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哥游记
这是一篇旧文，发表在《新教育家》杂志2017年4月号，原题《忧郁的婆娑世界》。由于杂志的定位，在写作游记时主要是以当地的历史故事为线索。憋了太久，现在太想出去玩儿了，把这篇发出来，权当过个干瘾。
攻陷南宋以后，元帝国的触角开始往更南方延伸，攻打安南、占城和真腊。
安南和占城，是古代越南的两个王国，真腊，是中国人对柬埔寨的旧称。元军入侵前后，三个国家曾在漫长的时间里相互征伐，如同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
元军先是攻克了占城，占城国王逃奔山中，派使者与元朝讲和。元朝撤军后，占城王却又杀死了元朝使者。元军再度出兵，由于此前的胜利，来自草原的将军大有将北部的安南国一同吞并之意，于是故意借道安南。安南拒绝后，两军开战，元军大败。
背信弃义的国王、炎热的天气和负隅顽抗的棕皮肤士兵，这些因素让元朝统治者意识到，单纯用武力手段，不足以征服这片一直延伸到大洋上的土地。敌人在此建有辉煌的城邦，可一旦战败，却能抛弃一切藏身密林。而对于密林，蒙古人一无所知。
于是在1295年，元政府派出了一个使节团，打算用文明的手段，说服各国归附。使团途经占城、真蒲、查南、半路村、佛村，最后横渡淡洋，在真腊登陆，在此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回国后，使团中一个名叫周达观的人，将此行见闻写成了《真腊风土记》。
周达观用不到一万字，对真腊的城邦建筑、王室结构、风土人情等做了一一介绍，在其中《城郭》一节中，他描述了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
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馀向皆一门。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桥。桥之两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
文中所描绘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吴哥城门。
“吴哥”一词源自梵语，是“都市”的意思。吴哥王朝，由阇耶跋摩二世于公元802年建立，至1181年阇耶跋摩七世登上王位，王朝发展到顶峰。
阇耶跋摩七世的爷爷在世时，曾对对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用兵，攻城略地，使真腊一时成为东南亚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阇耶跋摩七世登基后，以花甲之年，先是对占城开战，抱了杀父之仇，将占城纳入真腊版图。霸权稳固后，这位国王又以吴哥为中心，往四方修建道路、医院、旅馆和水库，然后在文化与宗教方面进行改革，奠定了中南半岛诸国的文字基础和宗教基础，以此被尊称为现代柬埔寨的奠基人。
周达观到达真腊的那年，正值吴哥王朝的鼎盛时期，他笔下的吴哥，城市繁华，贸易昌盛，王室出行时，“（国王）立于象上，手持宝剑。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销金白凉伞，凡二十余柄，其伞柄皆金为之。其四围拥簇之象甚多，又有军马护之。”一派热闹景象。
然而又过了一个半世纪，吴哥王朝被暹罗军所破，王室迁都金边，吴哥被遗弃，在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隐藏于密林之中，渐渐被树木吞噬。
古代柬埔寨人缺乏记录历史的传统，当地人书写佛经和律令，多是用贝叶和羊皮，不易保存。少数记录国王事迹的碑文铭刻，大多也在后代的宗教战争中被摧毁了。因此，即便是像吴哥王朝这样的盛世，也很快淹没在了历史之中。
19世纪初期，法国开始入侵中南半岛﹐并展开了对柬埔寨的殖民统治。1819年，法国人J.P.A.雷慕沙发现了《真腊风土记》这本书，着手将其译成法文。书中所描绘的异域风情，就像周达观同时代人马可·波罗在他游记中所吹嘘的元大都一样，给冒险家以直觉上的丰富刺激。一些传教士也被这本书触动，随即漂洋过海，想一探究竟。
最初一批到达吴哥的旅者，一下子就被这里密集的废墟群慑住了，这些比古希腊神庙还要恢宏的建筑，令他们变得语无伦次。他们争相把见闻写成报告，印发于世，有的人甚至写信给教皇，诉说这趟奇幻之旅。而所有这些文字，都被当作了夸夸其谈。已经迎来蒸汽时代的欧洲人，很难相信在东方有着堪比古希腊的古代文明，而且是在热带雨林里。
这样又过了三十多年，1861年，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为寻找新的热带动物标本，无意间踏至吴哥。这次，这位科学家的意志终于让整个西方意识到了那些隐秘传闻的重要性，他每到之处，都会喋喋不休地向人说道：“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
