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疯子与西方悲剧
在读完纳博科夫的欧洲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之后，虽不是急切，但也是有所期待的打开了这本关于《堂吉诃德》的文学讲稿。《堂吉诃德》并不好读，到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但还是有再次重读的念想，虽然还是觉得这本书的情节太过胡编乱造，人物疯疯癫癫，而且也一直没明白这本书到底是为了告诉我们一点什么东西。
就这点来说，这本书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很巧合的是，这也是托尔斯泰的观点。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行文琐碎的作家，没有首尾一贯值得一提的思想或理念，对人物性格没什么深刻理解，故事情节的编造不注意其发生的可能性，语言文字虽然辞藻华丽但是过于做作，而且认为他的文学品味把读者都带坏了，而莎士比亚戏剧之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读者受到了群众性的催眠，或者也可称之为”传染性暗示“。
我不知道，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如此的反感，是不是还因为他的戏剧中写了很多的疯子。哈姆莱特为了复仇而装疯，奥赛罗因嫉妒而发疯，李尔王因为被两个女儿赶出家门而发疯，麦克白夫人由于弑君而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发疯。我们古代的很多戏剧在情节发展不下去的时候就会由一个清官来救场，而莎士比亚的悲剧则把这个救场任务交给了疯子。与此相对照的是，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几乎从来没出现过疯子。
然而不无巧合的是，堂吉诃德其实也是一个疯子。
鉴于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我们这些自认为很正常的人可以聊聊疯子，也可以试着去理解疯子。
《堂吉诃德》概要
堂吉诃德是一个人名，但是放在人物或者行为等前面的时候也可以是一个定语，比如在说”堂吉诃德似的---”的时候。如果要解释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我们往往又会词不达意。
读者该简单的知道的是，他原名叫吉贾达，是一个读骑士小说走火入魔的地主。某一天他突然决定也要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游侠骑士，于是把名字改成了堂吉诃德，找了一个已经发霉的旧头盔戴在着，一只手握着盾排，另一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当做剑，骑着一匹名叫驽骍难得的羸弱瘦马，身后的毛驴上还骑着一个跟他很班配的仆人桑丘潘沙，他们就这么出发去行侠仗义去了。
他们一路上可以随心所欲的把他们碰到的任何东西都当成敌人，他的敌人可以是风车、水磨等机器，也可以是骑马的、赶羊赶骡的牧人，也可以是牧师、学生、流浪汉等路人，还可以是关在笼子里里的狮子、公牛、野猪等。他的战斗理由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心中的女神杜尔西内娅（一个几乎从未见面也不认识他的满脸雀斑腰如水桶的大妈）、为了保护骑士的名誉、为了给受欺负的人洗雪冤屈、为了打败怪物保护人民或者有为了打败所谓的魔法师等等。他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的打，闹尽了笑话，也吃尽了苦头。
在故事的最后，他临死前，忽然认识到了之前行为全部都是愚蠢和疯癫，他恢复了他的理性。福柯评论说：“但是，死亡本身并不能带来和平；生命的结束使生命摆脱了疯癫，但是疯癫仍将超越死亡和取得胜利。这是一个啼笑皆非的永恒真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堂吉诃德一生疯癫，并因疯癫而流芳百世；而且疯癫还使死亡成为不朽：“在此安眠的是一位著名骑士，其英勇无畏，虽死犹生。””
总之，这其实就是一个疯子的莫名其妙的一生的故事，这样的小说能成为不朽的名著实在有些不可思议。纳博科夫认为，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这本小说的误读（与托尔斯泰关于莎士比亚的观点同出一辙）。
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的解读
纳博科夫在这本讲稿中从以下五个方面解构了《堂吉诃德》这本传世名著：一是两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及性格特征；二是小说的结构；三是关于线索，以历史编写者为叙述主线、以杜尔西内娅和死亡为副线；四是总共四十个战斗或冲突的清单，有关于对象、目的和结果。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还阐述了他认为的小说的主题是：残酷性和蒙骗。
在大家都认为这本书的主题是理想主义的颂歌的时候。纳博科夫却告诉我们，这是一本“以残酷性为主题的百科全书”。是“有史以来写下的最难以容忍最缺乏人性的书之一”，重要的是，它的“残酷性是有艺术性”的。
这个解读的角度非常让人意外，但细想一下，却也解除了我阅读中的诸多疑惑。实话说，在我看来，虽然许多次的打斗情节描写是很生动，但其实并不有趣，有太多的恶作剧的成份，有的甚至是血腥的或者可以怀疑已涉及变态。一个脑子不清楚的可怜人用是自己受伤的方式给书里的观众和书外的读者取乐。读者也许认为，还好他是傻子，所以受伤的主要是身体，但是难道大家真的认为疯子就没有会受伤的心灵吗？这本书，包裹着一副喜剧的外衣，里面是一个悲剧的内核。每一个会心生怜悯的读者都会有所感受的。读者也许会想，如果堂吉诃德一直疯着就好了，最后怎么又清醒了，让人情何以堪？而纳博科夫却说，这才是塞万提斯的天才之处。
《李尔王》的故事
说到悲剧，我们可以说说莎士比亚。正如奥威尔所说，莎士比亚的每部悲剧都有一个中心思想，《麦克白》写的是野心，《奥塞罗》写的是嫉妒，《雅典的泰门》写的是金钱，而《李尔王》的主题是关于权力的放弃。而完整一点说，这是一个因放弃权力而引起的忘恩负义直至恩将仇报的故事。
李尔王年事已高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将他的不列颠王国领地一分为二，分给两个善于甜言蜜语的女儿，宣布放弃所有的权力，有两个女儿轮流颐养天年。善良的小女儿考狄利娅因为不会花言巧语，触怒了他，不给她任何的财产，就让她远嫁给了异国的王子。
时过境迁，大女儿二女儿逐渐将年迈的老父亲视为累赘，将他赶出了家门，跟着他的只有一个老臣和一个仆人。那是在暴风雨的荒原，李尔王受到这难以承受的打击，疯了，他在跟暴烈的大自然作着殊死的搏斗：
吹吧，风啊！吹破了你的脸颊，猛烈的吹吧！你，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尽管倒泄下来，浸没了我们的尖塔，淹沉了屋顶上的风标吧；你思想一样迅速的硫磺的电火，劈碎橡树的巨雷的先驱，烧焦了我的白发的头颅吧！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万恩富恩负义的仲子遗留在世上!
