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各式变形？意义与局限

〔按：2019 Spring，硕一下学期写的。〕

一、前言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回应斯密特（Volker H. Schmidt）现代性的（各类）变形（Varieties of Modernity）的分析框架。在第二节的部分，我将先整理斯密特表达其观点的文章内容，包括介绍他对现代性的认识、他的对话对象──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还有斯密特自己的核心论证。而第三节的部分，我从四组问题对斯密特的想法进行询问与批判，我认为，现代性的变形同多元现代性都有内在局限，但我的意思并非希望发展一个没有缺陷的研究范式。最后，第四节结论的内容我讨论了知识概念的模糊性，由此进一步阐述为什么多元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变形即使各自有些不足却不需要果断抛弃或两者择一，以及建构研究框架的知识生产意味着什么。

二、 　　斯密特在其文'Multiple Modernities? The Case Against'中认为，学界热烈讨论的多元现代性实际上是个问题重重的研究范式，他的建议则是采取现代性的各式变形作为替代性的诠释框架。在展开对多元现代性的批判之前，斯密特先对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的意义做了确认。斯密特整理到，现代性的起源发生在欧洲，时间点是启蒙运动。而现代性最核心的内涵是认知革命。换句话说，人类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开始展现出高度反思性的特色，包括质疑既定社会秩序、传统权威和拥有个人领域、权益和财产的意识等等。这样崭新的思维反映在社会中便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法理化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认知革命首先奠定了现代性的基础，随后人们熟悉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社会变化陆续逐步扩充现代性的意义。斯密特相信多元现代性的提倡者也分享了上述对于现代性起源的认识，会引发争议的论点是现代性的结果。换个方式说，盘根于欧洲的现代性在往全球辐射的过程（此处预设了非西方地区对西方现代性的接收）中促成了世界各地拥有什么样的现代社会状态呢？该怎么理解任一现代社会的状态、现代社会之间彼此的差异？斯密特接着讨论了多元现代性提倡者的世界认识。 　　根据斯密特的援引，多元现代性词如其名意味着现代性不只有西方现代性。虽然现代性的起源是欧洲，并且西方现代性依然是所有现代性最主要的参照，但非西方的（复数）现代性会因为各自的历史文化特殊性演化出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无法简单用、甚至拒绝被根植于西方现代性的概念来理解的存在。更精确地说，构成「多元」现代性的异质因素主要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历史文化，也就是复数文明。显然，多元现代性提法的主要对话对象是假定西方现代性是所有后发地区、国家、社会的模板的现代化理论。多元现代性拒绝现代化理论主张世界各地现代化进程将使其各自日渐趋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判断，相反地，多元现代性强调文明的深刻作用；多元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因为各地文明仍持续在发挥影响力。 　　然而，斯密特对于多元现代性作为西方现代性在全球开枝散叶的结果表示怀疑。坐落在世界各处的文明真的发挥如此强大的力量吸纳了西方现代性并开创出与西方现代有相当差异的现代社会吗？取材于穿越现代与前现代的宏大观念──文明，按理多元现代性之间的差异应明确可辨识，但在现实中似乎难以区分指认？除此之外，斯密特还相当直接地问到：「（现代）日本与（现代）西班牙的差别真的大于（现代）丹麦、英国或希腊与（现代）西班牙的差别吗？」斯密特想说的是，当多元现代性选择文明来论证多元的时候，已然暗示了古老文明的现代连续性，并且文明形塑当代社会的力道大于（西方）现代对前现代的改造，因为多元现代性的多元更多是因为差异在文明之间，而非取决于时间（前现代与现代）。可是，斯密特纳闷难道不是前现代与现代间才构成根本差别吗？多元现代性区分现代性之间不同的论点，是否高估了文明，也进而高估了差异？文明间的比较视野会不会有其盲点与局限？ 　　我将斯密特对多元现代性的批判集中整理成四个问题来讨论。首先，是上段略有触及的多元现代性间的差异，斯密特认为侧重模糊的文化面向的多元现代性理论并没有提供区别不同现代性的依据。具有相当规模的差异被假设存在，但它们「在哪里？有多重要？为何能以之论证现代性的多元？」，多元现代性对此未有深论。