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刘小枫去叙拉古？——十批刘小枫 （下）
6 正本清源还是混淆是非？
依照刘小枫式的施密特和施特劳斯看法，现代是个失根的时代；这种失根导致了政治生活的混乱，高贵被平庸取代，英雄被大众统治，低劣的自由民主盛行，整个世界失去了对是非对错的判断。作为对人类负责、心怀天下的思想家，刘小枫们当然忧心忡忡，认为有扭转乾坤的必要。然而，作为思想家的刘小枫不能像作为政治家的毛那样，依靠自己的权威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方式改变现实世界。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效仿孔子或柏拉图，从思想学术的“正名”开始。
“正名”是一种正本清源。想当年，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众说纷纭，纵横家的跳梁小丑们往往比思想家的孔子们更受欢迎，各种自由思想的噪音让孔子们无法忍受，感觉有必要正本清源、接续传统，所以就开始了他的“正名”之务。柏拉图也是如此，雅典民主城邦时期，思想自由带来了思想混乱，各派学说纷呈，智者哲学家难辨，作为贵族的柏拉图们当然也感觉无法忍受，需要力排众议、戳穿自由民主的浅薄面纱。现如今，施特劳斯、刘小枫们的感受也是如出一辙，所以，他们也要像柏拉图和孔子们一样，开始正本清源，让各派思想归于一宗。当然，如果真是出于对思想学术负责的态度而认真弄清思想学术的古今源流，那当然是一件高尚而伟大的事情。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之所以为后世所尊敬，也真是得益于他们整理古籍、著书立说。如果我们的施特劳斯和刘小枫们也是本着这种想法，那么，他们还真可能与孔子和柏拉图一样，流芳千古了。可是，我们的施特劳斯和刘小枫们，特别是我们的刘小枫先生，却又不甘于书斋的寂寞，还要想在现实世界中大展宏图，所以就生出一些“国父论”式的怪东西，把本来的正路变成了歪路、邪路了。
如果刘小枫先生再年轻二十岁，他近年来的诸种作为都算不了什么。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第七封信中所说，青年人都有政治的冲动。所以，柏拉图会三赴叙拉古，孔子会周游列国，虽然遭到失败，为后世所遗笑，却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们那是还年轻，还“不知天命”。在他们“知天命”之后，他们就不再“老夫聊发少年狂”了，而是老老实实的著书立说、传徒授学了。可我们的刘小枫先生却不一样，年龄越大越是意气风发，年近六十了还想来一次叙拉古之行，仿佛当年的浮士德，想要走出书斋，获得新生。可是，生不逢时地是，现实中没有具有帝王冲动的人延他为师，好不容易出了个西南王，却是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真是让我们的柏拉图们失望至极。虽然西南王折戟沉沙了，但透过他的作为，我们的“柏拉图们”却看到了某种可能性。透过唱红打黑，“柏拉图们”看到了民心可欺，民力可用，所缺的只是毛那样具有决断力的伟大领袖。如能横空杀出了个具有决断能力的伟大人物，扭转乾坤的事情还是大有可能的。因此，在失望之余，还是能看到希望的。所以，在此之时，我们的“柏拉图们”不失时机地放出“国父论”，既是给失望的粉丝们打气，又能借意识形态的反自由之音，既利用意识形态，又捆绑意识形态，以一种移花接木的方式为自己障目，让瞎眼人跟着走，明眼人不敢说，实在是高明之至。没有刘小枫先生那样的智力，是不可能想得出来的。
可是，这种移花接木一开始就不是正本清源，而是混淆是非。所谓的西学源流，所谓的古典政治哲学，所谓的共和革命的政治品格等等，大多都是似是而非的，学不是学、政不是政，结果都落到了“敌友政治”和“伟大领袖”之上。这样的政治哲学，这样的正本清源，恐怕掩人耳目都很困难吧。人类几千年的政治经验告诉我们，想借僭主实现贵族整体，或想接极权实现共和，都是不可能的奇思异想。最终的结果不外是，那些想当帝王师的人都变成了阶下囚，曾经的柏拉图、冯友兰都是典型例子。可是，我们今天的“柏拉图们”还是雄心不改，依然想接僭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梦想、妄想、非分之想？），真是可悲之极。想到这些人都是些饱读诗书的读书人，一方面为他们可惜，另一方面又为他们对知识的误用、滥用和歪用而感到担忧。要知道，越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做起恶来越厉害，极权之恶就是知识与暴力的邪恶结合。知识如果缺少了善良价值的范导，变成了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权谋工具，它就是极其邪恶和极其危险的。正因如此，那些喜好读书的人必须知道阅读和思想的伦理，知道阅读是有伦理前提的。否则，就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引上歧途，变成了邪恶知识的工具。在一切都可以被利用的中国社会，知识一样可以被利用，并且越是标识着高贵与高尚的知识，如果被利用了，就越是危险。
