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斯 | 我的几本最重要的著作

我的几本最重要的著作，以及我与我太太威尔玛合著的自传（译者按：《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会与中国读者见面，对此我非常高兴。此事得以成全，全赖陈启能教授的努力，我对他十分感谢。这些著作呈现了近五十年来我个人的学术发展轨迹，同时也展示了我对这个时期历史思想和著述的主要趋势所做的评价。我不但在自己的著作中考察这些变化趋势，而且这些变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影响了我自己如何看待历史。我著述写作的动力来自我的一个信仰，那就是坚信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正义与和平。我承认，这一信仰让我的著述带有了主观的色彩，但我也深知，其实每一个重现过去的努力都不免含有主观的因素。我认为这并不会影响对过去做客观的探究，写出诚实的历史著述。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历史著述其实都反映了作者的观点；重建过去是对复杂多面的历史实在中的一个面向所做的解释而已，但这种解释不是史家随意想象的产物，而是基于史实基础之上的研究。各种各样的历史解释并不一定自相矛盾，而是从不同的方面阐明了过去的复杂性。

（伊格尔斯教授和太太威尔玛）

回顾我的一生，我一直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是一个相信个人的自由可以与社会正义协调相容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我的第一本著作由我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题为《盲信权威：圣西门派的政治哲学》，于1957年出版。该书尚没有中文版，但我觉得并无关系，因为它需要进一步修改。我那时对这一法国早期的、寻求社会和财富正义的社会主义运动颇有兴趣，该运动亦主张解放奴隶和男女平权，但它所采取的是我所反对的集权主义的手段。

我的第一本比较有意义的著作是于1968年出版的《德意志历史观》(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译者按：中译本译名通作《德国的历史观》。经与伊格尔斯先生讨论，《德意志历史观》或更确切。）它对自19世纪早期至二战之后德意志的历史研究做了批判性的研究，现已有了包括中文、日文和多种欧洲文字的版本。此书以德意志学术所标榜的学术客观性为对象，分析在何种程度上，德意志学术如何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所控，而自俾斯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之后，它又如何带上了强烈的反民主的色彩。直到魏玛共和国时期，德意志的职业史学一直受此传统的影响，而其延伸出来的一种政治观念又为纳粹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虽然在1975年有过一个再版本，但此书的英文原版主要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此书的德文版题为《德意志历史学》(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却有着更大的读者群。在它出版的时候，联邦德国年轻一代的史家正在寻求走出反民主的民族主义的旧史学传统，所以恰逢其时。有一位保守的德国史家批评了该书，认为它专注分析德国史家的意识形态，而他们伟大的学术成就则应该加以区别对待；我的回答则是，两者之间无法分开。

德国的历史观

评价人数不足

[德]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 2020 / 商务印书馆

我之后的著作是《欧洲史学新方向》。如其书名所示，此书主要处理战后史学的变化。其着重点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如德国，而是采取了跨国的和比较的角度。我在《德意志历史观》中批判了德国民族传统的理论前提，但注重事件和重要人物，没有做社会分析。与之不同，《欧洲史学新方向》中也批判这些理论前提，但战后的欧洲大陆和英语国家的史学界，已经大多转而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其形式多样，而作用日益明显。具体而言，我讨论了法国的年鉴学派、西方和波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后者采用了韦伯和马克思的理念，对德国历史中导致纳粹上台的因素进行了批判的考察。此书很快被译成了各种欧洲文字，也有了日文、韩文和中文版。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我的《欧洲史学新方向》已经渐渐显得落伍，因为我在书中称赞的社会科学方法，虽然有助于摆脱之前注重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旧史学，但到那时已经受到了挑战。不管是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和美国侧重计量的社会科学方法，都希图对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做宏观的解释。除了年鉴学派侧重前近代法国的历史之外，其他学派都信奉一个同样的理念，那就是全球的历史都在向现代化迈步，走向一个生产力日益扩展的社会，而西方则是现代性的样板。