公元前三世纪，印度正值阿育王统治时期。阿育王笃信佛教，引起了国内许多印度教徒的不满，他们常打扮成僧人，参加僧团的布施，行为却放荡恣肆，借以诋毁佛教。
阿育王得知这些事情后，内心不安，于是前后三次招徕千人长老，让他们集会诵经，以此净化僧团。这三次集会的成果，一是编订了完整的佛经三藏，二是促成了佛教向斯里兰卡与中南半岛的传播。人们今天在东南亚各国所见到的佛教色彩，即肇始于阿育王。
在柬埔寨，如今有95%的人口信仰佛教。人们经常说柬埔寨是个佛教国家，从信徒数目上来说，是这样的，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定义却不准确。历史不是数字，真实的历史，有时候站在人们认知的对立面上。
比如你在吴哥遗迹中行走的时候，处处可以看到天神与阿修罗争斗的雕刻，可以看到正与大蛇那伽缠斗的神鸟伽鲁达，还有演绎着《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战争故事的浮雕墙——这些明显的印度教元素，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在异国的庙宇里仍然永不停歇地争斗着。
其实，整个吴哥遗迹群中最为著名的吴哥窟，即是被当作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神殿来修建的。在早期的吴哥遗迹中，许多寺庙是用来供奉另一印度教主神湿婆，那些随处可见的四面佛雕塑，则是梵天。而像圣剑寺、塔布笼寺这样的佛教庙宇，在阇耶跋摩七世时期才开始修建。
阇耶跋摩七世的父母信仰佛教，他自己也期望借更加宽容的佛教教义来改造吴哥王朝。在位30年间，他大举建造佛寺，为父亲修了圣剑寺，为母亲修了塔布笼寺，为自己改造扩建了巴戎寺，为民众修建了祛除病灾的涅槃宫，还命令工匠在一些印度教神庙里安放了佛像。这些举措，尤其是最后一条命令，遭到了许多婆罗门的不满，七世在位时，他们迫于强权，隐而不发。后来的统治者继位后，由于没有先王的铁腕，遭到了旧贵族的空前报复，内战纷起。僧人们被驱逐出寺庙，誊抄在贝叶上的佛经被焚毁，印度教寺庙中的佛像也被统统砸烂。
在真腊古代传说中，真腊国王号称自己的祖先是印度教里的苏摩神。占城国王因陀罗跋摩二世为了夸耀自己的血统，也曾宣称他是《摩诃婆罗多》中战败的俱卢族武将阿奴文陀的子孙。
真腊与占城的统治者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印度，这其中自然有虚构成分，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而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现代柬埔寨人（高棉人），确实是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长期融合繁衍而成的。
在《真腊风土记》中，周达观描写了彼时真腊人的长相，他说，人们以为这种蛮俗地区的人都是长得黝黑丑陋，而在真腊宫廷和官府里的女子，“多有莹白如玉者，盖以不见天日之光故也。”又说：“（真腊）野人有二种。有一等通往来话言之野人，乃卖与城间为奴之类是也。有一等不属教化，不通言语之野人，此辈皆无家可居，但领其家属巡行于山头，戴一瓦盆而走。”
这些描述，令人联想到古印度人按肤色划分等级的种姓制度，而从周达观对“野人”的描写来看，他们当属中南半岛的原住民。
不管这些王室的祖先到底来自何方，他们都在扎根之处建立起浓郁的印度教文化与信仰，而关于这片土地上的原生文化与传说，早已湮没在丛林之中了。
在现在残存的巴戎寺遗址浮雕墙上，也可以看到真腊人与中国人沟通的历史。浮雕中的中国人多以商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则变成行军的士兵。
据周达观记录，当时在真腊生活的中国人被称为“唐人”，当地人“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显然是深受印度教的影响，把肤色较白的中国人当成了神话中的贵族。后来中国人去的多了，这种少见多怪的敬畏心才渐渐平复，转而“脱骗欺负唐人”。
那时的真腊，也有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传播，但从记录在《风土记》中的文字来看，那里的儒者所从事的学习与修行行为，都跟我们所熟悉的不同。大概是周达观以汉人的思想与观念去观察真腊社会，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外来文明的影响，是柬埔寨文化中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这种影响，遍及当地人的文化、信仰、风俗与建筑。