7 道统、学统还是权统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讲道统问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讲学统问题，但中国的政治传统却是权统问题。所谓道统，就是依道而行的传统。按照儒家知识分子的看法，道就是孔子以来形成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儒家政治学说，尊崇这种思想的人就被看作继承了道统。所谓学统，乃是学术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况，汉“独尊儒术”之后，百家逐渐衰微，只有道家还有所存留，变成了道教。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形成了一大批佛教知识分子，佛学成了中国思想学术的一大源流。到了明清之后，出现了所谓的三教合流，传统中国以儒、释、道为基础的文化一统问题基本完成了，这就是中国学术思想源流的一个梗概。但是，在近代之前，清人虽然执着朴学，勤于考据，把很多学术源流问题弄得很清楚了，但他们没有明确的学统意识。只有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开始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学问，才出现了真正的学统问题，比如梁启超撰写《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显然，学统的出现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问遭到了西方学问的强力挑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追寻自己之学术传统所提出来的问题。在传统中国，学统其实不太成问题的，因为虽然有道、释的威胁，但儒家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被真正取消，道统成为学统的当然理由。但是近代以来，不但“礼崩乐坏”，而且道也成了问题，所以才会出现道学分离现象，再加之西方学术传统的传入，西人学术中立观念的影响，学术及其源流问题，才真正成为了问题，由之衍生出学统问题。至于权统，那就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了，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谁力量大谁就有权力，所以，所谓的权统就是近人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传统。
传统中国，学统依附道统，道统又依附权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树与树上的蔓藤及蔓藤上的寄生虫之间的关系。权统是树，道统是缠绕着树的蔓藤，学统是蔓藤上的寄生虫。树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主干，但却并不一定是最持久的。我们看到，树经常倒了、死了，可蔓藤却总还能活着，并且总是这样：这树倒了，蔓藤就去绕另一颗树了。而寄生虫当然是跟着蔓藤走了。道统需要依附权统，学统需要依附道统，这是传统中国无法拆解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最主要的是权力结构，最有韧性的是思想结构，最没地位的就是学术结构。也因此，传统中国，思想和学术大多都不是独立的，都离不开权力的支持，所以，没有形成“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的传统。虽然近代以后，西方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传统传入中国，有不少人受其影响，开始追求思想独立、学术自由了。但由于传统的惯性太大，那种对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追求总显得势单力薄、吃力不讨好。与此相反，一些更为“聪明”的知识分子开始采用外新内旧的策略，外面说的都是新词，实际行的却是旧道，结果发现，效果极好。同样，在政治权力的获得上，虽然各种主义说得头头是道，却不如传统中国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来得实在。因此，深通中国古代权统的毛以古而行，反而很快就获得了成功。
近年来，刘小枫大讲道统、学统，但他最终的着眼点却是权统。其实，他的这个趋向，很早就有端倪，只是近年来变得更为清楚和明显而已。早在八十年代，在一帮知识分子被学给吸引时，刘小枫就看到了道的问题。因此，在很多人谈各种思想潮流和学术时，他却抓住了基督教，因为他知道，比之各种西方思潮，基督教是西方的道。但是，当时的刘小枫也还是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希望用基督教之道取代中国传统之道，所以，他写出了《拯救与逍遥》。但是，对于基督教，刘小枫一直只把它看作文化信仰，而不是生命信仰，所以，他只承认自己是文化基督徒，是想用基督教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很显然，这样一来，基督教就成了刘小枫的文化工具，当这个文化工具好用时，他还愿意用一用，当它不好用了，就不要了。在传播了几年基督教文化之后，刘小枫发现，中国传统深厚，基督文化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中国的。因此，他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深深地彷徨之中，直到他遇到了施密特和施特劳斯后，才潘然醒悟，开始了他打着西学幌子回归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实践历程。之所以采取这一方略，一方面在于他并不真正信仰基督教，不真正关心灵魂的死活，他在意的是现世的功业，既然基督教无法帮他实现现世的功业，当然就扔了算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用传统的方式行传统是不行的，旧酒还要新瓶装，在他遇到了施特劳斯后，他找到了一条以西通中的方式，于是大喜，一方面致力西学，以西学作伪装重回中国，由学统而道统，由道统而权统，最终走到了他的“国父论”。
