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乌托邦。

看完了《北京杂种》，无法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它。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纪录片，一部九十年代地下音乐人的群体像。肖复兴说，如果你爱一个东西，不仅要看你喜欢的一面，然后戴着有色眼镜去滤掉你不喜欢的，不应该是这样。我们要做的是像扫地一样的工作，把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所有碎片式的东西，一点一点撮起来。我想在这个不愿入眠的夜晚，梳理起一条我的思路线。 小时候总是听父亲在车里放黑豹乐队的歌，在车里的小屏幕里一遍一遍看着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的纪录片，放何勇的《钟鼓楼》，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张楚的《姐姐》，还有窦唯的《don't break my heart》、《无地自容》。那时候在上小学的我对此没有太多感觉，只是觉得歌曲老套，不像市面上流通的歌曲精致动人。最不爱听的要属何勇的《钟鼓楼》，dvd里放的是live版，嘈杂，不成调，只是瞎嚷嚷，每次一放这首歌对我简直是一种折磨。在每日上学放学路上，不管是在清晨懵懵懂懂，或是傍晚疲惫的脑中混沌不堪，在来回播放中，潜移默化，完成了我对摇滚乐的启蒙。可那时候并没有喜欢上摇滚乐，直到上了高中，在北航校园里的高大杨树下走着，突然有一天，忘记了是什么由头，耳机里开始播放窦唯，何勇。忽然，一个初中以来默默无闻，努力压抑自己的女孩，开始游走在胡同里。虽然还是在庞大的体制和大环境内还是努力压制着，逛胡同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可终究迈出了第一步，逐渐在胡同里的肮脏的小酒馆里，我找到了，“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高三，看了很多遍红磡演唱会录像，每一次观看，眼里总是饱含泪水，尤其是何勇心潮澎湃地唱完《垃圾场》，展示了让无数人留下念想的“麒麟跳，”忽然一个转场，画面变成了倾颓的房屋，何勇站在废墟里，后面一块墙体残肢断裂掉落下来。然后画面又切回到舞台，曲调一变，何勇静下来，说，“三弦，我的父亲，何玉笙”，荡气回肠地唱完了《钟鼓楼》，最后深深鞠了一躬。看到这一幕，眼泪向下淌。 高考结束之后，和常子艺去了当代美术馆开展的高原的摄影展《生逢灿烂》，又买了摄影集和海报，在美术馆里看完了《再见乌托邦》，回家后又看了两遍，觉得那个时代，那群人，是不可替代的，现在早已找不到的，史诗式的人物。在我心里，他们是完美的，是不可玷污的，伟岸的形象。因为他们都怀抱着理想主义，那么义无反顾，到死都坚持着最初选择的那条道路，最后的最后，“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去了”。 在《北京杂种》之前，我都觉得那个时代是乌托邦，满脑子理想，没有现在那么多铜子儿的臭气，现在大家忙着赚钱。看过了“浪花”，后来又看了“杂种”，我变了一种态度。我越发意识到，那时候的人们，没有臆想的那么不可侵犯，像供在佛龛里的佛像。摇滚乐，诞生在一个污浊的，酒精的，野兽般的，一个不像浮于表面的冠冕堂皇的世界。也许你厌恶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的人会砸碎朋友家的玻璃去找钱，会沿着铁轨醉醺醺地疯跑，会在小酒馆里漫无边际地说着污言秽语，一连几个小时，说出几百种脏话，朋友在一起喝酒没有任何高雅话题可言，只会说那些说了几百遍的废话，暴力而痛快地骂人和打架。会堕胎，会一夜情，会对女人实施兽行。没错，这样的一个社会，像是丛林法则，带着野蛮的原始气息。你说，我不喜欢这些，太粗鲁，太无理，太危险。事实上，这何尝与我们所谓“上流生活”有所分别？人都是那样的，只是我们总加以冠冕堂皇的掩饰罢了，那样的地下生活，其实正是人性最真实的反映，因为他们没钱，他们一无所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说他们肮脏，是的，的确肮脏，可是他们敢爱敢恨，他们江湖义气，他们是真实的一群人，有着诗一样的粗犷和原始气魄。于是在这样的气魄里，摇滚乐诞生了。 这样的氛围里，和流行乐是一样的，有人唱着艳俗的歌，有人淹没于金钱名利酒精的迷醉里，有人在迷醉里瞪着铜铃似的眼睛，竖起兽物似的耳朵，警觉着一切扑面而来的气息。那时候的时代，难道与现在不一样？永远都是眼前的令人失望，而过去的令人向往？他们自称是一群社会异己分子，异己分子的特点是，反抗固有的一切，你可以人云亦云地，可以叫嚣似似的，可以沉着地，可以迷离地。于是在误打误撞中，终于迎来了摇滚乐的一声炮响。它像是浪花，浪花越积越高，最后变成海啸冲垮了堤坝。 那个时代真的那么美好？现在的时代真的令人沮丧？窦唯不是神，崔健不是神，他们也会喝酒骂人，插科打诨，可那里是江湖，有侠义，有常人无法理解的兄弟情谊，就像金庸小说里的丐帮。就是这样一群人创造了动人的奇迹，让那些流氓小混混的人物进入了殿堂，将如雷贯耳的名字和故事，写在人类史诗上。如果可以，我不愿怀想，我愿意成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