自1863年被法国殖民开始，柬埔寨的语言与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最开始的西方传教士与建筑师，到今天徜徉在市镇上的有着五彩斑斓纹身的白种人，这些西方风物，都在当代柬埔寨年轻人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世俗生活中，曾经的真腊人看重中国货币，“以唐人金银为第一”，如今这里却是美元通行。在吴哥遗迹所在的暹粒省，衣食住行都用美元结算，只有在一些看上去破败的小商店里，店主找零时会递给你一两千柬币。
吴哥遗迹群中最为著名的是吴哥窟，又称小吴哥，因其宏伟的塔楼与精细的壁画，成为整个吴哥建筑群的精华所在，修建者是阇耶跋摩七世的爷爷苏耶跋摩二世。
吴哥窟是被当作整个吴哥王朝的国都与国寺来修建的，象征着世界的中心，历时35年才建造完成。苏耶跋摩二世在世时，它是“毗湿奴的神殿”，二世去世以后，被埋葬在此，象征着他与毗湿奴融为一体。
吴哥窟整座建筑被一条宽阔的护城河四面围住，除了西面的城门及参拜道肃穆地朝游客开放着，其余三面墙都被茂密的林木掩映。坐在车上沿河而行，往对岸望去，只能看到密不透风的绿盖，如果不是司机指点，我还以为这座王都所在的小岛是个植物园。
我们的司机名叫“Sansan”，年纪30多岁，身形高大粗壮，异于一般的柬埔寨人。他的家住在离暹粒两个小时车程的农村，白天他在吴哥景区拉客为业，傍晚回到农村，和母亲住在一起。
在暹粒，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给摩托车装一个可以拆卸的车篷，就成了当地著名的“嘟嘟车”，一次可载4人。嘟嘟车租一天的价格是15美金，司机会拉你到想去的景点，你游览景区时，他会把车停到树荫里，从座椅下的货箱里取出一根吊床，系在车篷对角线的两根支柱上，躺上去补瞌睡。
Sansan会说一点汉语，在吴哥景区，普通话与英语一样是一种谋生手段，这与近年来中国游客的增多有着明显的关系。在景区，经常有儿童跑上前来，他们能从你的长相上分辨出你来自中国、韩国还是日本，或者用三种语言依次跟你打招呼。不管你回不回应，他们都会径直朝你举起一沓明信片，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道：“只要一美金！”
Sansan说，三月份的柬埔寨，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这一点我们感同身受。由于是旱季，早上九点钟的太阳就会晒到你的发根，这种曝晒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多钟，很难静下心来观赏景致。而且吴哥的大多数景点在5:30就关门了，因此想要坦然游览一些景点，必须起得很早。
好在这里的旱季空气干燥，在古寺的回廊里，有风吹过时，会觉得异常凉快。清晨，温度也要凉爽得多。坐着敞篷的嘟嘟车，行驶在市镇通往景区的必经路上，风迎面吹来，混杂着两侧雨林中厚厚的腐殖质的味道。道路与雨林之间，留有宽阔的空地，时而可以见到成群的猴子坐在赤红的土壤上，有的猴子怀里抱一只啤酒瓶，就像壁画上的阿修罗托着他的武器。
Sansan是一个热情的司机，他的嘟嘟车顶蓬上夹着一张景区地图，每到一个景点，他都会给你介绍游览路线，告知你大概的耗时，然后指定一个地点，在那边等你。
在吴哥遗迹群中，有些精华的寺庙，往往需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能看完，特别是在吴哥窟和巴戎寺这种有着连片浮雕墙的地方，整个白天都要待在景区，午饭就在寺庙外的摊位或饭馆里吃。
去吴哥窟的那天，我们有意把这一地标留在下午观赏，早上先去了不远处的巴戎寺、巴方寺以及斗象台。这个选择是对的，巴戎寺被誉为吴哥遗迹中第二漂亮的地方，清早前去，可以避开旅游团，静静感受这座象征着佛教中须弥山的宏伟建筑。
巴戎寺是一座佛教圣地，然而其最初建造目的却是为了祭祀湿婆，由苏利耶跋摩一世始建，后经阇耶跋摩七世改造，成了如今的三层式结构。
巴戎寺留给世人的最深印象，是那54尊佛像中的“高棉的微笑”。佛像以阇耶跋摩七世的面容为蓝本雕刻，每四尊佛像构成一个佛面塔，佛脸分别朝向东北西南，对应着喜怒哀乐四种情绪。坐在任意一座佛塔前，环顾四周，都可以看见不同方向的佛面，高低远近，错落有致，仿佛置身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理念世界。
整座建筑的最高层，由众佛塔环绕着的，是一座穗壮尖塔，从远处望去，竟是一双合十的手掌。
艺术史家菲利普·斯特恩曾仔细研究阇耶跋摩七世时期的雕像和建筑，将其分成了三个发展阶段：公共工程、纪念父母的寺庙和自己的庙山。这在改造后的巴戎寺里也能得到体现，巴戎寺第一层回廊外的浮雕墙上，展现的是高棉人的世俗生活，包括打渔、斗鸡、生产、煮饭、杂耍等日常场面。
在整个吴哥遗迹浮雕群中，这样的题材是非常少见的，与前人专注刻画众神故事的做派相比，阇耶跋摩七世确实思考过“众生”这件事。
巴戎寺对面不远处的巴方寺，这也是一座我特别喜欢的寺庙，图片是寺院最高层的天门。巴方寺和巴戎寺中间的路旁有一座很高的佛陀雕像，可以留意一下。巴方寺承载着柬埔寨的一个历史故事，当年，泰王和柬王是两兄弟，泰王把儿子送来度假，柬王宫怕这个侄子以后会被扶上王位，就把他杀了。泰王大怒攻打柬埔寨，也要杀了柬王的儿子，柬王于是把小王子藏到了巴方寺...