回看刘小枫的这条思想、学术和权力之路，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权力传统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又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对权力的迷恋和依附。传统中国政治哲学只讲权力，不讲权利。如何接近权力，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毕生追求。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一种权力学术，而不是一种权利学说。与此不同，西方启蒙以后，权利问题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如何用权利去限制权力，是政治哲学所致力的正义问题。显然，这种被刘小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道路是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满意的，因为他们都心怀“修齐治平”的大志，想利用权力做一番大事。可是自由主义这套理论到好，把权力限制到最小，那还能做什么大事呢？还有什么丰功伟业呢？为了自己的英雄情结，为了自己向往的丰功伟业，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当然是一块令人讨厌的绊脚石，所以刘小枫才会不遗余力地批判自由主义，以便为自己的宏伟抱负开路。可是，要想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并不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像他这种布衣出身的人。他不能像那些太子党那样容易接近权力，只能是迂回曲折，从学统和道统着手，慢慢地接近权统，操纵权统，成为帝王师，找到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机会。回顾刘小枫的思想学术历程，我们既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易并为之心酸，又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不立而为之气恼。真是应了鲁迅那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民众，其实距离不远，都是权力的奴隶。
8 忧国忧民还是血色浪漫？
居安思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孟子很早就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总体而言，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大多都很具有忧患意识。当然，这种忧患意识也与中国历史的治乱相继有关。中国历史总是呈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态，大治之后总有大乱。因此，具有远见的儒家士大夫，往往会防微杜渐，在太平盛世看到隐藏的战乱危险，在众人皆安乐之时，他们反倒非常地忧惧。忧国忧民当然不是坏事，在忠君爱国的传统政治中，还可能是非常值得令人敬佩的。传统士大夫们“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对君尽忠，对民尽责，确实是高于一般贩夫走卒的。但是，回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虽然忧国忧民之士层出不穷，中国社会却仍然是治乱相间，这些忧国忧民者的远见卓识并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治乱规律，无法给中国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究其缘由，问题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中国政治哲学回答不了，刘小枫们推崇的施密特和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也回答不了，只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可以回答。追根究底，这个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依靠明主是不行的，因为明主的继承者可能不英明，所以，在依靠人的治理中，总会时盛时衰。唯有依靠一种能发挥众人智慧，又能限制权力为所欲为的制度，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用权利的正当限制权力的不当，才有可能。但是，这种用权利限制的权力的制度让我们具有忧国忧民意识的士大夫们很不好受，因为只有国和民需要他们忧虑，他们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国和民不需要他们忧虑了，他们怎么办呢？
