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 加缪 一个生命的要素》阅读笔记

从梅奥郡到卡比利亚

加缪：道德主义 在乎公平正义

看到在船上等待被送走的囚犯，加缪感到的不是怜悯，而是更深的感情：人变得不再像人，这比任何一种景象都更为可怖。加缪的一个愿望就是展现“被从人类中划掉的奇特命运”。

（局外人中的主角也是被从人类中划掉呢）

阿尔及利亚政府判决一个官员，但这个官员本身唯一的过错就是努力帮助贫困的阿拉伯农民。加缪：如果我们拒绝把人当人看，最恶劣的罪行就可能出现。无论什么情况，是不幸抑或幻灭，我的全部努力必须是为了重新建立联系。在一个如此多的人在荒谬和苦难中迷失人性的人，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就相当于拯救自己。

1940 新年 《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加缪社论：新年祝福这一传统，我们每年都要重新发出这样的希望，这个事实说明它们完完全全不起作用。如果说忘却真的有点像顺从而不是沉睡，那么我们不应该忘却。让我们始终保持警惕，绝不将目光从压倒、摧毁我们的悲惨现实上方移开。但是，我们唯一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和比我们强大的力量作斗争。我们当下要追求的，不是我们的幸福，恰恰相反，是这种令人绝望的伟大。

道德主义者：在世上很难获得平静，他是真相的揭露者，但真相不但令他感到不安，而且使他不得安宁。

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左右为难的加缪，所同情的会是世界感官上的美，以及居于其间的人类令人悲伤的不幸。迄今为止，在我所言所行中，我似乎认可这两种力量，即便它们互相冲突，我不能否认我所诞生其中的光芒，然而我也不希望拒绝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

封锁线上的道德主义者

《局外人》自被捕起，莫尔索就意识到受审并未是因为他所做的事，而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拒绝社会规则和语言的人。律师“不理解我，还有点怨恨我”法官无法接受我不相信上帝 普通民众为他对待母亲的冷漠而愤怒

莫尔索被赶出了人类的队伍 “从人类中划掉” 成为了局外人

莫尔索向他者的转变，反映出维希政府统治下法国犹太社区的转变。（法国当权的维希政府迫害犹太人来讨好纳粹主义）法籍犹太人沦为难民，丧失了法国人这一身份。他们丧失身份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什么（犹太人）。就像莫尔索一样。

荒诞教不会我们任何事情，在一个缺少上帝，或者毫无疑义的世界里，我们将怎么做，我们将做什么？（西西弗神话 关于认清荒诞本质后的行为，如何自处如何行动，始于荒诞终于反抗）加缪说，答案在于人类自身的团结。

坚持人类个体的尊严。

我现在知道不存在超人的幸福，不存在超越时光曲线的永恒，这些荒唐而基本的品质，这些相对真理才令我感动。

这个世界的痛苦和伟大之处在于，它不提供真理，只提供爱的对象。荒诞是君主，但是爱把我们从中拯救出来。

加缪与莫里亚克就处决皮舍（一位在维希政府执政期间，将法国共产党员送给纳粹处死的人）进行争论： 莫里亚克认为不要处死，呼吁警醒和宽容仁慈，一味追求正义只能导致沦为野蛮人。加缪则一改以往的反死刑的态度，支持死刑，因为他觉得“太多我们热爱尊重的人死去了”，可以为了正义而杀人。在肃奸清洗的过程中的确有过火之处，但是加缪坚持这没有压过对正义的诉求。“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它逼迫我们摧毁这个国家某个活的机体，以使我们能够挽救他的灵魂。”加缪在指责皮舍缺乏想象力，没有同情心时，其实他本人也成为了缺乏想象力的人。

很快，加缪又转变了思想，在申诉书上签字反对处决皮舍。

我们不能以一个抽象原则的名义去杀害一个人。语言与抽象的迷雾使我们变得盲目，认识不到被国家宣判死刑的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现实。

隐藏在宏大叙述之后的，是活生生的躯体。

在一个丧失了绝对真理的世界，如果没有压倒一切的理由，就不能去做杀害一个人类同伴这一最为绝对的行为。（鼠疫 塔鲁 努力不传染鼠疫）

不能因为我们被处以死刑，就判处他人死刑。

人心是普遍而抽象，真正的道德家并不依赖措辞，他们转而观察他人，审视自身。他们不是归类而是描述我们的行为。“我们最伟大的道德家不是写箴言的那些人，而是小说家”塞巴斯蒂安