巴方寺的回廊。巴方寺由一条很长的参拜道跟外部世界相连，参拜道两旁是很大一片方形的水池，可以想象雨季水池蓄满水，走在石道上是何种光景。巴方寺的台阶，每一级都很高，应该有50公分以上，因此不是登上去，而是爬上去，这也许就是参拜的奥义？当然下来的时候也很倒霉，要特别小心。另外，巴方寺背面院墙上雕了一尊三十多米（大略）的卧佛，根据周达观记载，这座卧佛起初是镀铜的，肚脐上还能喷水。现在，大佛就是砖石色了，但依旧很震撼。
除了在这些日常情怀上的表述，阇耶跋摩七世作为孝子和仁君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彰显。他为纪念父母修建浩大的工程，为人民兴修道路与水利，开辟丛林，将暴虐的河水禁锢在直线与矩形里。
这些建设，既是他世俗权力的义务，也是他精神权力的一种体现。他凭借着对国家的改造，最终让臣民相信，自己正是那须弥山上的活菩萨下凡。
他聪明的妻子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位王后让人在一块碑铭上刻到：“先前朝代，大地上虽有众多遮阳伞（指印度教众神），人们仍备受酷热煎熬，现在只保留一把伞（指佛教，与佛合二为一的阇耶跋摩七世本人），大地却明显摆脱了苦难。”
十二世纪中后期，真腊与占城的战事愈演愈烈，占城军一度攻入真腊都城，在寺庙里杀死了阇耶跋摩七世的父亲。
那时七世身在占城，他年轻时的生活由于缺乏记载而显得神秘，有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这位王子是被排挤出了宫廷，或者是被送到占城当人质。然而从一座偏远寺庙出土的文物来看，这位王子在民间有着极高的威望，在他青年修行的寺庙中，人们为他铸造了一尊雕像，面容慈祥，正像他显现在巴戎寺佛塔上的样子。
老国王被杀害后，七世的弟弟继承了王位，然而不久后他就在一场国内叛乱中身亡，真腊王位遭到篡夺，之后又空位了4年。1181年，遍尝人世疾苦的七世最终决定当帝王。从现存的一些铭文记录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心情有些挣扎，他向往佛教世界中的淡泊，却不得不施行印度教义中的“正法”，担当起作为儿子与君主的责任。
最终，历史跟阇耶跋摩七世开了个玩笑，让这位虔诚的佛教徒凭借武功，奠定了佛教在东南亚的地位。
据说在今天的柬埔寨，普通男子一生中要出家一次，连皇室成员也不例外。
在暹粒市镇通往吴哥窟的路口，一面海报墙上贴着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夫妇与现国王西哈莫尼的肖像。每次开车经过这里，Sansan都会放慢速度，用手掌指向西哈努克的位置，说：这是我的国王！
在另一张巨幅照片上，年轻的西哈莫尼正在顶礼一位佛教长老。他至今未婚，留着光头，从这些表象上，也能看到阇耶跋摩七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深远影响。
在世俗社会的认知里，愈是动乱的世界，愈会给宗教提供土壤。柬埔寨自古战事不断，近代历史中也充斥着内忧外患，被法国殖民了将近一个世纪后，独立不到20年，又遭遇“红色高棉”的暴政，致使西哈努克第一次执政的清明期中断。1993年，西哈努克重登王位，国家经济看上去平稳发展起来，然而由于长期动乱所造成的腐败传统、知识分子丧失，导致这个国家依旧中气不足，民族缺乏自信。工业在此艰难扎根，教育也面临着重重问题。
在暹粒旅游局印发的游客指南手册上，有一条内容是提醒游客不要买景区儿童手中的纪念品，也不要给他们饼干和糖果，因为“这会让他们受到激励，从而更加不愿意上学”。
柬埔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在一些农村地区，这一政策并没有落实到位。贫穷，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距离吴哥窟十几公里外的罗洛士寺庙群，其中的巴公寺与罗莱寺入口处，都能看到一些正在打制牛皮画的少年，这些孩子都是孤儿，由于无以为生，只能靠手艺赚钱。
