍于金丝重量的水银里，搅拌均匀成泥状。之后在放有冷却的金泥的器皿里加入硝酸，用刀先蘸上硝酸，在切剜金泥反复涂抹于已刻好的飞廉纹上，待涂抹均匀后，用温水冲洗掉硝酸，再加以烘烤，并用水晶或玛瑙不停研磨鎏金部位，让金泥中的水银挥发掉。经过抛光后，鎏金银盘也就呈现出它精美的纹饰。

肆 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

银盘以模为盘心冲出一只侧身提足振翅欲飞的回首凤凰，锤击成型，纹饰鎏金，器壁只有2毫米左右。

盘中凤鸟有鸡冠状的三肉芝戴胜，线条虽多但流畅自然，表现得十分精细。尤其是羽毛的鏨刻，繁复有序凤头回转的变形折痕处巧妙隐去脖颈，很有动感。可以想见，盘中如果盛满透明液体，凤鸟便会在水波之中折射着不同的光芒，仿佛马上就要从盘中飞离，这样的审美情趣，正是唐风所在。

伍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这只银盘呈相连接桃形，捶揲成形，在盘底两桃中心，捶揲了一对彼此顾盼对望的狐狸，神态生动写实。这种在盘心或碗心装饰单只动物，周围大量留白的构图，和之前两只盘子一样，形成一组，显然并非中国金银器传统装饰手法，而具有浓郁的波斯、粟特风格。

当然，这件器物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比如题材选择上，器口的六瓣葵花形和桃形，当然是中原工匠的发挥，而不同于粟特单一圆盘的形制。中国人对桃这种水果自古就有独特的偏好，往往被视为吉祥、长寿的象征。作为最古老的本土水果，西域并无栽培，粟特人当然很难对此有认同感。而白狐、玄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祥瑞、上瑞的寓意。因此双狐双桃的装饰，明显是中国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的体现。

这只银盘比起飞廉和凤凰盘，双狐的捶揲深度更深，轮廓更为清晰，线条也圆润流畅，因为立体感更强，质感更为鲜明。

陆 鎏金小簇花纹银碗

侈口，圈足，盖沿下折一周成子母口，平鏨花纹，纹饰鎏金，圈足内鏨阔叶六出团花一朵，盖周有散点配置的向心式的小簇花，底与盖足都饰有六朵小花。金银花盖碗在唐代是非常珍贵的礼物。

柒 鎏金折枝花纹银碗

侈口、深腹、喇叭形圈足，盖足内有莲叶组成的六出团花一朵，盖周散点排列桃形忍冬结六朵。

这只碗大概是地方官吏的进奉之作，每逢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地方官都要进贡财物。尤其是唐德宗时期，进奉之风达到顶峰。

捌 鎏金双狮纹银碗

这只银碗在外腹壁锤出十个联体花瓣，并透印到内腹壁上，碗内底为鱼子纹地，中心又鎏金双狮，相对的狮子口中衔有一只两茎三出的缠枝花，而双狮的下方则是一只二茎二出的缠枝花。双狮图案的外围是一圈绳索文，再外则是一圈波浪纹。这种徽章式样的图案在波斯萨珊银器中十分常见，在唐代却不太流行。

中国本土并不产狮子，它们出现在中国艺术品中是在春秋到战国时期，但这时期狮子更多似乎是基于描述的想象，图案比较抽象，狮子形象还长有翅膀。在汉代，狮子实物终于进入中原，很快被视为瑞兽而被神化。狮子的翅膀因其神圣感依然被保留，融入本土元素变成了天禄、辟邪等物的造型。但是到了隋唐时期，写实的狮子形象开始大量出现，甚至受印度和吐蕃佛教的影响，有狗化的趋势，这在本件器具上也可以看出狮子形象的转变。

玖 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

这只银碗的器壁锤出十四枚由口及底的曲线水波纹，禽兽、花草、山石相间刻于水波瓣之中，鹿、羊、狐、兔、戴胜鸟（有鸡冠的一种鸟）等动静有节，碗内底那只鎏金海兽格外醒目，旁有的一对戏水的鸳鸯游戏于水波之间。圈足内有一朵别致的八出团花，由石榴形叶、莲叶、忍冬连接而成，圈足沿饰12朵流云。

银碗腹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水波纹。一种是碗腹的曲线水波瓣，在中国传统器物中仅此一件，因而极有可能是受到被伊朗萨珊王朝辐射的粟特文化影响。

另一种则是碗内底部衬托海兽的水波纹，这是中国最具民族风格的一种纹饰，用高度抽象凝练的线条去描绘汹涌的海浪，海兽的性格因为栩栩如生。有诗云“海兽群游落日波”，银色的平静水波瓣上，金色鎏金底像一轮落日，孕育着滔天海浪，匐泳着一只仿佛正朝太阳游去的海兽——正是这只碗所竭力刻画的场景。

拾 鎏金花鸟纹银碗

通体鱼子纹地的银碗平鏨花纹，纹饰鎏金。碗心及足底各有一朵云勾连宝相花；内腹壁四枝阔叶折枝大花，衬以流云，外腹壁缠枝花草之间刻出二鸳鸯、二鹦鹉。鸳鸯其一为蓬首，振翅，或为雄鸟；另一回首、信步，或为雌鸟。两只鹦鹉中有一只体形略显魁武，双耳尖竖，作奔走状；另一只身形小巧，振翅欲飞。

鹦鹉很早就为中国古人喜爱，在妇好墓中已经出土玉雕鹦鹉，在其后的诗词歌赋中，对鹦鹉的描写比比皆是。唐代最有名的关于鹦鹉的故事是“雪衣娘”，据说，杨贵妃会教这次鹦鹉诵经。大约养鹦鹉在当时贵族生活中已成为一种时髦，因而器物上也多表现吧。

拾壹 折腹碗

折腹碗是西方陶器、金银器较为流行的形制，在中唐时期，唐出土的陶、瓷器上也多有反映。这只折腹碗素面无纹饰，造型优美，腹部有尖者棱一周，是很典型的折腹碗器型。

本文大部分图片和介绍内容来自于《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