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书瞎翻）Paul McCartney-The Life 03

❗Warning 1.没啥好warning的了如果您已经尝过我翻的前两篇屎...祝您看得乐呵 2.本篇所写为文法学院时代到保罗丧母，内含后世评价保罗时用以引证为冷血的名场面 Part one Stairway to paradise 3 . “我学会了为自己披上外壳” 利物浦男子学院高中坐落在市中心的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里，这里于乔治王朝时期一度富裕，现在风雅犹存。它成立于1837年，当时是一所成人教育“学院”，尔后分裂为一所男子学校和利物浦艺术学院。这两个建筑共用一个L形的建筑体块，但独立使用不同的入口——前者位于Mount Street的迷你帕台农柱廊，后者位于Hope Street街角。 作为一所秉承维多利亚时代优良传统的文法学校，它免费教育学生，但与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在英国为私立学校之代表）一样有精益求精的追求。他们的制服是黑色的运动夹克，绿黑相间的条纹领带和帽子；有些教师被称为“masters”，他们身着黑色长袍，被授权使用手杖进行公共惩戒仪式。一种公共服务的精神体现在一句拉丁语格言中，而对此校的两名学生来说，这句格言具有诡异的预见性:“Non Nobis Solum Sed Toti Mundo Natior”——“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生养我们的世界”。 几十年来，此校培养出了一批知名政要、工业大亨和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尤数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Charles Glover Barkla教授。另一人物乃是亚瑟·阿斯基，他是许多来自利物浦的职业喜剧演员之一，全国知名。保罗的学校生涯中曾经坐在同样的木头旁，那个阿斯基40年前用过的斜面课桌。 学院的新生会先在低年级上一年学，然后依照他们的学术能力被分门别类。A-stream的教学大纲围绕着古典文学、拉丁语和/或希腊语。B-stream是关于现代语言的。保罗的聪慧显然足够应付前者，但他选择了B-stream。他最早的学校里的朋友伊恩•詹姆斯(lan James)也是B-stream学生。住在利物浦南部一个叫丁格尔(Dingle)的贫民区埃尔斯威克街(Elswick Street)。教室里的课桌按字母顺序排列，两人坐得很近，除了伊恩念法语、保罗念德语外，课程一致。他们俩都从一位叫英克利小姐的老师那里学了西班牙语。在班上狂热的想象中，英克利小姐浓妆艳抹，用以掩盖她作为战时特工留下的伤疤。她教他们一首关于三只兔子在树上的傻傻的西班牙歌曲，“Tres conejos en un árbol”，这首歌将永远铭印在保罗的记忆中。 在伊恩·詹姆斯的记忆中，保罗是一个风度翩翩、备受欢迎的人物，其吸引力绝不限于他们同龄人。詹姆斯说，他是个出色的模仿者。“我们刚开始在广播上播放Goon Show, 保罗就可以模仿其中所有声音，诸如Eccles和Bluebottle的。早上，你会看到他在操场上向周围一群人表演他前一天晚上听到的表演。他那时就已经是个艺人了。 男学生的绰号不是源于嘲弄和蔑视就是源于尊敬和喜爱。保罗的昵称Macca有两个c而非更多人熟悉的一个c，这说明该名号绝对属于第二类，尽管一年后，他不得不和弟弟迈克尔共用这个称谓。 然而，尽管他在小学时表现得前途无量，他在学院并没有特别出色。他的功课对他来说没有一门是困难的，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每门功课上名列前茅，或几乎名列前茅。这并非问题所在——他那张天真的脸和总是彬彬有礼、和解的态度掩盖了真正的问题:他讨厌别人告诉他该做什么。 即使在他最强的两门课上，他的表现也不如人意。和他一起上英语课的伊恩•詹姆斯在写加冕礼论文时，几乎没有看到他为此付出的关心和热情。“我们的英语老师琼斯先生的姓名首字母和女王在加冕杯上的姓名首字母相同(E.R.)所以我们叫他莉齐。”每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分数，干坏事就扣分。我和保罗以前在莉齐的课上总是交头接耳，我俩的品行分数几乎给扣没了。 