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6回：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古蜀国最高青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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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6回：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古蜀国最高青铜像

《黃劍博采風追月》公益科普教育文章，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微信Jumboheritagelist 或 Huang_Jumbo)

我以前曾经去四川参观过金沙遗址和太阳神鸟，当年我对博物馆收藏的树化石印象深刻，树化石又称木化石、硅化木。它是由树木演化而成。大约在1.5亿年前，树木因地质作用将其埋入地下，由于处于缺水的干旱环境下，

或由于与空气断绝木质不易腐烂，而在漫长的地质作用过程中被二氧化硅交代了木质的纤维结构，并保存了枝干的外形。几经地质变迁，沧海桑田，陆地上升，使这些埋藏地下的树干重见天日。它的木质细胞经矿物填充和代替后，给溶于水中的铁、锰氧化物染上黄、红、紫、黑和淡灰等颜色，就成了今天五彩斑斓、镶金叠玉的树化石。

金沙遗址博物馆摆放了一个长约十多米，直径达一米多的巨型树干化石，令人叹为观止。

前几天三星堆的考古挖掘更是颠覆了我对蜀国历史的认知极限，特别是对青铜立人像的重新解读，令我震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诡秘怪异的各类文物，足以证明殷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古蜀国，正处于各种原始宗教观念杂存并茂的时代，近十几年来，史学家们通过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研究，已揭示出三千多年前古蜀先民存在着对祖先英雄蚕丛、鱼凫、杜宇的崇拜，也同时存在着对图腾自然物蚕、鱼、凫、竹、太阳、鸡、树、山的崇拜。

青铜立人像，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我国发现的距今最久远也最高大的青铜人像，现存于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馆。

铜人连同底座高达2.62米，基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铜像中空，重约180公斤。铜像五官突出，棱角分明，耳垂上有圆形耳洞。

铜人身着三层薄衣，内层长至小腿，后摆开叉，衣服上有精美的花纹。此铜像左右手中心轴不在一条直线上。有的学者认为这样设计是用来放置和展示象牙或瑞草。

青铜立人像出土时从腰部被断为两截，背部断裂变形，专家推测在入土前就被砸碎，1987年8月由当时我国历史博物馆专家孙振翔、赵家英、傅金凯、王赴朝等人修复。修复后背后缺少一个铜片，后在1993年，三星堆文物修复完成后的清理中找到该块残片。

关于青铜立人的身份，有人认为是巫师，有人认为是帝王，尚无确切说法。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我国四川省广汉市城西7公里，距南兴镇4公里的鸭子河畔，南距离成都约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由于其古域内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分为四期，一期为宝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古蜀，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400年），四期为十二桥文化（古蜀，主要遗存在金沙遗址），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1987年1月16日公布为四川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三星堆遗址正联合金沙遗址申请成为世界遗产。

1929年春，广汉县南兴镇真武村村民燕道诚一家在家门口清理水沟时发现一个长方形的坑道，由石板围成，坑内放满了玉石器。

燕道诚携家人把坑内400多件玉器搬回家中，藏于各个角落，并不让家人告人。一年后，为将玉器出手，他将一块玉瑗送给当时驻广汉县的一位旅长陶宗伯，此人在得知这块玉瑗的价值后，派了一个连进驻燕道诚挖宝的地方，以军事训练为名，大肆开挖。

成都著名金石学家龚熙台从燕家购买了4块玉器，并写作一篇《古玉考》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随即消息传出，古董商蜂拥而至，广汉地区掀起挖掘高潮。当时的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古物出土应归国家所有，随即下令禁止私人乱挖乱掘。1934年3月15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与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发掘工作，揭开了我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持续十多天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工作，一共出土文物600多件。

20世纪50年代成渝铁路施工时，工人们多次在铁路沿线挖到大量文物，西南博物馆在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等人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全面调查了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

1970年始，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龙山时代和3000年－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1982年我国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进行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7月广汉县南兴镇第二砖厂的工人在挖砖坯土时，挖断了一块玉环，工人遂报告给当地的考古队，这里就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8月四川省考古所在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大规模发掘工作，发现两座与商代同时期的大型祭祀坑，坑内出土了1,700多件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还有80根象牙，4,600多枚当时的货币、海贝、铜贝等。

2021年3月20日，“考古我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宣布在三星堆新发现的3号至8号6座祭祀坑中，出土了古蜀文明的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箔、象牙等500多件重要文物。学者使用碳14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分析，推断三星堆4号坑年代属于商代晚期。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可以根据其考古时的发现分为三星堆遗址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也可以按研究后文化类别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对于认识三星堆与当地先秦时期青铜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也奠定了完善四川古文化发展谱系，确定巴蜀文明形成的基础。其主要出土的上百件青铜精品，一如青铜立人像年代则在第四期，概括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1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安阳殷墟遗址。