为了自己能够忧国忧民，很多人自然会反对自由民主制度。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缺乏文化的土壤，当然也与这一儒家忧国忧民的传统有关。传统儒家文化制造了很多志在“修齐治平”的士大夫，他们需要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是他们存在的理由。因此，近代中国，自由民主的理念虽然传入中国，却很难生根发芽，反倒是与儒家思想气质相反但权力意识相似的马克思主义很有市场，并在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苏联革命后的极权主义没有引起多少中国人的警惕，反倒是一味学习模仿。究其缘由，可能就在于政权中的君民构架与传统中国社会极其相似，很多具有儒家意识的知识分子以为自己在这种体制中还能成为君民的纽带，还能继续他们的忧国忧民。可是，事与愿违的是，在49之后，马上出现了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但是，这些历史的灾难没有唤醒那些深陷忧国忧民意识的士大夫们，相反到进一步激起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因为正是有这些灾难，更说明他们忧国忧民的合理性。因此，毛虽然没有给他们好果子吃，却仍然是伟大的，他的存在就是一种伟大，他是有缺点的，但哪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呢？正因为伟大人物有缺点，所以才需要士大夫们去忧虑，才需要帝王师。
当然，毛的伟大还在于他的错误，要知道，一个伟大的错误胜过很多渺小的正确。对于毛发动文化革命这件事，虽然很多人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不少人非常地支持，认为这种大手笔是“史无前例”的，只有伟大如毛者才可能做到，没有伟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是想也不敢想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刘小枫很欣赏“文化革命”，称它为真正的“人民民主”，说“它是世界性的”，其意义超过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很显然，刘小枫们的这些论调是不符合常识的，常识上的苦难成了他们欣赏的伟大艺术和英雄崇拜的理由。因为在他们看来，遵循常识的人总是平庸的，只有超越常识的人才是伟大的，才可能是英雄，哪怕他们制造了天灾人祸。在他们的意识中，英雄都是伴随着苦难的，没有苦难就没有英雄。为了有英雄，他们宁愿有苦难，因为那些平庸的小民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们死不足惜。
在青春期经历“文化革命”的人对此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一种让他们兴奋和激动的感情。那时，他们还很年轻，激情澎湃，毫无压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尽情泼洒自己的激情。对很多人来说，那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自由地打架泡妞，还可以打老师、欺负大人，何其自由，何其自在！虽然带有不少的血腥，但那是浪漫的代价，更何况，没有血腥，哪有男人气，英雄气呢？因此，正是血色，才更加“浪漫”。不难看到，那时，刘小枫正值青春期，他看到了和经历了“血色浪漫”，对之记忆深刻。再加上他天生的浪漫性格，对那段经历更是刻骨铭心，具有一种潜意识的怀念。“文革”后，刘小枫们虽然接受了各种不同于“文化革命”的书籍，在理智上也清楚这些的灾难。但是，内心深处的“血色浪漫”总让他的情感战胜理智，追念曾经的光辉岁月。也因此，经历了一番游历之后，他还是回到了那曾经最让他激动的东西。