(《欧洲史学新方向》英文版书影)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样板及与之相连的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的方法，已经日益为人所诟病。1979年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写道：“采用计量的方法无疑是当今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新潮。”但就在同一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了一篇题为《叙述史学的复兴》的重要论文，其中指出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原来基于的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史学家有可能“对历史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信奉这一信念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社会科学化的史学都基本认可现代西方的工业社会，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未来走向有不同的看法。而在后殖民的阶段，史学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女性和少数族裔开始为人所重视，在这之前，他们在以政治为主的旧史学和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在西方和其他地区，现代西方文化日渐被视为是压迫女性和造成族群之间不平等的根源。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曾对经济因素特别重视，而此时开始转为重视文化。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旧史学及侧重分析结构和过程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史学家更注重强调文化的因素和普通人如何创造历史。社会科学史家认为历史社会和个人的存在有一定的文化场景，可以分析和解释其意义和意图，而文化史家则只希望做出解读，而不是解释。

在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和它1993年的德文简版中，我不仅考察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历史思想和书写的变迁，与此同时也重新界定了我自己的立场。就理解过去而言，注重文化的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它开拓了历史学的视角，把性别、性行为以及之前被轻视或无视的群体纳入了史家的视角。仅就这些而言，应该说对历史书写大有助益。不过主张文化转向的史家往往走得更远，他们甚而会质疑历史探究是否有其理性基础。对他们来说，历史行为的核心是含义，而这一含义无法抽象化，只能加以解读。所以解读取代了解释。他们强调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有文学的方面，这是正确的观点，我也对之有同感。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认为，历史书写的文学性使得史学与文学并无界限可言了。而那些主张语言学转向的学者则走得更远，认为真实的过去并不存在，历史只是语言的一种创作而已。虽然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是左派，但他们却把摒弃西方思想理性基础的右派学者引为同道，包括公开反民主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同情纳粹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认为，启蒙运动推崇的理性不再有助于将人类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是在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了压迫的一种手段。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为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西奥多·阿多诺所赞同。而在这点上，我与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了。在很大程度上，我认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评，我也看到社会科学范式的局限和片面，这一范式有一种盲目的、西方中心的乐观主义，而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战争、毫不掩饰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但我认为，不是启蒙运动推崇的人道主义或对理性的信仰造成了这些问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理想一直未能实现才让上述问题得以出现。所以，我这本书的重心是对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的各种形式进行了批评。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9.2

[德]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 2020 / 商务印书馆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出版之后反响甚好，很快被译成了十种文字，包括多种欧洲语言和日文、韩文及简繁两个中文版。不过我也深深地认识到它的种种局限。而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当然我在这方面并不特别显眼，因为西方国家出版的史学史著作都只处理西方的史学而已。这种状况到了21世纪才由于几部先驱性著作的出版而有所改变。我从很早开始就希望从比较的、全球的视角研究史学史，但由于不懂欧洲之外的语言而未能如愿。不过，我在这方面也做过尝试。1979年我与哈罗德·帕克一起主编了《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其中除了有西方国家的史学之外，还包括了俄国、波兰、德国、拉美、中国、日本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章节。这在当时是世界上的首例。此书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而且还再版了，对此我很欣慰。1980年我与另外两位学者创建了国际史学史学会——现称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学会——力求包括在冷战期间处于世界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史学家们。比如从其创建的初期，北京大学的张芝联先生便与我们多有合作。最后，进入21世纪之后，一家英国的出版社邀我写作一部现代史学史——他们的原意是写一部西方史学史，而我觉得此书应该有全球的规模。于是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王晴佳和我的印度学生苏普里娅·穆赫吉参与。我们合作的结果就是2008年出版的《全球史学史》，此书现在有了中文版，也被译成了俄文和德文。最近，我与王晴佳一起又主编了一部论文集，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球视角》，拟在2015年夏天出版。在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翻译出版了我这么多的著作和论文，对此我深表谢意。

（《全球史学史》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文为伊格尔斯先生生前特为商务印书馆“伊格尔斯著作集”所撰的序言，由伊格尔斯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晴佳先生翻译。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