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三年CTMR后
上周六终于把上学期CTMR助教的聚餐吃了，从寒假推到现在是因为人不齐，结果昨天人也不齐。饭桌上金老师一直在为我最后选择了去日本而深表惋惜，直言“你这个决策根本就不理性”。对于我已然蔓延到社会学领域的兴趣，他也表示“以后还是可以回商学院做组织管理”。其实可以理解，作为上一辈人，作为一个商学院的法律博士，作为一个看着我从大二到大四的老师，他对我的不理解：“你就是心里有结，你老觉得做金融就是给资本主义打工，什么时候这个结解开了，你就通了。”
大二学CTMR的时候我还是个认认真真的法双学生，同时上着法学院的公司法。每周读原著，写读书报告和案例分析，总是要花掉一整天的时间。无需思考就能罗列：功利主义的边沁、约翰·穆勒；自由主义的康德、罗尔斯和诺齐克；共同体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和麦金太尔。这样的归类当然是武断的——也许这也是通识教育无法规避的缺陷。退掉概统似乎是想当然的事情，似乎在期中考试前一天凌晨我还在读《尼格马可伦理学》，不过显然当时的我并没有考虑过这个成绩单上的W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只是一心想着反正我不会保经管的研我要去学法了。金老师大概因此很看好我，送了我好几本他的商法教材，推荐我去美国读JD、考bar、去律所，从此走上人生巅峰，毕竟上上届的CTMR助教学长就去美国读JD了，还在知乎上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
大概快要结课的时候，助教姐姐问我想不想当助教，于是大三上学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CTMR助教。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大三上学期是纯粹的创伤经历，八月中旬与父母彻底决裂断联，解离频繁发作以至于在去上班的路上直接下了地铁去安定医院，挂掉TCC，每周实习三天还有20多学分的课。关系很好的三个室友全都去欧洲交换了，有时候出门忘带宿舍钥匙，就在舜德通宵加班。每周三的CTMR助教会和周五的小课是生活中仅有的快乐。
那一年的大助教是C学长（此处删除了和他有关的私人回忆）。感谢学长在招生、法双和抑郁时对我的关心与帮助。经常一起吃饭的还有Z学长和B姐姐。Z学长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理工科基础大概不亚于我校电子系同学，会德语，在经济系直博了。B姐姐最初因为和我喜欢同一个花样滑冰运动员而相识，性格是我这辈子也变不成的阳光开朗型，毕业之后入职了某互联网大厂。Z学长喜欢单口相声似地高谈阔论，可以从膜法说到织田信长，我们三个都是捧哏。B姐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惊人的洞察力，有一次在聊到lgbt的话题时突然转身对我说：“你肯定不是纯直女，一看就知道。”
大三的时候有在很认真地备课，打腹稿，做课件，改作业。每次小课讲完原著梳理之后，我最喜欢说的是“要警惕理论背后的价值/政治立场”。当时班上有两个学弟经常来找我聊天，或曰“刷脸”，他俩的作业也经常写得很长很长。Y学弟是上海人，不负父母的期待，已经保上了金融硕士。T学弟和我的脾性更近，他和另一位S学弟成为了八字班的继任者。
大四该轮到我当大助教了，然而当时的状态实在不好，几乎把所有工作都丢给了W同学。W同学和我之前并没有什么私交，我们的话题也就只有滴滴/美团/字节的pay和hours。他是个非常热情且靠谱的人，如果我是senior的话，也会非常想要他这样的同事吧。令我有点意外的是，那天吃完饭回来的路上，他和我讲了很多，关于在上海落户，关于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从互联网跳槽去工资更高的投资咨询为了在上海付首付，甚至是女友的身体状况。他抱怨了现在北京的房子不好找，我说我家租出去的房子刚好到期了要不要租给你。W同学今年二十四岁了，和男友一样大，但他不是降转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而是复读了两年终于从某个小县城考上了sem。所以我格外不喜欢外界妖魔化商科生，或者是评价我“和大部分经管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一样，或者我们都不一样。
