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影展：后会无期
去年从平遥回来，想写一篇文章，不知道怎么动笔。
同样是以看电影为主的一个行程，我对台北感情至深，千头万绪从第一天开始写一篇流水账也津津有味，但这样的经验无法简单平移到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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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对平遥的观感，以及影展体验，那可能是“矛盾”。
平遥电影宫的影厅修得很好。小城之春厅的观影体验——若不与IMAX或杜比影院去比较——放到上海或杭州，也不逊色。
但电影宫之内的世界，与电影宫之外的平遥，是抽离的。平行的。不能共情的。
当观众坐在影厅里观看《捕鲸男孩》，居高临下俯瞰楚科奇的荒蛮与前现代之时，大部分观众可能并不知晓，距离几公里之外的镇国寺，镇国寺旁边的一所中学里的孩子，2020年依然在一片黄泥地里上体育课。
他们绕着黄泥地跑圈。尘土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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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古建筑其实不敢兴趣。过于内秀。王家卫电影里的人物跑到吴哥窟，对着几百年历史的石壁窃窃私语。但当面对泥塑的偶像时，我们文化系统里的崇拜者，即使有再多言语，也只化作静默的凝视。
去双林寺的公车显然不像车站告示牌上写的那样按点发车。我们足足等待四五十分钟，才来一辆。坐车会路过一座牛肉食品加工厂。还会行经一条两边都是新修民房的街道。此处的建筑物固然不能直接与贫穷这一类词划上等号，但平日里见不到什么人，说有几分寥落，并不过分。
在双林寺碰到一位对中国古建筑颇有钻研的大哥。他讲过什么，多数我都忘记了。唯独一个知识点，榫卯结构，我回杭州后看叶嘉莹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影片里也有出现。我似乎有所了然，导演想讲什么。
中国人总是想寄情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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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影展。在平遥颁奖前几天看的几部电影，拿的都是赠票。原本售票的场次，电影没有拿到龙标，又退票了。
凭借某种人际关系才能看到电影，我觉得是有些荒唐的。于我而言，又有很多偶然成分，可一不可再。
贾樟柯说他的团队将会退出影展的新闻出来，有朋友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这才发现，在别人看来，我应该非常了解这个圈子。但其实我只是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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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讲，初到平遥的那天晚上，我其实有些失落。这种失落可能来自于平遥与台北之间的落差。也可能来自于我的无知。
平遥古城内街道的景象，仿佛停留在八十年代。电力供应也像还在八十年代，街灯昏黄黯淡。我大概有一种观光客的倨傲心态，没有意识到在城市之外，有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
如果问我还会再去平遥吗，我想可能是不会了。十月中旬北方已经很冷了。我坐在冷风里看过一场露天电影，不可思议。北方民居的制式，只让我领悟到生存的严苛与粗砺。人们用尽全力想要生活下去的决心。
通过看电影，我们能改变什么吗？对于有些人而言，电影不只是一种娱乐方式。
当我看过赵德胤的电影之后，似乎就与缅甸产生了某种连结。那推动着我要去关注那里的人们，他们的苦难、悲痛、流血。
当才华用来诚实地表达时，我才更愿意去敬重与欣赏。
而此地已经有太多的妥协，不需要我再去表达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