当然，这种精神上的回归不可能是直接的，只能是间接的。毕竟，他现在是大学者、大思想家，他的回归不仅是人生的选择，更应该是一件思想学术上的大事。因此，以一种思想学术的方式鼓噪一番，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在当今之时，很多人都被自由主义给蒙了心，直接的回归肯定会遭到这些庸众的反对，为了能既达到目的又少惹麻烦，当然要使用“高贵的谎言”了。所以，以一种忧国忧民的面目出现，唤起人们的危险意识，让他们主动的反对自由主义，既在表面上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高尚，又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达到自己对“血色浪漫”的追求，这是何等的高明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近年来的刘小枫以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谈所谓的自由教育，讲朝鲜战争、百年共和等，其目的就在于唤起人们的危险意识，并利用这种危险意识。很显然，刘小枫的这些作法是非常高明的，一方面他让人感觉他继承了忧国忧民的传统，很能欺骗一些人，特别是激情澎湃的青年人；另一方面，他通过“国父论”又能捆绑意识形态。他的作为虽然同现行意识形态并不一致，可能还存在着危险，但他抓住了现行意识形态不敢否定、甚至还要抬高毛的尴尬，主动的把毛上升为“国父”。这样一来，现行意识形态就没办法反对他了，刘小枫都把你们的祖宗抬为国父了，你还敢反对他吗？反对他不就等于意识相态自杀吗？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全，我们的意识形态当然不好反对刘小枫了，因为他是“国父论”者。好了，既去掉了意识形态的掣肘，又具有出忧国忧民的外表，再加上一套“高贵谎言”的外衣，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为了内心的那一“血色浪漫”，现在的刘小枫可以作“披着羊皮的狼”了。很显然，如果“喊狼来了”的人自己就是狼，那是个多么好玩的游戏啊。看到那么多羊都向狼跑去，狼还不暗中窃笑吗？
9 崇拜英雄还是迷恋权利？
英雄都是些建立了丰功伟业的人物，但不是所有建立丰功伟业的人物都是英雄，还有很多是枭雄，比如，具有雄才伟略的曹操，就被很多人视为枭雄。那么，英雄和枭雄的区别何在呢？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行为目的是否高尚和是否遵循道义。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之所以被视为枭雄，就在于他的行为被描写成只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和不遵守道义，他那句“只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就是他权力欲与非道义的最好写征。而刘备之所以被描写成英雄，乃在于作者认为他戎马生涯的目的在于光复汉世，使黎明百姓免于生灵涂炭，而不只在于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英雄和枭雄的不同在于他们与权力之间的道义关系：前者建立丰功伟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不是出于对权力的迷恋，后者则出个人私欲和攫取权力着眼；前者与权力的关系是一种道义关系，后者则不是。因此，英雄不仅是力量的象征，还是道义的象征；枭雄则不同，他只是权力与欲望的象征。关于这一点，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也非常典型。故事提到，在赫拉克勒斯进行人生选择的时候，他面临着两条道路：享乐之路与德性之路。如果他选择前者，他将轻松顺畅、享尽各种快乐，虽然可能是不择手段；如果他选择后者，他将要克服许多的艰难困苦，但人民将纪念他，他将永垂不朽。后来，赫拉克勒斯选择了后者，为民除害，建功立业，成为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显然，任何民族都有英雄与英雄崇拜的传统，因为但凡有力量有能力又不自私而愿造福于民的人，都会被民众视为英雄，加以崇拜。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枭雄，他们出于对权力的迷恋，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获得了权力之后，不是造福民众，而是欺骗、压迫和搜刮民众。因此，虽然这些枭雄也可能建立过“丰功伟业”，却并不无多少英雄的荣耀。但是，由于在建功立业上，枭雄与英雄又很相似，所以，如果只从力量和功业上看，很多枭雄又会被很多人误解为英雄。因而，不会奇怪的是，像希特勒、斯大林和毛
这样的枭雄，由于他们曾建立了“伟大的功业”，也会被人崇拜，视为英雄。随着二战后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胜利，权力日益受到来自权利的限制，英雄般的权威也日渐衰落，一个缺少英雄和没有英雄的时代随之来临。对于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有人高兴，有人难受。高兴的人认为，需要英雄的时代是苦难的时代，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幸福的时代，他们为自己时代人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而高兴。难受的人则认为，没有英雄的时代是没落的时代，因为唯有英雄之光才能照耀时代，没有了英雄的时代是平庸浅薄的，他们为人类精神的没落而难受。很显然，尼采、施密特、施特劳斯都是后一种，推崇他们的刘小枫也是。受浪漫主义和尼采、施密特和施特劳斯等人的影响，再加上早年的“光辉岁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刘小枫一直都有一种深深地英雄崇拜情结。但是，由于思想资源与人生经历的歧误，他的英雄崇拜也不是真正的英雄崇拜，被他崇拜的大多不是英雄，而是枭雄，崇拜英雄变成了迷恋权力。熟悉刘小枫的人都知道，他非常迷恋尼采。可是尼采的哲学又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他所推崇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和权力意志，一方面有很深刻的思想哲理，一方面又很容易导向现实的力量崇拜与权力迷恋，很多投身纳粹的人就是受了他这些思想的影响。很显然，在这方面，刘小枫也中毒颇深，他对危险生活的向往，他对大众的蔑视，他对毛的推崇，他向现实权力的献媚，无不是受了尼采的英雄崇拜影响而又将它庸俗化了，走上了一条误将枭雄当英雄的迷恋权力之路。
