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与激情
对于身处其中的时空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我似乎越来越冷漠了。不是说它们与我无关，也不是说面对它们我感到无力，而是觉得这些事好也罢，坏也罢，确实仅仅是过眼烟云，支撑不起我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作为外在的人事，它们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好处，也无法真正伤害到我。只有你关心什么，什么才可能让你受益或受伤。
是的，我只关心我自己。我是谁？我是作为我自己的那个独特而统一的存在。很多人一定会因此质疑我：同情心呢？正义感呢？你作为追求自由的知识人的公共性呢？还有更切近的，你对别人的遭遇如此冷漠，当灾难和不公降临你自己身上，谁还愿意为你发声、帮助你呢？
我要承认，这么多年，我受惠于太多人基于道义认同而对我的各种关心帮助。同时，我也尽自己所能探索那些道义背后的观念逻辑，力图在我认为重要的思想传播领域做扎实的耕耘。我认为，这种探索及反思的过程就是我作为微渺之人对社会有可能作出的贡献。事实上，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能力出发，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定位，去行益人益己的事情。至于结果如何，或是事与愿违，或是无心插柳，或是将错就错，这些都非人力所能决定，只有寄望于“万事互相效力”的天命法则了。
我们有责任为推动公共生活的美善而努力，这一关怀我是不会改变的，并且我相信在这方面多元的、多中心的，甚至去中心化的行动才是出路。作为多样生态的一部分，从我个人的阅历出发，我推崇个性化的、自主化的生活——我只属于我。我曾经常沉迷于那些想象的共同体当中，被各种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义所感动，要么萌生为理想和正义而受苦受难的悲壮，要么油然而生改变世界或充当救赎者的崇高。如今想来，大都不过是虚饰的表演，浮华的热闹，喧嚣的幻象而已，正所谓“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世间之事，本是如此。
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我早已不会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实在没有资格的。相比而言，我更害怕被群体和当下裹挟。不管是站在维护者还是批判者的立场，卷入群体中的人都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从而又太轻易地遗忘掉自我了。而事实上，太多人是在以道德、正义、国家、自由等名义，宣泄着种种感性的欲望，以人血馒头的狂欢来填补自身欲望的欠缺，无论是以眼泪和愤怒的形式，还是以欢笑和胜利的形式。
永远不要入戏太深，不要拉帮结派，不要激动和盲从，不要被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现象杂多所绑架，不要忘了自己几斤几两——我心里不断告诫自己。我只是孤独的自己，所以，活出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不要试图以“活得和别人一样”来找到自我，也不要刻意以“活得和别人不一样”来证明自己，也许就是对社会最大的推动。这样的表述还不大准确。更准确的表述在于，我活出自己，仅仅是为了成全自己，为了我的纯粹，我的眼光始终是向内的，根本不是为了外在地对抗什么或改变什么。因为人不是手段，每一个个体本身就是最大的目的。生命不能耗费在无意义的纷争上，不能成为宏大叙事的残留或历史沉浮的炮灰。
这就是我的冷漠。那些浮华热闹、肤浅温存；那些盛世欢腾、人间惨剧，都不会令我激动或哀伤了。这是心如死灰的局外人心态吗？不是的。我可以有不以物喜的淡定，但我不会有不以己悲的豁达。既然只对自己负责，只在乎自己，那我就一定不会麻木不仁地活着。我会做好自己，不是为了填补空虚，而是因为我有内在的召唤；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而是为了看见自我。
我在反思我的冷漠背后的真实心态。首先要表明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逃离生活。不由想到了罗曼∙罗兰的那句心灵鸡汤：“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问题在于，如果生活的真相实在丑陋不堪，你真的还爱这种生活吗？堂堂一个英雄，居然爱丑恶的事物，这不是自我分裂吗？岂不是违背了生活的原则？
那么，我是不是另一种自然主义的心态，如程颢所言的“情顺万物而无情”，或《金刚经》中的大智慧“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我们很向往的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貌似无情却有情的境界。这样的明达洒落诚然是不错的，但面对世事人心的艰险复杂，以自然本性的顺万物、无所住之情而试图实现外在的正义秩序，进而获得内在灵魂秩序的安宁，恐怕还是想得过于简单了，更有可能滑入某种无所作为的自我安慰当中。