照着多元现代性的逻辑，现代日本与现代西班牙的差异大于现代英国与现代西班牙；前现代日本与现代日本比起当下的日本与加拿大更加类似，因为在地历史文化因素持续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所谓的差异是「指什么？差多少？为何强调？」斯密特并没有被多元现代性的模糊建构给说服。其次，斯密特发现多元现代性可能会忽略掉非常迫切的现代化不足的困境，譬如第三世界男女不平等的结构问题，如果用多元现代性的框架进行解释，是不是农业社会压迫女性的价值观念与政经体制，可以被论述成无法套用西方现代性标准的「多元」，而非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因而还有进步空间和改善的必要？鉴于多元现代性的提倡者已然意识到西方自身现代化进程的不一，斯密特纳闷选择性地将非西方现代性视作异质恐怕是双重标准。换句话说，如何理解现代社会间的差异？为什么非西方地区的现代社会必须被理解成不同的现代性？既然欧洲内部都拥有全面现代化的不同进度，非西方地区为何不能够是处在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呢？斯密特担心多元现代性框架会疏忽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更对其西方、非西方现代社会的解释存疑。 　　除此之外，斯密特尝试拆解文明的总体性，亦即从国家内部的层次论证文化的差异。此举的重要性在于，当文化甚至无法在一个国家具有普遍性，多元现代性诉诸的跨国、区域性文明概念便会遭受挑战。因为，多元现代性的文明观是文化的规模性理解，渐趋相似的长期文化积累是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斯密特的援引举证在微观面动摇了宏观文明的立论地基，更加重要的是，他对文明的解构目的在于把握被大致归类为同一文明下但仍然存在的差异。斯密特让读者意识到，北义大利与南义大利由于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导致两者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不同表现；而印度的喀拉拉邦也因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同于印度的其他地方。斯密特强调，这些文明内部的差异依然重要，但多元现代性却将理解差异的视野置放在文明之间，不仅忽略了现实细节也无法说明差异为何并不等值。最后，斯密特诘问，多元现代性主张的文化因素、文明间差异是否真如其所宣称如此不同？被多元现代性视为异文明间出现了相似处该如何解释？斯密特认为现代化理论隐含世界各地将愈趋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判断并不需要被全盘否定，因为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包括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与经济政策等等的建立确实造成了工业化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相仿。前现代、未工业化与现代、工业化方才构成根本差别。非常有趣的是，斯密特探讨了一个扰乱多元现代性论点的例子。在文章中，斯密特引述其他学者的研究观察到西方部分地区的普遍个人主义化竟然是最近不久的事情。换句话说，集体导向的文化构成了西方过去的日常。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常识上偏重集体文化的亚洲价值，我们能不能宣称亚洲（斯密特主要谈的是东亚）的现在是西方的过去呢？如此一说，非西方现代居然出现西方传统！多元现代性指望的同文明间相似、异文明间不同，斯密特从同文明间不同、异文明间相似论证却也得以成立。综合以上所论，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矛盾一一被斯密特给检视、辨认出来。 　　斯密特在问题化多元现代性的研究范式后，他提出了现代性的变形作为替代的研究框架。斯密特认为，理解现代社会间的差异应该从建制面着手，如此能避免文化面过于含糊的问题，也不会高估差异的程度。需要留意的是，虽然斯密特强调西方现代性，更精确地说是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不同变化版本，他并没有说非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全然消失。相反地，斯密特主张即使充分肯定文化的作用，现代社会间最关键的区别依然是建制面的区别，譬如制度与政策。换句话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现代与现代的鸿沟免于全盘断裂，但文化，或说文明不是像多元现代性声称的剧烈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运作以及构成现代社会间的主要差别，相对而言，政府组织架构、经济政策规范和法律条例施行等等具体形式与功能的建制面因素方才决定现代社会各自的特色。此外，斯密特建议的现代性各类变形比较视野的一大重点意味着差异始终只是各式各样的变化，全球早已处在西方现代性的洗礼下，差异必须被重视，但不应该被高估，尤其动辄以文明之间的界线划分差异缺乏实证基础亦内含矛盾制约。总体而言，现代性的各类变形意图打破多元现代性坚持差异得由文明高度作诠释的看法，斯密特著重借建制因素重新洗牌分群现代国家和社会；差异是坐落在具体政经社会脉络、能协助发展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而且现代社会的相似性归因于现代往往就是西方现代，差异是内在于西方现代性的大伞下，并不等同异于西方现代性的另外开创。