这一年判卷的时候，没有和C学长的插科打诨，我基本上一直在和两位学弟聊天。T学弟修法双，S学弟修政双（政治学），他们每次开会都要热火朝天地探讨李康老师的现当代社会学，导致我这学期也去学了一个。吃饭那天恰好是这学期读书报告ddl的前一天，漫长的等位中，T学弟有些蠢蠢欲动地从书包中掏出了《学术与政治》。我：“什么？那我也要掏出《现代性的碎片》！”
饭桌上金老师当然要关心我们每一个助教的未来去向。在批评完我之后，他又批评了T学弟，因为他想保法硕/教研院，还想主动选择支教一年。金老师问：“你为什么要去支教？”“因为还是有一些对讲台的憧憬吧。”老师摇摇头，大概这个回答和我想去日本是因为喜欢日本一样不make sense to him吧。后来我问学弟的时候，他说是因为之前也有支教的经历，很多瞬间让他觉得“涂尔干在场，布尔迪厄也在场”，“我所接受的博雅教育要求我做更多”。金老师不解：“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喜欢社会学。”“为了允许自己在宏大面前保持无力。”其实我很佩服学弟，因为他虽然这样讲，其实并不会像我一样把自己绕进去（指抑郁），他说他喜欢哲学或者社会学这些东西不是为了“真理”，只是觉得“有这么一个想法很有趣”，但还是要回过头来好好生活。W同学让T学弟找好接班人，提到一个大三时我小课上的同学，我和学弟异口同声“是我们班上的”，学弟又接了一句“我是Zining姐姐班上的”。我又何德何能称得上这声姐姐呢？明明都是学弟给我发国外社会学和西方法律思想史的syllabus，我能做的只有给他refer实习（。S学弟和我不熟，是C学长直接安排过来的，据说是要去国外读量化政治学的博士，“想要探究除了钱和权之外，还有什么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
其实挺对不起大四上班上的同学们，我用着一年前的slides，基本没有备过课，靠着那学期在上的林老师的《宪法学》保持了对原著的熟悉。这一年班上没有对政治哲学有额外兴趣的同学，支撑我每周来上小课的是另一位学弟L，怕别的助教会挂掉他。L学弟刚开学就不怎么出勤，也不交作业。我去询问他的辅导员，原来是病友。是一个长得很阳光的男孩子，来自某个南方超级中学，数学竞赛保送。关于他也有许多私人回忆，总之最后我把他的期末卷子挑出来，看他上了60分才松了口气。这学期偶然看到他骑车从学堂路经过，很自然地微笑着。
当然也有很多我没提到的人。比如J同学，和我同样是北京独生女出身，但她身上的安定感和自信是我连羡慕也羡慕不来的；D同学，听说是要去成都学而思教书了，而且她并不是四川人；M同学留在会计系读了博；H同学非常高贵地申请到了某UC系列学校的CS博士，从此摆脱business。差点忘记了，当年我的助教X姐姐，一个高个子大眼睛穿皮靴的阳光姑娘，去五金了。当时她不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因为要赶着去上一门金融学的课程。
CTMR已经远去了。我也疲倦于组织这种“公共讨论”，尤其是大家都更关心绩点、实习和保研的大环境下。然而回看在sem的四年，如果不是有CTMR，如果没有我提到的那些人，我一定会活得更加孤独且挣扎；一方小小的讲台和每周如期而至的小课作业，都是珍贵的归属感来源。毕业论文送审之后，我去找导师签字，我导的办公室就在金老师旁边，我在办公室外面站着等。金老师发现了我，把我叫了进去，说：“进来坐着等，可以拿本书看。”那一瞬间很想哭。事实上我也确实在这间办公室哭过，一把年纪的金老师默默地拿出了一包纸抽递给我，说：“你最近睡得怎么样？”
【未完，大概还会接着碎碎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