我还是相信，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只能以内在的自我规定和绝对命令来对抗各种外在的偶然和必然的力量。也许最终能达到顺应和回归自然的境界，但这个生命之权力意志不懈发挥的自我超越的过程本身才是最迷人的，才是值得全情投入的。我想说的是，在冷漠之下，我有更高的激情。罗曼∙罗兰的话并不能打动我，更激励我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我们严肃去做的事情，是需要缓慢用力穿透坚硬的工作；如果不去苦苦追求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之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我们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韧，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最后，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然能无怨无悔，屹立不溃，耐心耕耘，等候秋雨春雨。这才配得上使命与召唤。
韦伯受康德的影响既深且巨。康德伦理学的核心要旨是“责任高于热爱”。一种道德行动的纯粹性，就在于它不受人的情感好恶的影响，而只是为义务而义务，只是从没有任何功利算计的理性出发，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说到义务，一向冷峻的康德不禁赞叹起来：“义务！你这崇高伟大的威名！你自身拒绝任何献媚的讨好，而只树立一条令一切爱好哑口无言的绝对法则……”
康德的理性曾经给人留下冷漠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这是极大的误会。当康德礼赞义务之崇高的时候，当康德为头顶星空和内心道德律而敬畏的时候，他给我们展现了饱满的激情。在康德那里，理性非但没有压抑激情，理性反而激发了更丰富的创造自我人格的激情，并让激情更加澎湃而持久。受到理性引导的激情从来不是盲目短暂的热情。热情只是感性的任意，充满冲动和迷乱，激情则清醒而有力量，让生命迎着正确的方向而积极地站立起来。
一百一十多年以后，韦伯回应康德的理性之冷峻与激情之奋进的关联，他对青年学生说，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需要具备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三种素质，这才能在实现自我完整的同时，为世界的美好奉上不可或缺的独特的色彩。人的判断力来自于对当下遭遇的冷静抽离与审视。人的责任感则是勇敢地进入世界而不是逃离世界，又在庄重的漠然中做好当做的、属于自己的紧迫的事情。人的激情则保证了人能够把短暂的生命和深邃、广阔而永恒的召唤联系起来，正是那种召唤确立了你的独特性，确立了你和宇宙荣耀为一体。
我是越来越冷漠的，我在自觉拒绝那些现实的假相干扰的同时，对生命的现实本身却有了越来越充沛的激情。我的激情不是迷惑于浪漫的体验，而是在深入骨髓的痛彻之后的切实的明白。恰恰是这种冷漠，锻造了我的激情。我想我应该更老实，更笨拙，更坚执地否定外在的力量，肯定自己的意志。但对世界本身，说句老实话，我始终是拥抱着的。我拥抱世界，是因为我为这个世界背后的更重要的东西而活，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可见的生命不过几十年，它必将在这个世上衰败和腐朽。我还知道，自由是需要力量的，没有力量，就免谈自由，就让自己的命运交给偶然和邪恶蹂躏吧。而真正的力量，就在于你如何重建自己内在的必然。这个世界是我重建自己的熔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都是火，是炉灰，是风，它们是必要的，但只有在熔炉中的我，才是值得关注的对象：我到底被熔化得烟消云散了，还是如精金一般成为必然的坚固？
1780年代美洲有一位叫麦基恩的法官说：“如果天空掉下来了，我们就能抓到云雀；如果河水干涸，我们能就能捕到鳗鱼。”他要告诉我们的，并非天空和河水比云雀或鳗鱼更重要，而是天空是否掉下来，河水是否干涸，作为外在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大可漠然置之。重要的是我们抓到了云雀和鳗鱼；更重要的是，我们总能抓到些什么，因为我们有手，有生命的内在激情。我们对不相干的东西冷漠，正是为了在相干的召唤那里，创建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
这就是我的冷漠和激情，以及我如何在这个时代和土地活过这一生的一个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