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口述与文献之间——倾听胡同里的个体生命
我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几十年来，除了“文革”时期到外地插队数年之外，我再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北京。北京眼看着我一天天地长大、成熟，我也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感悟它，直至我自己，也已成为它几十年变迁的见证。每当从外地回京，我赞赏它作为一国之都特有的雍容和璀灿；而自国外归来，我又常常叹息它因污染导致的尘昏。但无论灯明灯暗、天晴天阴，北京都与我肌肤相亲。 从踏入史学之门的那天起，我就想将北京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始终未能如愿的原因，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直到十年前接触到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我才终于找到一个能够进入北京历史的深处并且将它表达出来的门径，那就是通过对若干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方式，从个体的角度，亦即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追溯百年来北京城的历史。我想通过访谈，来看北京人如何记忆和表述他们的过去，他们怎样把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怎样使过去变成现在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他们如何运用过去来诠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眼中的这个北京，正是这些，构成了历史记忆过程的本质，这是本书想做的尝试，也是本书的宗旨。 近年来北京的历史与文化备受社会各界重视，但从城市史学[1]的学科要求来看，对于北京城市史的研究却还是落后于对上海、武汉、重庆等近代以来的新兴城市。除了历史地理学家对相关领域卓有成效的探讨之外，有关北京的更多作品还类似于在讲述“掌故”，而不属学术研究范畴。举例来说，有关北京胡同的著作已出版多部，却都停留在介绍胡同的名称、来历方面，顶多再添加些胡同里住过哪位名人，或者名人有些什么轶事，等等，很少注意到生活在胡同里那成千上万活生生的普通人，注意到普通百姓在这个特定城市中生活的记忆与感受。而实际上，正是这些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才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灵魂与神韵，是研究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如今也有许多学者注意到北京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们提倡“走出单纯的风物掌故，京味小说，将‘北京城’带入严肃的学术领域，”他们希望“透过肌肤，深入其肌理与血脉”地来阅读、品味北京这个城市。他们也注意到要想做到这点，需要兼及史学与文学、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等各种方式。他们强调只有“把人的主观情感及想像力带入都市研究，城市才有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所以呼吁要对北京城“驰骋想像”。[2]能够认识到这点固然十分可贵可喜，将百姓的喜怒哀乐带入历史也实在是太应该，太必要，但我认为，仅仅靠“驰骋想像”，百姓的喜怒哀乐却不可能被正确地带入历史。毕竟，想像与记忆并非同义词，对于今天的北京史研究来说，问题恰恰在于想像太多，因想像而衍生出的误解太多，而严肃的实证研究太少。而这一切，即以史学的实证而非想像的方式将百姓的喜怒哀乐带入北京城的历史之中，口述史很可能是最重要也最可行的一个途径，这也正是我想做的尝试。
（一）
口述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不等同于人们一般理解的“口耳相传”的历史，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不外乎两点，即它的民间性与个人性。
首先是它的民间性。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女性都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其次是它的个人性。口述史强调从个人的角度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是口述史学与主要以民间传说构成的“口述传统”最重要的区别，因为后者往往是集体性记忆的产物。
这两点就是我这部口述史遵循的原则，而本书尤为注重的是这两点的交叉与结合。
然而，原则毕竟是原则，原则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展现。对于口述史来说，展现的关键，在于对选题方案的设计，具体地说，即选取什么样的人与人群作为访谈对象、以及访谈侧重于哪些议题等方面。广义地说，这关系到史家对历史的理解，也是考验史识高低的重要尺度；狭义地说，这是口述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学科研究方法的基本科学性所在。传统的访谈对象偏重于选取上层社会的及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名人”，访谈选题则偏重于所谓的“宏大叙事”，特别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选择的访谈对象往往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近年来的口述史项目，尤重于以1949年以后的土改、反右、“文革”等政治事件为主题，这当然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却仍然未脱离传统史学研究大事件、政治事件的巢臼。可见，当人们的史观还停留在“以史为鉴”，将史学当作为统治者提供统治借鉴阶段的时候，口述史就不是真正独立的学科，而不过是传统史学研究的一种补充而已。至于近年来，为名人即“成功人士”做口述访谈的做法广受欢迎，甚至成为一时风气。[3]就已经不是因史观不同导致的差异，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卖点，是受市场、受经济的制约所致了。
在这部《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中，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更多的是普通人，尤其是下层社会的百姓、少数民族和妇女，这是以往研究北京史的学者较少关注过的。至于访谈议题的中心，则是他们的普通人生。这一选择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即使访谈内容与重大题材有关，选取的也未必就是尽人皆知的代表人物。这样做也许会遭人诟病，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些事件与某些代表人物结合起来，但我却认为那些边缘的小人物，对同样的一段题材、一段历史，也会有自己个人的感受，他们的人生所受此事件的影响，也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深刻。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谓“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就是这个道理。[4]第二，这并不说明我就一定排挤名人，只不过是访谈对象即使是名人或是某重大事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时，访谈议题也仍重在他的日常生活，而并非他超乎凡人的成就，我想以此来与对名人的新闻采访区分开来。