三、 　　第二节的部分，本文探讨了斯密特掌握的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定义、由两者的定义出发对多元现代性展开的批判还有回应多元现代性范式，克服模糊文化形构的现代性变形替代方案。接下来，如同斯密特对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我也想就现代性的各类变形进行商榷。本节预计分成四组问题尝试厘清斯密特论述的局限。 　　第一，斯密特在文章中和现代化理论与多元现代性共享了现代性源自西方（欧洲）而后向全世界扩散的前提。他注意到现代性散布全球的结果才是争论焦点。换句话说，斯密特在构造现代性各类变形的范式时默认了现代性的西方起源及传播过程，而把精力放在如何准确地解释现代社会间的差异。然而，如果现代性的欧洲出身和非西方对西方现代性的接收模式能够被问题化，现代性各类变形的蕴含便势必得有所调整，因为此处的变形是否还能算是西方现代性的变形？变形意味着什么？为何能称作变形？以往熟悉的概念意义会变得不太稳定。事实上，许苏民在他的文章〈“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中针对“冲击—回应＂的中国现代性外发次生模式从史料上提出质疑，他认为，西方现代性是内发原生、非西方现代性是一元扩散结果的西方话语是无法经过历史考证检验的。许苏民综合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断言，中国的现代性是源自内部社会的逐步演化，而非一般理解的十九世纪中叶由西方列强把中国拽入现代性时空，迫使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粗糙认知。中国朝近现代化迈进，在许苏民看来，关键指标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他整理了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展现的产业转型特征、繁荣市场经济、国际贸易竞争和政策改革配合等等证明十六世纪后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便已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色。同时，许苏民还强调经济活动带动了经济上、政治上与道德上等等各方面诞生崭新思潮，譬如反对封闭政策、皇权至上，甚至批判陋习、张扬个性的启蒙精神。至此，许苏民逐步从经济面向发展到社会思想的角度论证中国在明代万历九年已然满足现代性的广泛定义。当然，读者能够明显看出许苏民所谓中国内发原生现代性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标准，许苏民并没有更动现代性的意义，但这是处在未来的我们先接受了西方叙事方式才会有的想法。符合西方现代性的意义就是西方现代性的变形吗？有没有可能反过来西方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的变形？现代性的意义是普遍的，但将现代性刻意附会等同于西方现代性乃别有目的？因为许苏民的文章告诉我们西方无法垄断现代性，西方垄断的是对现代性的阐释。借鉴许苏民的研究，斯密特所言现代性各类变形会需要更进一步的补充；在何处什么时候哪一方面的现代社会特色是西方现代性的变形？称之为变形的目的与重要性是什么？西方、非西方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何？倘若现代性没办法被西方把持，现代性拥有各类变形：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或其他现代性，这和多元现代性的差别又在哪？斯密特的研究框架无疑有着重视细节的价值，但当下还有可优化的空间，特别是能够参考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生产获得灵感资源。 　　第二，现代性的变形相对来说聚焦在建制面的差异，比如以社会福利政策将国家分门别类和和解释社会问题。我的疑惑是，建制面的分析框架好处是具体高效，但会不会出现建制面框架缺乏解释力的情形？换句话说文化的权力运作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现代性的变形拘束在实务层面，相对抽象但并非不重要的严肃大问题容易被忽略也进而丧失回应能力？