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新者
布兰德的“DIY”理念
在《插电酷爱迷幻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一书的开头几页，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是这样描述的：“一个瘦瘦的金发小伙子，他的额头上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圆碟，挂着一根由印第安串珠做成的项链。他的上半身没有穿衬衫，那裸露的肌肤上只挂着一串印第安串珠项链，披着一件白色罩衣，上面别着瑞典国王授予的奖章。”（a thin blond guy with a blazing disk on his forehead too, and a whole necktie made of Indian beads. No shirt, however, just an Indian bead necklace on bare skin and a white butcher’s coat with medals from the King of Sweden on it.）这个家伙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是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退役的陆军伞兵，后来又加入了肯·凯西（Ken Kesey）的行列，成了'快活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中的一员。他是“DIY”型创新者的代言人之一。我们将会看到，“DIY”型创新是实现全球富足的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书出版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968年3月的时候，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正在阅读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的著作《地球号太空船》（Spaceship Earth），并试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所有那些现在正在返回地球、回归田园生活的朋友们？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拯救地球？
布兰德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直接。他会出版一份从表面上看与里昂比恩（L.L.Bean）邮购目录有些相像的目录列表，把以下各项都列入其中：自由开放的社会价值观、适用的技术观念、整体系统思维的生态学观念，还有最重要的“DIY”工作理念。事实上，这种工作理念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爱默生在1841年写的一篇题为《自力更生》（Self-Reliance）的文章。在20世纪早期，这种工作理念再次浮出水面，并为工艺美术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其后，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工作理念还推动了当时的旧车改装运动和家居改建计划。最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股风潮终于发展成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全民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保守估计至少有1000万美国人回归田园生活。这些回归田园生活的人士很快就认识到，田园生活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DIY”的能力。正如布兰德所清楚地意识到的，这些能力又进一步取决于个人所使用的工具——这里所说的工具指的是任何东西，从有关风车的信息到如何开始一桩小生意的想法都属于工具的范围。“我受到了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的影响，”布兰德回忆道，“富勒很早就已经在向世人宣扬他的如下观念了：不要想着去改变人类的天性，那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们可以去追求工具的创新。有新的工具就会带来新的做法，有更好的工具就会出现更好的做法。”（Fuller had put out this idea that there’s no use trying to change human nature. It’s been the same for a very long time. Instead, go after the tools. New tools make new practices. Better tools make better practices.）
所有这一切终于使《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得以诞生。它的第一期出版时间为1968年7月，这个创刊号只是一份只有6页的油印刊物，置于卷首的是布兰德为它撰写的创刊词。这个创刊词以现在已经成了经典名言的一句话开始：“我们像上帝一样，也可能精于创造。”（We are as gods and we might as well get good at it）这是“DIY”的宣言。然后，布兰德列出了许多有助于促成这种个人转变的工具和想法。因为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对这种想法感兴趣，所以这本目录式杂志将许多原本毫不相干的愿意“DIY”的人吸引到了一起，使他们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正如TED大会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所解释的那样：“这原本是一份为嬉皮士创办的目录式杂志，但是它却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它使信息传递领域出现了一个范式转换。我相信，你可以直接从《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链接到今天的许多文化热点和文化现象。它制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氛围，使许许多多人趋之若鹜。而且这种氛围无处不在，以至于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这种氛围从何而来。”（This was a catalog for hippies that won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It was a paradigm shift in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I think you can draw a pretty straight line from the WEC to a lot of today’s culture. It created an aroma that was sniffed by an awful lot of people. It’s so pervasive that most don’t even know the source of the smell.）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种氛围的核心就是《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热情地拥抱了各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电脑。布兰德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发明了“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这个术语。这个术语的诞生部分要归功于布兰德本人的科学背景，而更多的原因则与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有关。在1968年前后，斯坦福研究院正走在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最尖端，而且它的位置也正好坐落于《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所在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办公室的拐角处。布兰德是这个研究院的常客。在探访斯坦福研究院的过程中，布兰德接触到了电脑鼠标、交互式文本、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电子邮件、超级文本、协同实时编辑器、视频游戏以及其他技术和产品。