普通人的寻常日子平淡无奇，很难成为市场上的热点、卖点，但是“过日子”永远是绝大多数人生活的主题，“每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寻常琐事在任何时代，都是构成历史的最本质内容。
口述因人而异，它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即使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采访者，他的口述也会衍化出不同的版本。文献却是稳定的，人们常说“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是指其一旦形诸文字，便很难再修改、再推翻。与人类学家不同的是，史家做口述时，无论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他们更感兴趣和更愿选择的，总是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人群，这就具备了以稳定的文献与流动的口述相参证的条件。史家讲究的是校勘辨误，这当然是就文献与文献之间的互证而言；如果再跨越一步，便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讲的是以考古发掘的文物与文献的互相参证，其说早已为学界承认并推重；而将口述与文献互参，不仅仅与“二重证据法”在方法论上有一脉相承之迹，可以纠正被访者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更为重要的是，二者互参，还可以以文献为据，来分辨哪些是被访者在此基础上有意虚构出来的东西，而对这种虚构本身的研究，包括被访者何以要进行虚构，在这种虚构之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心态，等等，往往是研究者最感兴味、研究也最有价值之处，这便比“二重证据法”又跨越了一步。所以，对于口述而言，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参照物。没有比较和参照，就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研究的深入。其他学科的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很难有进行艰苦烦琐的爬梳考据的耐心和能力，而这却正是史家最见功力的长处。如今已有学者指出，我国有些口述史学者在当前的田野实践里对于文献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里也有与文献考据相仿的一套技巧。在本书中，对于如何将口述实践与文献考据有机地进行结合，我做了初步的尝试。
以稳定与流动相参照，只体现了文献价值的一个方面，以“点”与“面”相参照，恐怕是文献更重要的功能。口述的对象是一个个的个体，他（或她）所谈的经历与往事，不可能与他生活的大背景毫无关联，也不可能互无影响。例如老北京人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无不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刻记忆，但旗人后裔与汉人和回民对此的述说，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不了解清朝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生活于八旗社会中的旗人特点，对这些差异就无法理解和做出正确的解释，而对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的把握，又不可能离开当时的文字记录。总之，当我们把以个人为主的口述看作是“点”，将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面”时，置于大事件之中的小角色的感受，才会变得饶有兴味和深具学术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文献之于口述史的不可替代的功用。
此话当然是有限定的，因为在没有文字文本的时期和地域，也许同样可以做口述史，完全不依赖于文字文本的口述史作品，现在有，将来也一定还会存在。但是具体到这部关于老北京人的书，既然被访者所述时期还同时存在着大量官私方文献包括档案，所以将文献引入到口述中的工作便不可免。这表现在：其一，寻找被访者时，让文献起到向导和为被访者的社会角色定位的作用。其二、将被访者讲述的内容与文献进行对比和参照。其三，当二者间出现不同的时候，并不简单地判断哪个更真实、更准确，而是考查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并以此引导出下一步的求证。当然，在整个的访谈过程中，无论我在文献上下了多大的功夫，也必然是居于幕后、隐而不显，因为在一部以口述为主的著作中，是不可以让文献喧宾夺主的。
总之我认为，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也是我这部口述史，区别于其他有关老北京人的访谈、传记的主要特征。将文献记载与口述记忆结合起来认识历史，我便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二）
本书的题目既然是“老北京人”的口述，首先就必须为“老北京人”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首先是做时间上的断限。北京如今人口已逾千万，如果将这些人口一概算作北京人，范围就未免过大了。事实上，北京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清朝衰亡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从全国各地陆续涌入的。据1937年的人口统计，民国之初北京人口不足百万，民国四年（1915年）四郊划入，增至120万，此后民国政府南迁，人口数量稍显减少，但旋即繁荣。迄至1937年，北京人口为150万人左右。[5]我就是以此为据，以民国之初那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作为本书中“老北京人”的标准的。也就是说，这些老北京人都是在1911年之前、至迟不晚至1915年就已经定居于此、后来也世代居住于此的人。我还要强调的是，惟有这种在居住地相对稳定的人，对于周边的环境、对于祖辈的事情才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记忆，人们都知道，记忆的遗忘与迁徙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中国也是北京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划定为老北京的这些人，其祖上有过对这场大变革大动荡的亲身经历，有着对清亡前后生活变迁的对比和对北京百年生活一脉相承的记忆，这是后来陆续移居北京的人不具备的。我当然希望这个时间的上限还能无限上延，但在1911年以前即已居住于京城的人，如今已不可能尚存于世，只有从他们后人的记忆中，还有找到某种历史延续性的可能。再者，从人们的习惯上，都认为“三代”才堪称为老，以30年为一代，三代将及百年，也约略符合本书为老北京人划定的标准。
