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里的中国》四 论语（杨照）
孔子当然说道理、谈原则，但他说的方式，永远都是“即事论理”，从来都不抽象、空泛地说。所以，每一句话有其背景，有其不同的对象，因而我们也就不应该抽离了时代或现实的背景，忽略当下发生的事件，架空来读《论语》。
今天通行的《论语》，称为“张侯论”，是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综合鲁、齐两家而编定的版本。到东汉灵帝时，“张侯论”的字句就已被刻在了熹平石经上，彻底固定，不再变动。 如此，《论语》一方面让我们读来格外安心，不必像读其他上古经典那样谨慎提防中间有后来伪造、掺杂进去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却也让我们读来格外不安，因为编撰者没有给我们一套明确的次序逻辑，我们得通过排比来决定这些散乱对话和文句，彼此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孔子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西周王官学传统的贵族教育内容，拿来教给许多照出身和身份来说不见得有资格受这种教育的弟子。这是“有教无类”在那个时代真正的意涵。 书写原本是贵族教育的核心，但在孔子手中获得了扩大传扬。结果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私家著述。……说得再精确些，这是第一本用文字写私人记录的书，却还不是第一本由私人写成的书。放在王官学传统中看，《论语》有着暧昧的地位。一方面，书中记的既非天子亦非国君，而是甚至不具备世卿身份的人；但别一方面，孔子所言所行毕竟还是环绕着贵族教育的基本条目——如何做个君子，如何称职有效地治理国家。换句话说，书的内容继承延续了王官学传统，但书中说话的声音，却出自一个不具备传统王官发言身份的人。 从另一个角度看，《论语》并不是表达这些弟子私人意见的书，甚至不太能算是表达孔子私人意见的书。孔子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不是随便讲讲的，那代表了他深刻的内在信仰。那些以“子曰”开头的每一句话，对孔子来说，都是他在传递、顶多是解释周公以降的王官学理念，不是他自己推断发明的主张。在这里，又有一层公与私之间的暧昧。
孔子和他所教的人，没有血缘关系。孔子的许多学生，甚至在原本的封建秩序中，根本不具备可以接受这套贵族教育的合格身份。孔子开创的角色，事实上是破坏封建秩序的，或者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在封建秩序动摇的春秋时期，才给了孔子这样一个空间，违背旧的体制规范，将原本封闭、垄断的贵族教育内容，拿出来“有教无类”提供给更多的人。而这些无法从父兄亲族纽带中获取教育训练的人，跟随孔子，就成了他的弟子、门人。
这个时代，旧贵族的态度是，等到有位子有职务时，再来好好学习相关知识、技能——和国君及其他卿士该用什么礼仪相处，宴飨时听到什么音乐代表什么意义，又该引用哪首诗来婉转显示自己的态度……然而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新的现象——一些“野人”抱持积极的精神，主动学习祢，让自己做好准备，当有需要时，他们就可以挺身而出，担起国政、外交的责任来。 事实上，孔子主要的工作，就是提供“先进于礼乐”的准备。他的弟子们，也就是一群“先进于礼乐”的人，平日就在孔子的教导下，敬谨学好礼乐规范，随时可以在国政、外交方面派上用场。所以孔子说：如果真的要用在政事上，那我主张用这种“先进”，已经做好自我准备的人。
这是历史上的奇观。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弟子，一下到这里，一下到那里，要找能够用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的国君。可以想象，师生们日夕相处，而且这么一大队人的生活充满不确定风险，下一站要往哪里去，不知道；甚至能不能找到有权者资助下一顿饭，也不知道。在路上遇到流氓围攻，他们就被困住了，竟至几乎要饿死的绝境。这是一种极端的生活，也必然培养出集团间特殊、浓烈的革命共患难情感。 周代社会原本建立在亲族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规范了人际亲疏，由亲族远近来决定人际关系。……“皆不及门也”，这感慨的后面，一者是深刻的真情，曾经一起绝粮而产生的难以磨灭的生活烙印；二者是缺乏封建亲族关系带来的遗憾，正因为这些人是弟子，而不是传统的亲人，所以就算曾经如此同生共死，都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星散解离。