他从幼儿园开始就有绘画天赋，但在学院里他对视觉艺术的兴趣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他的加冕礼论文奖里有一个书券，他拿来买了一本关于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和维克多·帕斯摩尔的成人书籍。从那以后，他还因绘制斯毕克的圣艾丹教堂(St Aidan’s Church)而获奖，这是一片原始的市政地产中美丽的绿洲。 在学校里，他感到艺术柜对他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那里面有一堆堆墨盒纸和一捆捆未使用过的铅笔和画笔。但相关课程本身对他来说并不重要。相反，他把自己的才华用在了画漫画上：他的老师和同学，以及每天在去学校的巴士顶层观察到的往来过客。 学院的杰出校友包括几位在音乐方面有成就的人，如指挥家兼作曲家艾伯特·科茨(Albert Coates)、男中音歌唱家查尔斯·桑特利爵士(Sir Charles Santley)和民谣歌手兼作曲家斯坦·凯利-布托(Stan Kelly-Bootle)。50年代中期，学校的简介中写道，它的音乐教室“有一架钢琴，男孩可以在老师的安排下弹奏。它还有一个留声机，下午1点半以后男孩们可以在上面放唱片。”1955年开始执教的音乐老师诺埃尔·埃文斯(Noel ‘Neddy’ Evans)被其他以前的学生，比如新闻广播员彼得·西森(Peter Sissons)称为“一位超棒的老师”。 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保罗的音乐发展。他很早就认为埃文斯不值得他关注，而Neddy似乎没怎么努力去改变他的想法。 *********************** 那时候的英国儿童所受的影响远不及如今充斥在儿童中的色情作品泛滥。保罗那一代的大多数男孩直到十几岁的时候才进入青春期，很多人直到更晚才开始了解性。通常，启蒙来自他们的父亲——而他们自己的父亲也经历过同样糟糕的性教育——夹杂着“生命的种子”“鸟类和蜜蜂”这样含糊其辞的隐喻。 矜持而拘谨的吉姆·麦卡特尼迟迟难以启齿去和他的大儿子进行一次这方面的详谈。保罗记得，吉姆对性教育的想法就是建议他在街上看着狗“玩耍”。为了增进了解，他会偷偷查阅《布莱克医学词典》(Black’s Medical Dictionary)，他的母亲在助产时就用过这本词典。他会快速翻过关于疖子和痔疮的可怕章节，到有女性解剖学插图的部分再慢下来。但即使对一个充满睾丸激素的13岁男孩来说，这些也难称色情，尽管当他发现“性爱之丘”被用以“维纳斯的土丘”表述时，他不禁想入非非了。 从幼儿园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在女孩面前很有魅力，他的棕色眼睛会一直盯着她们。虽然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问题，不知为何他突然长胖了。胖乎乎的身体很快就永久性地消失了，但它带来的自我意识却久久不去。多年以后，当他在写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遭遇时，他还将自己描述为在圣彼得教堂的庆典上的“一个肥胖的学生”。 现在，他吸引了一群女孩。伯尼斯·斯坦森(Bernice Stenson)，他以前在约瑟夫·威廉姆斯小学的同学，迷恋上了他，她的大多数朋友也一样。伯尼斯回忆说:“他长着一张天使般的脸。当86路公交车经过我们身边时，我们看到他从巴士的顶层向外凝视。当时他正在去利物浦学院的路上，我们正在等去艾格伯斯谷高中的公交车。我们上蹿下跳，向他挥手，大声喊叫。” 1955年，玛丽·麦卡特尼在当地的好名声使她的家庭的住房档次上得以再上了一个台阶。他们离开斯毕克去了阿勒顿的福林路20号(Forthlin Road, Allentown)，这是市政地产的一部分，和他们之前的两套房子一样，但这在一个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甚至算得上上流社会。这对玛丽意义重大，因为她一直在努力提高她两个儿子的眼光；就像保罗记得的那样，“她希望我们也能沾点上流社会的光。”尽管他深爱甚至尊敬他的母亲，但他已经到了所有年轻人都会毫不留情地批评父母的年纪。他会取笑玛丽文雅的说话习惯，比如她总是把“ask”读成“ah-sk”。“那是‘问’，妈妈，”他有一次纠正她，用的是利物浦人的发音，比如‘Askey’。此后他终其一生都在责备自己不该如此轻率地伤害她的感情。 福林路二十号是麦卡特尼家第一个有内厕的房子。房子虽然小，但按高标准建造，有三间卧室、一间餐厅和一间起居室。它的后窗俯瞰着马瑟大街的警察训练学校，学校占地广阔，给人一种乡村的气氛。每周的租金是26先令，不到1.5英镑。