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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幼年时代是在小市民中、而且是在法国地方的小市民中度过的。在我看来，必须与来客寒暄、谈话的风俗，是奇怪和无聊的。我时常感到纳闷，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一定要说话呢？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沉默有着很深的意义。不幸的是，沉默是我们的文化撇掉了的东西之一。进而言之，我们不再拥有自杀的文化。

为什么，人不能真正相亲相爱？为什么，男人间的爱、女人间的爱、男女间的爱、多种多样的爱，得不到宽容和允许？为什么人们不能互相理解？为什么，千言万语也难以慰藉这强烈的孤独感？为什么，人是不自由的？

在20世纪末的今天，有什么必要谈起福柯呢？这是因为，我们也同他一样，过着苦恼的生活。20世纪，人间缺少友情、民族互相残杀、监狱人满为患、暴虐层出不穷，我们正对此束手无策之时，又要去迎接新世纪。作者写下的这一段话，我们老师在课上表达过相似的意思。他讲起道德讲起他律一定会提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但为什么在21世纪过去了二十年的今天我们还要提福柯，是因为他提出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人在凝视世界的时候也在被反复凝视。人在一件事上从不让人失望，那就是让人失望。

迫近的战争威胁，就是我们的人生舞台的背景，是我们生活的框架。于是，战争终于降临了。与和家人们共同生活的诸多事情相比，同这个世界相关的事件才是我们记忆的中心部分。我用了“我们的”这个词，这是因为我几乎可以确信，那个时候的法国的年轻男女的大部分是有着相同的体验的。我之所以对历史和我们纠缠在一起的事件及个人体验之间的关系着迷，恐怕原因就在于此。我想，那种体验中，有构成我的理论欲求的核心的东西。

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只懂得一件事，那就是学校生活，是可以抗拒外部的威胁和政治、进行自我保护的环境。我一直梦想在勤奋学习的环境中，在知识的环境中得以保护的生活。对我来说“知识”应该起到保护个人存在的作用，并且应该让我理解外部的世界。我是这样想的，“知识”是对事物的理解，是生存下去的手段。我是被浸泡在知识里的。

既然死是必然的，那么，为什么人要把死亡托予偶然呢？为什么不允许人从孩提时起便进行有计划的自杀呢？死亡，是必须经过充分准备的，是为我一个人的，也是作为人生中最短暂的瞬间而存在的。在把自杀从思维中驱逐、并剥夺了人们对死进行自由想象的近代社会中，只留下了城市街上商店群中的葬礼屋。大都是在围满奇奇怪怪的装饰品的环境里，失去身份和家庭环境、失去时间的感觉，与互不相识的人一起，享受快乐，迎接死亡。

要想了解产生过何种新的科学精神，如果不了解那个时代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伪科学书为何物，终究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那种新认识之产生正是“时代的全盛期”。他把与那种意识形态的障碍物分裂、产生出新认识的情况，称作“认识论的切断”。只有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物，才能产生新的认识。

近代心理学，可追溯到17世纪的机械论的唯物论者。在思考、在体验的人类，被认为应该负有责任，可是，相反，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失败和愚蠢之事也在发生。作为说明这种情况的物理学、心理学出发了。因为新物理学是计算，所以，为了免居其下，心理学就成了对人类的感觉进行量的计测，从而研究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于是计测人类外在的感觉，并将与其对应的反应关系明确为数理关系的心理学，似乎与笛卡尔共同起步了。现代心理学站在了把人类作为工具而加以规定的立场上。作为制造工具并有效地使用工具而存在的人类，也是一种装置。为了考察作为装置而存在的人类，适应和学习的关系被观察，适应性检查得以进行。这样，研究人类行动心理的心理学家，就成了把自己置于高位来调查别人并作出判断的、具有类似经营者的精神构造的人了。那么到底是谁，任命心理学者站在这种类似判断人的优越地位呢？

在所有的神的造化中，灾难最多、最脆弱的就是人类。而且最傲慢的，也是人类。

可是，新的设施的本质何在呢？福柯认为那是将有罪的自觉，引入了狂人的保护和管理之中。并没有谁责骂他们是有罪的。让病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负有责任的主体的人，在其规范之上，对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行自我批评的方法产生了。其要点是，就是不断地使之暴露于他人的视线之中，就是说，在隐栖所中，要产生的并非是劳动、生产的价值，而是对劳动的病人的约束，即，不断地使之意识到别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使之产生对评价的欲望。他们是通过看护人的目光和话语进行自我约束的存在。这样的设施与其说是一种照拂，更深层是对人的物化和凝视。

一个人的立场也是错综矛盾的。与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样，历史上的任务也罢、思考也罢，并非执于一端，而是包含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在一种场合下是解放者，在另一种场合下也可能成为压迫者。这种多重性，在看待由人类所创造的历史时是必要的。而且，不存在可适用于历史整体的概念和标准。具有某种连续构造的历史，并不是渐变的。在一个时代通用的规范，在另一个时代就成了癫狂的行为；一个时代的癫狂，在另一个时代却成了称赞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