罗莱寺的边上，有一个和寺庙同名的村庄，村头上有一间被用来当作学校的简易建筑，只有两间屋子，其中一间屋子里，一对法国男女正在给十几个吵闹的孩子上数学课。外墙的板报上，有用中英文写的志愿者宣言，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村子有300多户人家，由于贫困，260个学龄儿童无法到正规学校读书。
脆弱的基础教育，铸成脆弱的青年。由于不能通过教育而流入上层社会，许多青壮年劳动力只能靠开嘟嘟车为业，还在接着这单，就为明天的生计发愁。
前往巴戎寺的那天，午饭过后，Sansan把我们拉到吴哥窟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休息，在几棵树下为我们搭起吊床。他在旁边躺下来，看手机上的拳击赛事。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小吴哥护城河的方向，说：“下个月是我们的新年，那一天，人们都会聚集到这里，在河边唱歌、跳舞。”
一只白色的牛慢慢朝我们移动过来，漫不经心地吃着地上的草。突然，一个怀抱婴儿，后面拉扯着两个儿童的少女边喊边朝我们快步走过来，原来是Sansan躺在了她事先挂在这儿的吊床上。
两个人叫嚷着，交涉了一番，Sansan回到自己的嘟嘟车上。女人和三个孩子好奇地盯着我们，她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穿着如同黑魔法的裙子，头发蓬乱。短暂的僵持，被孩子的戏耍打破，年纪比较大的男孩把自己裹在吊床里，脏兮兮的脸从吊床的破洞里钻出来。
女人从树下捡起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他们的午饭，她瞅了瞅我们，微笑着招呼我们一起吃。我说我们已经吃过了，向她表示感谢，转而又打量起她瘦弱的孩子，看到小女儿捏起一颗豆子，递到妈妈嘴里。
几分钟后，年轻的妈妈又招呼了我们几句，没能听懂。她起身拉着孩子朝一辆嘟嘟车走去，半路上又回过头来，骄傲地说了句：“My husband！”
那辆嘟嘟车的司机，是她的丈夫。
我抹了抹额头上的盐，这酷热中片刻的宁静。“毗湿奴怎么会显现在这里？”我自言自语着，想起前一天去涅槃宫——
一条狭长的参拜道横卧在宽广的河面上，一头是救苦救难的神灵，一头是正在演奏弦乐的被森林里的地雷炸掉了双腿的残疾人。中间，是水草，蓝色的莲花，以及倒映在河面上的光秃秃的树影。
我停下来，想象着此地未开辟时的样子，有如我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非洲。
这一片婆娑，就是热带。
后记
这趟旅行一共7天时间，要沉下心来好好玩儿的话，其实远远不够用，所以我打算后面有精力了再去一次，起码住一个月。
2017年暹粒的消费水平一般，主要花费集中在机票（报自由行的团，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好像还不到2000）、车费（15美金包一天的嘟嘟车）、房费（独栋的民居旅馆200-300人民币一天，环境很好，花园式的庭院，有泳池）、门票（我们买的是70美金一个人的，好像是包5天）、餐费（一个套饭5美金以上，吃得稍微好一点也就20美金以内）、纪念品（物价跟国内古镇差不多，一幅50cm的牛皮画200左右吧，具体忘记了）。
去年疫情，当地旅游业遭重，三三发微信说都没法活了，很沮丧，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真心希望那边的情况快点好起来。
另外还有一个寺庙游记里没写到，这里必须补充上，因为它太精美了，没错，正是女王宫。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照片，下面一起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