《论语 · 先进》第四章：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一个很有特色，有突出个性的弟子，是颜回。这句话，听起来像抱怨：颜回，不是个可以对我有所帮助的弟子，因为我说的话，他没有不高高兴兴听进去的。但实际上，当然带有称赞之意。
孔子念兹在兹的，是做老师的人，要从同学生的互动中，尤其是从学生对他所说所教内容的疑问甚至反驳，来不断精进自己。老师当然应该对学生有所帮助，但师生关系若只有单向的，老师帮助、影响学生，缺乏另一个方向的作用——学生倒过来影响、帮助老师，那也就不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情况。
什么样的人，可以不在意人家知道不知道、认可不认可他的学问和能力？那种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为了炫耀而追求学问、累积能力的人。也就是后来荀子说的，君子之学是“为己之学”。小人之学是为追求外在名声或利益而学，将学当作换来名利的工具；君子之学不然，学本身是目的，不是手段，学最吸引君子的地方，是学习过程所带来的快乐。正因为在学习精进中已经获得了报偿，所以君子不会计较别人知不知，对这件事不会生气、没有怨怼。
同样在《学而》中，还有一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孔子眼中，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好学呢？至少其中一项条件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不是主张、提倡苦行，更不是像佛教那样认为人必须灭绝欲望才能求道精进。真正好学的人，能够从学中得到充分的喜悦满足，自然就不会花力气去追求一般吃饭睡觉的享受。换句话说，那种觉得吃饭睡觉感官享受诱惑更大，只是勉强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学的人，算不上真正的好学者。
颜渊显现乃至示范了孔子之教的根本吊诡精神。孔子之教，在那个时代是有用的，可以培养治理脱序社会所需的人才，但孔子的原意，却绝对不是为用而教。依照他自己的看法，这套学问之所以有用，正是因为恢复周礼，回到了人之所以为人，以人为本，以伦理为基础的封建礼仪精神。吊诡之处便是：孔子之教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功利、不现实，在于不是为了有用而设计、进行，结果，回到人本扎根的无用之学，反而有用。
两相对照，浮现出了孔子的自我形象。他知道并且自豪于自己的长处，是乐于学习、学得快记得多，而且懂得如何将自己所学转教给别人。但因应于这样的长处，他也就敏感地察知并检讨连带的问题：知识和技能容易获得也容易教出去，一不小心，这些知识和技能就一直是身外物，从生活中“通过”却没有确实地影响、改变自己。 他要担心的，都是学有所得以后的事。知道了道德原则，然后呢？具备了知识，然后呢？我们可以止于此，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就停留在那里，没有“然后”。尤其是做老师的人，更容易如此。左手拿进来的，右手就交出去，反正是应付教学需要，在学生面前看起来懂很多、很有学问，可是这种人他学得愈多，学到的东西对他自身生命愈没有影响、没有意义。 孔子不允许自己变成这样的人，当然他也不会允许学生们变成这样的人。不过他很清楚，知识可以教、技能可以教，偏偏最关键的那一段，如何让知识和技能真正变成你的，不再只是身外物，不再被拿来换分数或对别人炫耀，老师教不了，只能靠自己觉醒领会。孔子自己不断“忧”这几件事，那是他持续的修养功夫，同时却也是唯一一种可能可以感染、影响学生的方法，这是真正的以身作则。
孔子劝人不要去担心那些不在我们努力和控制范围以内的事。…… 孔子当然反对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追求富贵。然而，他提供的理由，第一，使用不正当手段，破坏原则，也就破坏了我们心中的自在，使我们不乐。以此换彼，划不来。心安自在的人，可以在最简单的生活中得到真实快乐。第二，就算你主观上愿意不择手段去追求富贵，也不见得就求得到。追求富贵的主观意愿，和想要追求浮在空中的云朵，有什么两样吗？ ……我“所好”的，只要信守良心原则，就能带来真实的、任何人都夺不走的快乐，何必牺牲如此内在、纯粹掌握在我自己行为上的快乐，去追求机会不定的财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