当然，刘小枫对权力的屈就并不只是出于完全的邪恶目的，而是有其政治哲学的理由的。毕竟，他还是一位博闻强识的学人，是柏拉图、孔子、马基雅维利、卢梭、尼采、施密特和施特劳斯的学生，是古典政治哲学的中国传人。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只是现行世界和中国的环境让他很不满，让他无法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他的趋近权力，是一种冒险一搏，就像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和孔子的周游列国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能把自己对枭雄的推崇，对权力的屈就都看成“高贵的谎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然而，让人很有疑问的是，他用权力追求英雄德政的理想是否真的很高尚，他又如何避免权力所带来的危险呢？在人类好不容易用权利限制了权力的今天，用牺牲权利去追求英雄业绩的想法是不是太浪漫、太自私了呢？如果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就把他们指责为平庸、浅薄，是否过于主观呢？如果在众人都反对的情形下，不惜借助僭主式的方式获取权力，是不是不仅不高尚，反倒很卑鄙、卑劣和卑贱呢？
我想，刘小枫虽然非常聪明以至于狡猾，却因为自己的雄心壮志而一叶障目，实在是有点让人可惜。就像柏拉图聪明灵秀，却因为自己“哲学王”的理想而三陷叙拉古一样，让人感叹他们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当然，与柏拉图没有先例为鉴不同，熟读经书的刘小枫，是非常明白他自己的作为的。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选择不道义的手段，装神弄鬼，由英雄崇拜而落入权力迷恋，明知邪恶，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真是非常可怕和可恶的。缺乏道德支撑的权力是邪恶的，用不道德的方式利用邪恶的权力，就更加没有任何高尚可言了。因此，剥开刘小枫屈就权力的作为，所谓高贵的谎言实在是真实的欺骗。一切古典政治哲学的高尚话语，因他卑贱的目的，都变成了卑劣的欺骗行径，因为他在用好听的话语将人引向可怕的黑暗。
10 古典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近年来，刘小枫大讲古典政治哲学，提倡西方古典经学，组织翻译了大批的西方注释经典，倡导注经释经，还在大力鼓吹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从学术积累和学术研究的角度上看，他的这些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是非常值得肯定和尊敬的，不仅可能带来中国学术的变化，还可能带来学术思想气质和方向的改变。如果他的这些努力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中国人和中国，那不仅是无可非议的，可能还是值得称赞甚至赞扬的。然而，我们的刘小枫先生虽然目光敏锐，能身先士卒，却是缺乏耐心的，他耐不住寂寞，急于学以致用，这就违法了思想学术的非功利性特性，走到了它的反面。在他大放厥词地提出他的“国父论”之后，他的所谓古典立场立即显出了它的原形，他所谓的古典并不古典，而是一种隐蔽的现代主义，一种更为激进的现代主义，在其本质上，乃是一种虚无主义。
我们知道，自尼采以来，虚无主义就成了现代社会中的幽灵，它不仅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还导致了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导致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古拉格群岛，导致中国的文化革命等等灾难性事件。所以，尼采以来的哲学家，都在思考如何回避和克服虚无主义，减少人类的历史灾难。可是，纵观尼采以降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他们的初衷可能很好，方法却大多错误，所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仅没有回避和克服虚无主义，大多都推进了虚无主义，比如尼采自己、海德格尔、施密特、以及诸多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近几年被刘小枫推崇备至的施特劳斯，也未能免。当然，刘小枫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对虚无主义的人最后都成了虚无主义的推动者这一怪现象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完全认清虚无主义的本质，不是站在虚无主义的对立面反对虚无主义，而是处身于虚无主义之中反对虚无主义，结果是看似反对，实则却是推动。
