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阎连科 ｜读书笔记

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宛若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

西蒙娜-薇依和安托瓦内特-福克谈论 “人生而有两性” 和“我接受了自身性别赋予我的心理和生理层面的命运”， 是说从先天到后天的生命与自然的过程；波伏娃“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则更多地行走在后天和政治，社会，文化的道路及庞大，芜杂的政治广场上。波伏娃的第二性，指的是相对男性的第二性，也是女性自身后天的第二性。而福克说的两性，首先说的是先天的“男性和女性”，其次还是先天相对男性存在的女性之“两性”。而这里，“第三性”是在两性——男性和女性之中和之外的女性的“他性”。

在我老家那块土地上，女孩除了与生俱来的第一性的生命与生理（女性）和后天加诸于她的历史与政治的第二性（波伏娃），还有历史，环境和文化加诸于她们的第三性——女人先天是女性和后天历史，政治加诸于她们女性的第二性，在那块荒野广袤的土地上，她们还有文化，环境，历史加诸于她们必须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的本质含义是与劳动，劳动力，大跃进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也许就没有这些话。

“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在做。”在劳动领域之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真正尊重女性的权利与人格，而且在劳动场域之外的任何场域里，那些男权世界的中心地，依然是“女人嘛，呵呵”的暧昧与固有。如果我们只是在国家，时代最出力流汗的劳动场域才能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那么我们会怎么去想象自由，平等，平权这些关于女性主义的理想，诉求，理念与精神？会不会在这些光辉的词语下面想到侵占，剥削，占有，预设，预谋等这些词汇呢？

母亲每每说到妇女都被解放到坝上劳动时，总是一脸严肃地说：“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上半天假。月经来了还让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腿留在裤子和地上。”

她的“把妇女不当妇女看”的认识和结论，无意间让她成为了一个最特殊，朴素，原始的“乡村女性”和女权主义者，说明着“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的第三性。

男外女内这个数千年的妇女枷锁确实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被彻底打破了，但打破了这一枷锁后，妇女此前所有肩上的承担并未从肩上卸下来。 不仅未卸下，反而把原来男人肩头的承担又朝女人的肩上转移了一大部分，使女人“既里又外”“既女又男”了。使得她们再次陷入被侵占，被剥夺，被占有和付出与牺牲的双重，多重角色里。

母亲有几次被评为大队和公社的劳动模范，得到过证书和奖状。开始她还把奖状贴在家里墙壁上，后来她又自己默默把那奖状揭去放到哪儿了。问她为什么，她清淡地笑笑说了句模糊而睿智的话：“多丢人——总觉得女人不该和男人一样争这些。”

于是，她那些荣誉不知所终了，奖状不在了，一段历史的记忆模糊了，而女性在这记忆中的角色也变得模糊，消失了。像一台戏从甲地到乙地，从彼时到此时，其中的一个角色，几个角色被悄无声息地替换了。

当改革开放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第三性的侵入就变得更为微妙，自觉与残酷。

市场，金钱和欲望，这些看似自由地摆在社会文化里的现实和精神物，却又以无形之手和无形之力，让女性自己去拿起那似乎搁置的“第三性”的历史注射器，由她自己朝着自己身上注射和变异。

女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她们又总觉得自己不能不这样。为什么呢？是钱，是物望。以至于女性，男性——人生而两性的事，早就被历史习惯地置于被有意遗忘，模糊的角落里。

苏珊-鲍尔多在（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和身体》一书里说明：“抹杀女性的生命现实，统一她们和他们一样与世界相处的性别标准“，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清晰，明确地面对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