随着形势的发展，两个女儿的王国之间发生了战争，考狄利娅为了保护父亲，带了一支军队回来寻找父亲，在一片混乱中，二女儿被大女儿毒死，大女儿被侍臣刺杀，考迪利娅则是被敌军俘虏后缢死在了监牢。这个疯了的老王彻底了失去了三个女儿。
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在于小女儿考狄利娅的死亡，她的死亡的最初原因在于面对一个糊涂的父亲时犯了一个“错误”，她的“错误”在于说了实话，说的是内心真正的想法，而这些话往往有最真实的感情，但语句却可能是锋利的。这个故事的悲剧性也在于李尔王识人未明的时候就放弃了权力，终于场面完全失控。造成不可挽回的结局。
我想，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否认，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这个理由同样可以理解纳博科夫对塞万提斯的解读。而就个人的性格上说，托尔斯泰思想更彻底，更少宽容，有更多的宗教狂热，纳博科夫主要就是个伟大的小说家，他更加专注小说的艺术成就。
奥威尔评论托尔斯泰关于莎士比亚观点
奥威尔在评论托尔斯泰的观点时这么认为：托尔斯泰评价莎士比亚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对的，除了认为他的语言过于夸张做作这一点以外，他认为作为以俄语为母语的托尔斯泰没有认识到莎士比亚戏剧中英语的魅力，要不就没法解释莎士比亚戏剧几百来一直长盛不衰的现象，因为文学本来就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他说，你不能用批评它没有思想来否定它的艺术价值，“就像你不能以讲道理的方法把一朵花的美毁掉一样”。
纳博科夫评论塞万提斯
纳博科夫在讲稿中虽然说了很多这本书的坏话，但最终还是充分的肯定了它的艺术价值。他不能否认 ，其实他喜欢塞万提斯这个老头子的没有新意的幽默，开始喜欢他的可爱的迂腐，甚至也接受了自然而然而表现出来的残忍。因为毕竟塞万提斯是生活在刚走出中世纪不久的文艺复兴时期。他的长长影子投进了长长的历史，开启了一个浪漫主义文学的新时代。而且，他创造的堂吉诃德这个人物，跳出了这本作品，走进了艺术、走进哲学、走进政治象征体系、走进了人们的日常词汇、走进了民间传说。
这个疯子居然是无所不在的活着了。
如何理解悲剧理解疯癫
在我们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传统中，似乎没有悲剧这种戏剧形式的存在，都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的结局。也没有疯子这类戏剧人物，也许是因为没有说那种太扎心的真话的需要。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故事情节变化莫测，伦理道德的冲突异常激烈，人物的心理活动充满了张力。所以需要通过疯子说出正常状态下难以表达的心里话。就像李尔王，在他清醒的时候说的都是糊涂话，而在疯了以后，他的精神的能量就进入了迸发的状态，似乎比任何世人都洞悉一切明了一切。
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一直能够经久流传，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艺术成就。而其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对人性的洞察。
我们有残忍的一面但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有时我们知道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必须有一些残忍。这样的人性成就了《堂吉诃德》，一本描述残酷和蒙骗的巨著被我们解释成了为理想主义奋斗的标志性作品。
而《李尔王》则抓住了忘恩负义者的心理特征，受恩者要恩将仇报的时候，一定会比对不相干的人更加的凶狠，因为她只有证明了对方是因罪过而咎由自取，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李尔王》将这个角色设定为是最亲的亲人，就把戏剧性推到了极致。这些都是成就悲剧的元素。
奥威尔在那篇关于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评论文章中说：
每一篇写作都有其宣传的一面，但是任何一本书或剧本或诗歌或不论是什么作品，要有持久价值，必须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根本不受他的道德或意义的影响------这种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艺术，在一定限度内，坏思想和坏道德可以成为好文学。
这样的评价同样可以适用于《堂吉诃德》，不过我们这些做惯了正人君子大人先生们，看到这种话可能哪里总会有点不舒服，这个奥威尔是不是有点离经叛道？
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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