例如，我本身很介意的知识，特别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解殖。此处援引马萨德（Joseph Massad）的研究更清楚地说明。马萨德曾在一篇访谈中从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国际同性恋组织与阿拉伯世界在地性少数团体与帝国主义的共谋。他企图表明，当这些与新自由主义时期大量增生、配合西方地缘政治战略的非政府单位有往来的组织操弄西方同性恋、异性恋二元认识框架、扁平化性欲望为性身分主体时本身就在推进帝国主义，将非西方纳入西方「性」治理（a Western regime of sexuality）之中。他批判，在地同性恋团体争取同性恋肯认的政治诉求是建立在以西方认识论框架自我解释，忽视阿拉伯世界存在的多元「性」理解上。而他的任务，就是揭露看似普世、政治正确的话语生产背后涉及的权力运行，譬如西方的「性」与（作为被西方种族化的他者）「伊斯兰」相互影响的建构。从以上对马萨德的摘述来看，挪用西方的性／别诠释话语难以避免地与帝国主义全球治理、地缘政治布局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并且，同性恋身分政治的背后是对阿拉伯世界复杂化的「性」认识与实践状态的遮蔽。像是此类分析模糊的文化／知识暴力的课题似乎没办法由现代性变形的比较框架掌握到，因为斯密特重视的差异会如前述提到的南亚男女权利不平等，而非权利论述本身是不是帝国主义泯灭差异的强加。我认为，马萨德的问题意识对非西方世界来说至关重要，概念的清理与重构关乎非西方的人民能享有怎么样的精神状况、情感结构、人际互动和政治安排等等。然而，现代性的变形缺乏抽象文化观念差异的诊断能力，需要回溯历史克服知识殖民的努力也无法得到重视。 　　第三，斯密特在文章中再三强调，多元现代性误解差异主要存在于现代之间，但事实上前现代与现代才是根本区别。我在前面澄清过斯密特的想法，斯密特这样说不是他觉得前现代与现代无关、文化的形塑式微，而是立意指出差异的相对显眼处，于是现代性的变形才有合理性。不过，斯密特选择用常识叙述而没有解释何以前现代与现代才是程度较大的差别。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高度复杂，必须厘清的是斯密特所言的根本差异是基于哪方面的判断？哪里的非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是斯密特的思考例子？笼统地一概而论有什么必要性？否则，现代性的变形难免与多元现代性落入就理解差异的无尽争议中，也丧失了其比较框架的优点。试想，如果前现代与现代的差异程度上并未大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现代性的变形还有什么意义？本文暂且保留回应斯密特的更详细诠释，而想要以与那霸润一书《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部分内容先行对前现代与现代的根本差别进行挑战。与那霸润在书中论证看似日本明治维新现代化成果的发展，其实在战国时期便已经有了初步轮廓，譬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日本单纯仿效西洋的作为，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雏型都能在前现代日本、战国大名活跃的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政策配套中找到根据。换个角度来说，日本之所以能在明治维新后实现快速现代化，是因为前现代如战国、江户时代与现代如明治时代本来就没有根本差异。或许有人会问，将日本的前现代往更早做推论，从战国时代迄今皆称作现代如何？我认为这样的想法还是拘泥在前现代与现代的刻意区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怎么解释日本？日本是什么？为何日本能够迅速晋升为西方列强俱乐部的一份子？无论将日本的前现代往前推多少，无法回避的是现代与前现代的意义本身是不明确的，现代与前现代是后人掌握有限史料（不可能全盘透析）对历史事实的诠释。现代的概念太大，而且永远处于建构中、不完整的尴尬状态，如何清晰区分前现代与现代真的很难说。至于前现代与现代的根本区别则必然与如何定义前现代与现代的概念有关，我认为「根本」的论证要有更细致地切入点，斯密特的现代性变形才能具有说服力。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斯密特指出多元现代性主要以文化辨识差异是有缺陷的、能被解构的，跨文明的比较还是能找到趋同性，比方说他在接近文末探讨了中国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法理型权威的强化和思想自由与表达意见的日渐解禁。斯密特重视现代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决策规章和经济结构等等的差别，他发现从这样的角度不仅能较清楚的捕捉差异、研究差异，而且容易勾勒出现代性治理的共识。