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寺考察（2） | 斗栱与柱式：发掘中国建筑的结构理性
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开篇就提到了建筑史的科学研究方法，要重视实物与证据。这与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大不相同。中国古代关于建筑的资料，多是华丽的词藻，或是简单记录尺寸与位置，建筑史家难以从中获得对建筑的全面了解。「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
这与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定的目标相一致，也是当时国内历史考古现代化的路径，即从传统的乾嘉考据转向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对建筑史的研究来说，就是要多考察实物遗存。
1930 年代初，中国境内发现的古建筑还很少。与日本相比，虽然中国历史文化更悠久，但建筑遗存却落后甚远。日本奈良法隆寺的建筑，建造时期相当于我国的隋代，而当时国内尚未发现唐代木构。因此独乐寺的山门与观音阁，作为当时国内最古老的木构，极其珍贵。梁思成描述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梁思成一行人对独乐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测绘。凭借之前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和宋营造法式的研究，梁思成将这两座辽代建筑的结构细节与不同时代的建筑制度进行对比，试图在将其安放在中国建筑变迁的大背景之中，这背后浮现的正是他欲书写一部完整中国建筑史的理想。
而这部中国建筑史是全新的，梁思成想要运用新的框架，超越之前外国学者的研究。在第一章《总论》中，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这种想法。
独乐寺建筑的形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唐代建筑颇为相似。其建造年代距唐亡不远，很可能仍保留了大部分唐代北方建筑的制度。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体量巨大的斗栱。这群见惯了明清小斗栱的年轻人，来到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的檐下，想必大受震撼。
在《总论》中，对斗栱的论述占据了较大篇幅，梁思成将其功用与地位等同于西方希腊罗马建筑的柱式（Order）。这是一个相当有创见的想法。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 Order 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 Order 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圆柱在希腊罗马建筑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由此形成了一套柱式体系。这个体系除圆柱本身外，还包括柱上的门楣。整个体系，乃至建筑的整体结构，都以圆柱的直径为模数。也就是说，柱间距离、柱的高度、门楣的尺寸等等，都以圆柱直径为基本单位来确定。由此整座建筑的设计依据各种严格的比例而定，达成和谐的视觉效果，即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所谓的均衡（symmetria）。
梁思成将斗栱比为柱式，正是发现了中国古建筑中的模数关系，这种关系就蕴藏在斗栱的尺寸中，即《营造法式》中提及的材分°制。
除此之外，斗栱本身的结构作用也为这些学者所称道。独乐寺山门的斗栱，雄大壮硕，高度约有柱高的一半以上，担当了承托屋檐、联络梁枋的重任。对比唐宋与清代的斗栱，梁思成的偏好很明显：
「唐宋建筑之斗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
这种对比也见于更早研究中国建筑的外国学者。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曾于 1929 年写了一本《中国古代艺术史》，在论及中国建筑的斗栱时，就指出宋、元建筑中的斗栱尚存结构机能，而到了明、清则日趋退化。
但无论是喜龙仁，还是对东亚建筑研究更深的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都没有在中西建筑对比的层面上，将斗栱与柱式并置在一起。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不如本土学者重视《营造法式》等专著的研究；另一方面梁思成这种提法也是为了将中国建筑从单纯对美学的讴歌中纳入结构的视野，从结构合理性切入，赋予其与西方建筑同等的地位。
这是一种将中国建筑史科学化的取向，由于当时的主流学术方法皆来自西方，故而他们也得运用西方建筑史研究中的的观念。
梁思成在宾大求学时，西方流行的建筑史观点主要来自英国建筑史家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和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对于中国建筑，他们只注重色彩和装饰，同时将其看成固定的风格，乃「非历史的建筑」。年轻的梁思成显然不同意这一点，在当时就动了要重构中国建筑史的念头。
而更早的伊东忠太也不同意，他曾一路由东往西，从中国踏查至地中海，欲寻找日本建筑的根源，最终发现其与中国建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经过多年考察与研究，伊东忠太对中国建筑及艺术的评价非常之高：「绵延至于今日，仍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也。 」
他深知需要构筑一部东亚建筑史，尤其是中国建筑史，来打破西方狭隘的眼光。
独乐寺的考察成果，意味着中国学者已接过接力棒。梁思成这种对结构合理性的强调，在林徽因 1932 年发表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已有显现。这篇文章也可视作独乐寺考察的准备之一。
林徽因在文中提到了结构原则的重要性：「中国建筑的美观方面，现时可以说，已被一般人无条件地承认了。但是这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它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艺设施方面稍事探讨。」
接下来她对屋顶的分析尤为精彩，点明了作为中国建筑特色的大屋顶乃是结构与美观的完美结合。之后写到斗栱，也强调了结构功用，并对斗栱的退化表示惋惜。
在此基础上，梁思成见过独乐寺之后，敏锐捕捉到斗栱与柱式之间的关联，也就顺理成章了。
梁、林在美国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又在中国古代建筑文献中与老工匠身上收获颇丰。在他们眼中，无论是平面布局、曲面屋顶，还是各色斗栱，都有其结构上的合理性，而不单单只是文化习俗或是装饰美学的凝结。
我们可以看看梁思成如何看待独乐寺观音阁的斗栱。观音阁共有二十四种斗栱，变化多端，各尽其用。梁思成总结为「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Organic），有理的（Logical）的结合」，明显体现了将美观纳入结构合理性的思路。
此外，为了驳斥中国建筑没有风格演变的西方主流观点，梁思成也在着力捕捉不同时代中国建筑间的差异。
除斗栱演变外，在论及梁枋横断面高宽比时，梁思成指出独乐寺山门及观音阁的皆为 2:1，比宋营造法式规定的 3:2 在力学上更为科学，远优于清式的 5:4、6:5。另外他将早期的材分°制与清式的斗口制进行对比，对古制赞不绝口。
这种对早期建筑的偏好，也反映在梁思成后来在中国建筑的分期中：唐辽为豪劲时期，宋金元为醇和时期，明清则为羁直时期。
但建筑技术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表现为退步。明清建筑由于砖石技术的发展，斗栱和梁枋不再像之前的建筑那样需要承担关键的结构功能，这使得其表面上产生了退化，但整体建筑并未退化。
梁思成与同辈学者之所以如此强调过去的辉煌，也与当时的思想背景有一定关系。他们在建筑层面上将古代的宏伟与近代的纤弱进行对比，并不是复古，而是要借古代的辉煌来振兴积贫积弱的当下。这与百废待兴、强敌环伺之下勃兴的民族主义息息相关，也是那一代学人的典型特征。
无论如何，这些新的眼光，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本土学者终于登上了现代学术的大舞台。
参考资料：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梁思成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林徽因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
《发现独乐寺》 丁垚
《中国建筑史》 伊东忠太
独乐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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