将时间定为最近一百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由口述史这一学科的特性决定的：如果没有诸如族谱、碑文之类的文字记录，也没有为了要子孙后代记忆而编写传唱的歌谣等形式，一般地说，人们的记忆至多只能上溯三代，也就是祖父一辈，再往上溯，往往就只是一些空洞的符号，而难得有具体的故事了，而惟有故事，才是记忆的载体，也是口述得以存在和传承的前提。[6]
当然，所谓三代定居北京，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京城的官员到外省赴任，孩子可能就在外省出生；京旗人家没落之后，有可能到外省祖坟上守坟；清末就已定居于京的移民，子女可能还留在故乡，直到长大才来京跟父母同住，诸如此类，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根、他们生活的主脉还在北京，何况这样的进进出出，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本属正常，也是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必须要注意的内容。
第二是划定地域的界限。北京的行政区域，近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总的趋势是郊区日趋扩大，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所以对于老北京人居住的地域，也是非加以限定不可的。本书选择的被访者，主要都在城区，亦即旧日被包围在城墙以内的地方，其中又包括内城与外城（南城）两部分。至于城墙之外的城郊，我只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点”，其中一是清代旗人的聚居地，因为城郊的旗营与城内的八旗属于同一整体，是京师八旗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二是一些主要依赖城市为生、而非以务农为主的那些人，以此来展示城郊与城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关系。这在目前北京的城市史研究中还基本上是个空白。至于京郊的农民，这里就不再囊括了。
将时间与地域的界限划定之后，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力求在这个界限之内取样的全面性与代表性，这是在设计口述方案时就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注意的问题。但我在口述实践中却发现，预先的设定只能是初步的、粗略的，更多的还是要边做边发现问题，再随时予以弥补。这个随时修正、随时补充的取样过程，其实也正是我对这个主题的把握不断改变、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也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不少事先未曾料到的收获。
举例来说，我在开始做口述时，是根据多年积累的有关清史、北京史的文献资料的知识为基础，来制订访谈计划的。我主要注意的是选取不同族群、阶级、性别，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却未曾注意到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其实还生活在不同群体之中。例如我根据文献，知道京城的大宅门内，居住的很多是清代宗室与八旗官僚上层，却未曾注意到这些人并非属于同一个群体，还有着八旗外官与内务府旗人的区别，二者并不常相往来。而内务府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又与满洲的皇族以及汉族大商人（而非一般人们以为的那样与八旗官僚）编织起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在通过访谈意识到这种情况之后，我才开始着意选取内务府旗人中的典型人物作为样本，并最终将其构成以一个人群为对象的访谈。
再如本书开篇中的皇城部分，皇帝被驱赶出宫了，但这里并非就剩一片空白，对此我在开始时并未予以关注，也是通过访谈，才注意到“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那批年轻人的存在，并由此而发现蕴涵于这些人身上的时代变迁的意义。而当我将他们视为一个人群来做访谈的时候，由于总觉份量不够，才又进而找到单士元单老的女儿，并将她的口述补充进去。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被访者除了分属于不同人群之外，还身处在不同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是我最初未曾重视但实际上至关重要的概念。例如，在我最初的访谈计划中，只是将“老北京”的地域按照内城外城做了粗略的划分，对于被访者具体居住于京城何处，并未特别在意。后来访谈人数较多之后，我曾尝试着按照被访者的居住地区做一次简单的分类，分类的结果让我颇为惊讶，因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清代文献中屡次提到的内城住旗人、南城住汉族商民的格局，以及因居住人群不同导致的“东富西贵”等等现象，都还基本未变。这提醒我注意到，与许多学者所说的西方城市一样，北京城也存在着不同的城市空间，而且直到20世纪的前半期，这种城市空间还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这促使我在此后选取访谈样本时，更加注意到在整体比例上保持地域的某种均衡，并最终决定以居住于城内的不同地域的人群之不同，作为本书的架构。
做口述访谈还须注意的是，每个被访者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生活在特定的人事脉络和社会情境之中。所以研究者往往需要像人类学家做田野作业那样，从事参与观察，有时还需对同一家庭或同一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做相关访谈，以便为同一口述访谈资料的内容，提供不同的参照观点。因此之故，本书中不乏同时采访一对姐妹或兄弟、或同一家庭、家族成员的例子。既然对这些同一家庭、家族、同一社会群体成员的访谈并不在事先预设的样本之内，访谈便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知的挑战性。由一个人牵出另一人，再由另一人牵出更多的一群人的情况比比皆是。这种牵涉，常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效果，也能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喜与收获。这样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地一步步走去，正是做口述史最有兴味、也常令人欲罢不能之处，口述史的研究也就是这样，才能被逐渐引向深入，并获得卓有成效的成果。
推荐阅读：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
本文首发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21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