虽然斯密特没有直接说，但我想他的初衷应该包括设限差异，使其不至于深化扩散，避免不必要地纷扰。不过，建制面的分群恐怕也不是无懈可击，斯密特了解建制上划定边界依旧不稳定，日本可能在某段时期更像德国、实践某些行政调整的效应成果却趋同美利坚。既然以建制区别差异亦能从细节解构，建制因素有时候说得通有时候解释失灵，文化因素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斯密特的现代性变形研究框架意味着即使有被解构的风险，现代性的变形仍是具有效力的知识范式，同理，那么为何多元现代性就得因为文化上标志分群不清晰而被取代？也许可能的回应是，现代性的变形一开始就预设从建制面认识差异是有弹性的，而文化或文明诉诸的是某种本质。换句话说，斯密特或许不太在乎亚洲四小龙的归纳能不能有持续的解释力，他会重视不同的建制因素足不足以充分说明特殊脉络下的殊同状况。然而话又说会来，文化或文明相比民主制度属性上真的更模糊封闭吗？忽视多元现代性的文化、文明建构调整能力是否不太公平？更重要的是，斯密特回避了棘手的对文化、文明的定义，可是文化或文明究竟是什么、会不会对建制因素造成影响？建制因素何以独立于文化因素自成一格？从斯密特的行文中读者不会忽略区分文化与建制因素的重要性，但划分两者的依据是什么？说到底，现代资本主义体制跟文化、文明概念能否无涉？我认为斯密特对多元现代性的解构非常精辟地点出多元现代性范式还可以发展的方向，不过以此为由主张放弃多元现代性、采取替代的现代性变形分析框架从知识的特征来说显得稍微草率。我将在以下的结论部分做更详细的申论。

四、結論 　　在第三节，我主要从四个问题组探讨斯密特现代性变形研究范式的潜在问题，它们大体分别是：现代性的西方中心演化—发散模式、知识生产的权力运作、跨时间幅度的程度差异和以建制因素分群的不完整性。需要澄清的是，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替多元现代性平反，或是宣布现代性的变形是个无效的分析框架。相反地，我的重点在表示任何知识分析框架都会挪用欠缺明确定义的理论概念，而使其自身充满张力与可能性。因为，人类的所有概念语言，举凡文明、现代性、民主、中国或传统等等一直处在流通、建构、发挥影响力甚至意思矛盾的状态中。知识的特征就是知识是高度互动的，知识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知识可以因为知识生产、利用、误用者的个人目的加以形塑变形并给予命名。简而言之，知识具备高度灵活性。多元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变形两者我认为皆是还需深化充实但亦已有知识效力的研究框架，端看利用这个框架的研究者想要强调什么跟解决什么问题。而问题之所以是问题，自然和研究者的预设框架有关。总体而言，多元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变形虽然是相对立的范式，但我乐观地觉得两造远远不可能互斥，而更多的是相互补充。揭示知识有所局限的意义不在全盘推翻既存的任何知识建构，却要求知识人时时自我否定、欲求不满、谨慎小心地推动与精进知识的生产。我相信调和多元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变形是很有挑战的、必要的，因为趋近真理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至于有多大程度的现实解释力，主要还是取决于读书人有怎么样的眼界胸怀。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许苏民，2003，〈“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河北学刊》第二十三卷第二期，页171-177。 与那霸润，2013，《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文文献 Schmidt, VH (2006) 'Multiple modernities? The case against.' In K.-S. Rehberg (Ed.), Soziale Ungleichheit, kulturelle Unterschiede: Verhandlungen des 32. Kongresse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in München. Teilbd. 1 und 2 (pp. 2883-2894).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 https://nbn-resolving.org/urn:nbn:de:0168-ssoar-143319 Éwanjé-Épée, Félix Boggio and Stella Magliani-Belkacem (2015) ‘The Empire of Sexuality: An Interview with Joseph Massad’, Jadaliyya, March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