小说是忠于具体的，它不提供关于生活的结论，却揭示出它发展的过程。

对话，不是努力避免分歧，而是不同世界观之间坦白的、通常也是残酷的剧烈冲突。

“只有当双方都坚持保有自我，坚持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对话才是可能的。

法国悲剧

《鼠疫》塔鲁 和里厄分享童年经历：目睹作为法官的父亲判处一个人死刑。“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鼠疫，我们每个人必须不断地留心自己，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气呼到别人脸上。”“就是最少疏忽的人，要避免这种疏忽，就要有极强的意志力，就要永远处于紧张状态。” 不为抽象的概念与正义杀害人类同伴。

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局限性：我们必须带着公正的判断去开展行动，把我们的行动建立在坚实的、即时的事物，而非抽象、遥远的目的之上。

当党派和人民都执着于他们自己的论点，以至于他们希望诉诸暴力来压制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对手时，民主就不复存在了。

追求温和折中，致力于平衡与对话。

萨特和加缪 想法渐行渐远

萨特：政治参与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需要使用暴力

加缪：为了任何政治目的而使用暴力的合法性感到怀疑

萨特在战争期间是一位观察者，一个从事抵抗运动的作家。他被加缪斗志昂扬，积极投入政治的形象征服了。

加缪：存在主义是一道诊断，它是零点而非终点，无法教会我们任何东西。认清生命的荒谬可以促使我们反抗，帮助我们发现那些能够恢复存在的相对意义的理念。

萨特：要么共产主义，要么美国，没有折中。对于法国工人，苏联仍是最好的希望。我们不是要在暴力和非暴力之间做选择，我们不得不在不同的暴力中做出选择。

萨特的挚友和导师 梅洛庞蒂 《人道主义与恐怖》要么我们接受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和对其他民族进行殖民；要么我们将暴力为我们所用，在那里，暴力可以用来争取一种未来，到那时，暴力将不复存在，而所有人类也都将获得自由和平等。

加缪：

暂时的断言和清楚的讲话是我们唯一可做的选择。

《反叛者》清白，或者无可指责，是很危险的。为反叛辩护，只有反叛是对背叛清白的正当反应。

反叛把此前的分裂格局变成了团结一致。法国的抵抗运动也同样如此，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就不再重要了。

法国革命中的恐怖主义者，或者是俄国革命中的共产党人，由于笃信历史决定论和共同意志而牺牲他人。按照他们的定义，无论谁对其持有异议，都是民族和历史的叛徒。抽象理念蚕食着个体存在，统一的梦想压制了不可避免的个体差异。虽然我们的双眼展望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未来，我们的双手当下却在窒息和扼杀他人。

反叛产生于对荒谬的人事，而从反叛中又生出我们并非孤独的这样一种认识。反叛捍卫了个体的尊严。反叛的原因是被压迫者认为自己和敌人有共同的人性。（阿德勒 大家皆伙伴）奴隶并不否认他的主人同样是人类，他只否认他是自己的主人。

现代的革命者，也曾是反抗者，抵抗想要压迫他们的人。但是被压迫者最后忘记了他们的出身，把自己变成了压迫者。（希刺克厉夫）

萨特评价加缪：个人、行动和作品令人倾佩的结合。

萨特：服从于历史比关注个人要好。

加缪：一个缺失了先验指导的生命，一个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的生命，一个知道清楚地表述问题的重要性的生命，是一个对那些诱使自己盲目信从某个解决途径的危险保持警惕的生命。

随之而来的沉默

欧洲阿尔及利亚人和阿拉伯阿尔及利亚人的冲突

加缪坚持人类尊严的普遍性质，也不放弃人类个体的特殊性。阿尔及利亚黑脚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经济与物资方面的，但根源却是政治和历史的。我们所有人都有义务在判断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之前先了解他们。

如果阿尔及利亚仍想成为法国的一部分，法国就不能只用武力去征服它，而应该系统地、真诚地在那里实行权利、义务以及公民权益。

我们对权力和扩张的狂热而无节制的追求将永远不被原谅，除非我们坚定不移地关注对正义的追求和自我牺牲精神。

法国文明的使命只能通过给每一个被其征服的人带来更完全的解放来完成，否则它就和所有征服者一样只能收获仇恨。

加缪坚信阿尔及利亚人民仍能被说服去拥抱平均数，源于他儿时的经历。他所受的共和主义教育告诉他平均主义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