布兰德看到了这些工具的惊人潜力，并且通过《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向全世界介绍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是斯图尔特独自一个人促成美国主流文化接受个人电脑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说道，“在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被人们认为是‘老大哥’，是‘大人物’。能够使用电脑的只能是‘敌人’，电脑是政府和大型公司手中的工具。但是，布兰德却看到了个人计算机的巨大潜力。他明白，一旦这些电脑变成了个人工具，整个世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那时，人人都可以变成上帝。”（In the sixties, computers were Big Brother. The Man. They were used by the enemy: massive, gray-flannel-suit corpor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But Brand saw what was possible with computers. He understood that if these tools became personal, it flipped the world around into a place where people were gods.）
布兰德呼吁，把“自力更生”（self-reliance）与科技的力量结合起来，从而让“DIY”型创新者变成实现富足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创刊理念中，另外两项原则也同样重要。第一项原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客伦理”（hacker ethic），这个理念也就是布兰德极力倡导的“资源共享”——“所有信息都应该免费共享”（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至于第二项原则，在当时的环境中还是显得比较奇怪的一种理念，即商业也可以成为一种成就美好社会的力量。对此，科技作家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解释道：“布兰德还结合了这样一个理念，他认为在一个全新的乌托邦式社会里，你可以DIY。他真的相信，只要拥有了适当的工具，那么任何变化都是有可能的。”正如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所发现的，个人电脑正是那个适当的工具。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前世今生
然而，“DIY”型创新者仅凭热情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一股实现富足的力量的。如果真的相信这个，那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它需要每个人都认真地“升级设备”。而且，这个运动还需要“东风”，在这方面，来自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的帮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后来又成了一位“DIY”型创新者。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就已经意识到，网络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他能找到一种方法，把在美国各地操纵各种各样的左倾运动的所有关键“玩家”都联合起来，那么这些运动或许真的能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开始记录这些“玩家”的资料，方法是：把这些人的信息都写在一些3×5英寸的便条上，但是需要记录的人实在太多，因此这项工作很快就使摩尔不堪重负了。他觉得，如果采用计算机来进行管理，那么他的数据库可能会更有效率，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怎么买得起一台电脑呢？当时的电脑极其昂贵，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一台电脑。于是在1975年的某一天，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决定创立一个业余爱好者俱乐部，来帮助他制造一台电脑。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就这样诞生了。一大群科技爱好者聚集在位于门罗公园的社区计算机中心，摆弄电路，交流故事。这个俱乐部的早期成员包括带有传奇色彩的黑客约翰·德雷珀（John Draper）——鼎鼎大名的“危机船长”（Captain Crunch）、第一代奥斯本便携式电脑（Osborne 1）的发明者亚当·奥斯本（Adam Osborne）和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摩尔从来没有失去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的本色，他总是不断地提醒大家“多奉献，少索取”（give more than you take）。在那个时代，这确实算得上一种奇谈怪论，因为摩尔要求的其实就是“把你的商业秘密拿出来分享给大家”（Share your trade secrets），但是，俱乐部的成员却把它铭记在心。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宗旨是：制造惊人的机器，销售自己的产品（硬件），分享自己的智力成果（软件）。正如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在《睡鼠说》（What the Dormouse Said）一书中所阐述的，自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出现以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注定要改变世界……只要追踪一下包括苹果电脑公司在内的至少23家公司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公司最终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这是因为，个人电脑是一种通用工具，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都需要这种工具。它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在同一时期，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也提出了“计算机权力属于人民”（computing power-to-the-people）的战斗口号，这个号角很快响彻了整个计算机行业，在这之后不久，这些业余爱好者就打碎了计算世界的玻璃房。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强调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于美国传统商业价值观的价值观。
通过为“DIY”型创新者提供大力支持，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发动了一场竞赛，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就是这场竞赛催生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结果。人类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DIY”型创新者已经改变了商业和科学。正如凯文·凯利曾经说过的：“《全球概览》不仅鼓励你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还给了你许多方法和工具，使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它还让你相信，你完全可以做到，因为这本目录式杂志的每一页都在告诉你，别人也都是这样做并取得成功的。”（The WEC not only gave you permission to invent your life, it gave you the excuses and the tools to do just that. And you believed you could do it, because on every page of the catalog were other people doing it.）因此，虽然脱离原来的世界去单打独斗地尝试“DIY”可能并不容易，但是，《全球概览》杂志给了我们去尝试的勇气，这种影响已经表现在很多人身上了。
原文来自《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