安装了一部电话，以便玛丽在紧急情况下随时与卫生当局联系。这是这条街上唯一的私人电话，所以经常有邻居来这里打电话，每个人会留下三个旧硬币作为付款。在房子里的第一个晚上，保罗和迈克睡在后面大卧室里的两张单人床上。第二天早上，他们被狗叫声和类似枪声的声音吵醒。麦克·麦卡特尼回忆说:“我们往外看，看到一个警察正从一只像狼一样大的阿尔萨斯人身边跑开。他转过身向那只阿尔萨斯人开了枪，我们可以看到他戴着一只又大又厚的手套。砰砰！开枪了，但那是空弹。他们在训练警犬抓住想越狱的犯人的手臂，让他们习惯枪声。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打招呼方式。” 这家人认为福林路20号是一个光明的新时代的开始，并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尽管他们并没有多少钱可以腾出来。至于客厅地毯，他们只能负担得起瑕疵起球的——不同图案的窄边角料——而墙纸是各种样式的“卷尾”，包括银灰色的柳条图案。玛丽决定不了要哪张纸，所以把这些样品拼在一起，以帮助她做此抉择。遗憾的是，她永远没一锤定音的机会了。 迈克尔出生后，她患上了乳腺炎——母乳喂养引起的乳房组织炎症。近日她开始感到类似的疼痛，起初她认为只是胃灼热，并试图用治消化不良药物Bisodol来治疗。当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时，她认定这是更年期(当时人们更微妙地称之为“更年期变化(the Change)”)造成的。1956年的夏天，14岁的保罗和12岁的迈克尔像往常一样一起去参加童子军训练营。天气异常的寒冷和潮湿，玛丽告及她的诊所同事贝拉约翰逊她担心孩子们可能在营帐下受罪。她很担心贝拉的女儿，奥利弗提出开车送她去营地以确保他们一切都好。 他们都很好，唯独玛丽并非如此：回利物浦的旅途令她痛苦不堪，她只好躺在汽车后座。她回家后直奔向床。她是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她已经想到了最坏的情况。“哦，奥利弗，”她低声对她的朋友说，“我还不想现在就离开孩子们呀。” 疼痛似乎减轻了，但几天后，病魔重返并加剧了。保罗和迈克尔现在已经从营地回来了，他们对一切浑然不知，因为玛丽看上去一如既往地活泼能干——而且，大家都认为，护士从来不会生病。唯一的蛛丝马迹是她重新皈依了天主教，自她结婚后她几乎放弃了这一信仰。一天，迈克尔困惑地发现她坐在床上哭泣，手里拿着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刚成为牧师的亲戚的照片。 最终吉姆说服了她利用她在卫生部门的联系方式迅速预约了一位专家。他诊断出她患有乳腺癌，并立即安排她住进了利物浦北方医院。从她自己的医学知识储备中，玛丽知道他无异于判了死刑。在离开她那弥足珍贵的新家之前，她把它从头到脚打扫了一遍，洗烫了自己和孩子们所有的衣服。 她被直接送进了手术室去接受乳房切除手术，但手术甚至没能进行：癌细胞扩散得太厉害了，没有希望了。保罗和迈克尔没有被告知她出了什么问题，现在也没有人告诉她快要死了。当吉姆带他们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她尽量表现得愉快而令人安心，可是保罗一向善于观察，他看到她床单上的血，猜出了真相。 玛丽接受了天主教牧师的最后仪式，并要求在她的手腕上戴上一串念珠。在陷入昏迷前，她最后一次想到她的儿子们，她多么希望看见他们长大呀！她于1956年10月31日去世，享年47岁。 一瞬间保罗和迈克尔的世界里就不再有温暖的拥抱和美味的饭菜，不再有温柔的手指放在他们感到不舒服时的额头上，不再有温暖的温度计在他们的舌头下颤抖和爆裂。“妈妈”这个词所带来一切，以及十几岁的男孩仍然像新生儿一样需要的一切，除了在福林路洗的最后一堆衬衫和毛巾都消失了个无影无踪。 对吉姆·麦卡特尼来说，这一打击是毁灭性的。玛丽不仅是他一生的挚爱，也是他一生的领导者。在他心爱的花园之外，他总是把家务留给她。现在，要由他全权照顾保罗和迈克尔，引导他们度过青春期和解决他们产下的众多问题——所有这些又要在没有玛丽提供的另一份工资的状况下进行。噩耗传来，保罗忍不住脱口而出:“没了她的钱我们该怎么办？” 起初，吉姆难以接受，抽泣着说他也想一并死了算了。那个时代的男性，尤其是北方人，是不应该流露感情的，他的儿子们除了知道他终日埋头于烟斗之下后就别无所知了。 ”这是我经历的最糟糕的事。”保罗记得。“我看到爸爸哭了。”但是，尽管他也极度悲伤，他的棕色眼睛也没在公众面前淌一滴泪。“我决心不让它影响到我。一切继续。我从此不以真面目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