虚无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否定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否定，它的根源在于对绝对的否定，在其根本上，乃是对上帝的否定。所以，不难看到的是，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后，虚无主义就成了去之不掉的幽灵。上帝代表着绝对的肯定，在把这种绝对的肯定也给否定了之后，就没有任何可以克服虚无的东西了，虚无主义就变成绝对的了。但是，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认清这一点，他们看到了虚无主义的否定性特征，但却没有看到它的绝对否定性。因此，他们总想在现实的世界中找到对抗和克服它的力量，比如，尼采想借助权力意志，海德格尔想借助存在之思，施特劳斯想借助古典政治哲学，等等。然而，只要他们想借助的东西还是这个世界之中的，时间性的，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它们总会被虚无主义所否定。不仅如此，由于他们本质上都是时间性的、虚无的，这就使得他们不仅不能克服虚无主义，反倒变成了虚无主义推进自身的工具。最后事情变成了这样：哪里有抵抗，哪里有有进一步的虚无化，反抗在哪里，虚无主义就进入到哪里。
就像耶稣在说的那样：不能靠鬼王赶鬼。赶鬼的只能是更高的权柄。同样，也不能用处身虚无中的存在来克服虚无，因为这些存在都是时间性的，只具有相对的肯定性，不具有绝对的肯定性，在它们遇到虚无主义后，就被否定掉了，并同时加入了虚无主义的否定大军中。以尼采的权力意志为例，他的权力意志是一种绝对力量的意志，可是谁有绝对的力量呢？人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只有相对的力量，没有绝对的力量，所以，人没有绝对的权力意志，不可能抵抗虚无主义的绝对否定意志。不仅如此，由于权力意志本身并没有伦理道德的内涵，不能保证它不变成邪恶的力量，所以，它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就可能是虚无主义的。从尼采以后的历史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到，权力意志正是朝着它的虚无主义方向发展的，纳粹政权的权力意志就是如此。其实，这种权力意志的纳粹式发展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权力的实质是欲望和暴力，它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的，怎么可能指望用它去克服虚无主义。其中的道理，就如同耶稣说的不能靠鬼王赶鬼一样。
回到我们要谈论的刘小枫的古典主义，其中的问题逻辑也是如此。刘小枫心仪于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认为回到古典政治，就可以克服现代虚无主义。然而，这是怎么可能的呢？要知道，现代主义就是脱胎于古典主义的，从古典主义走到现代主义，难道只是由于某些哲人的不审慎？是因为他们启蒙了大众，放出了洪水猛兽？这也太抬高了哲人的作为了吧。即使问题真的如同他们所说的，回到古典主义就能克服虚无主义吗？如何走出现代走向古典呢？就凭施特劳斯和刘小枫这些古典哲人几句所谓高贵的谎言就能办到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正是知道了这种不可能，所以，他们不可能只停留在他们的高贵谎言上，而是要染指权力，想从权力下手改变现实。而一旦他们想以权力的方式行事，他们又落入了尼采权力意志的以鬼王赶鬼的陷阱，变成了虚无主义的同谋。认识到了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逻辑及它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后，我们就不难看到，刘小枫的似是而非和装神弄鬼的古典主义，实在不是什么救世良方。它面上好像是不同于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反对者，那实际上只是它的华丽外表而已。在其本质上，它依然是虚无主义的，必然要落入虚无主义。所以，刘小枫从古典主义到“国父论”，是有其必然性的，所谓的古典主义只是一种权力策略而已，在实际的权力现实中，它只是一种权谋论。虚无主义是个变形魔方，在它的变形中，它把一切都卷入其中。同时，它的各种变形也是它的各种乔装，以各种面目出来引诱人们，然后将他们吞噬。虚无主义是魔鬼，是善于乔装打扮的魔鬼，它会以权力意志、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国父论等形式出现，它们看似美妙，实则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