1933年至1934年的第一次对月亮湾真武宫遗址和玉石器坑挖掘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两者年代有所不同。1963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实习进一步的从地层上论证了不同时期的叠压关系。1980年、1981年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将堆积物分为八层，除去表层土（第1层）、间隙层（第5、7层），剩下的五层被称为“第一至第五文化层”。其中第四、五文化层（第6、8地层）被划为第一期，第二、三文化层（第3、4地层）被划为第二期。第一文化层（第2地层）被划为第三期。1982年，通过第二次发掘，发掘者提出存在三星堆遗址第四期。至此，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三星堆一期文化：标准地层是第一次发掘时的第6层、第8层（第四、五文化层）。1984年西泉坎下层（第4层）和1986年第六次发掘的最下层（第13-16层）等基本与之对应。

出土的陶器陶质主要以泥质灰陶为主，出土陶器中大约65%为此类陶质，又包括了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其次是夹砂褐陶，另外还有少量不均匀的泥质橙黄陶。器形比较单调，主要是平地器，但也要少量圈足器，大部分皆难以复原。纹饰主要是绳纹，其次是划纹，划纹又包括了平行线划纹、水波状划纹、几何形划纹，也有在平行划纹上再弄出齿状。另外有少量的锥刺纹和镂孔装饰。这一时期陶器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器口压成锯齿状花边。

这一地层已经出现房屋建筑，平面通常呈圆形或方形，采用挖柱洞立柱桩的方法，中间连结以泥墙。有些房屋的面积只有10－12平方米，据推测可能是干栏式的小房子。

经我国社科院考古所鉴定，在第一次发掘时的第六层所采集的标本距今为4075±100年，树轮校正后为4500±150年，高精度校正后为公元前2590－公元前2340年。其他的一些主要数据有距今约4170年，4210年等。概括约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间。

三星堆二期文化：三星堆二期文化的标准地层是第一次发掘时的第3层、第4层（第二、三文化层）。第六次发掘的第11、12层也是典型地层。各次发掘中，此地层均有出现，说明这一期文化在三星堆遗址群中有广泛的分布。与第一期文化相比，这一期的文化面貌大有改变。包括特色鲜明的陶器和石器。可以说代表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群已经出现。其与第三期的区别主要是数量比例和个别品种上的区别。

陶器：陶质变化为主要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褐陶。器形比第一期丰富很多，新出现了小平底罐、高柄豆、平底盘等，也出现了少量鸟头形状的勺柄。纹饰以粗绳纹和细绳纹为主，新出现了凸弦纹、附加堆纹、网纹等。

石器：包括斧、锛、凿、杵和砍砸器，开始出现石壁和石纺车。

建筑：房屋单间的平面通常呈长方形或方形，有些数间连接成组，有些房屋墙基内还另有小沟，小沟内再立木桩。

年代：距今约3990年，树轮校正后为4390年，高精度校正后为公元前2471－公元前2209年。其他的一些主要数据有距今约3525年等。概括约在公元前1600－公元前1300年之间。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包括：

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学者鞠德源认为，古蜀王国三星堆文明是中夏礼仪制度（包括祭蚕神、躬桑、国傩大典、丧礼、礼器、权杖、玉琮等）传承再现的典型记录和实物遗存的最本源的发祥地。

重要文物中有国宝级别的，如金杖、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玉边璋、玉牙璋。

其他文物有：青铜兽面具、黄金面罩、青铜太阳轮、跪坐人像、青铜人身形器、青铜大鸟头。

2016年起当地官方投资的三星堆动画电影《金色面具》（The Golden Mask）开始筹拍，该片采用3D数字技术，IMAX标准，瞄准国际市场，现已上映。

2016年10月阿诺·施瓦辛格担任我国三星堆文化全球宣传大使，并另筹拍一部以三星堆为主题的科幻片。2019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角色结界兽，其造型取材自三星堆文物。

2021年3月20日开始，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陆续公布新一轮发掘成果。目前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3号坑已探明的象牙就有120多根。同为古蜀文明遗址的金沙遗址，曾于2001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层层叠压、密集分布的象牙，为何古蜀人对象牙情有独钟？这些象牙该如何保护？未来将有哪些文保举措？

史料记载：研究者期待从象牙中破解更多古蜀密码。如此数量巨大的象牙，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既是惊喜，更是挑战。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副主任孙杰介绍，古蜀象牙尚处于新鲜象牙向象牙化石演变的中间阶段。新鲜象牙主要由无机矿物成分和有机纤维蛋白组成。其中,无机物赋予象牙硬度和刚度，而纤维蛋白则赋予象牙弹性和韧性。在三千多年的埋藏过程中，象牙中起粘结作用的蛋白质已降解殆尽，几乎所有的象牙，从牙根到牙尖都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空洞。

因此考古发掘中看起来完整坚固的出土象牙，其实内部已完全被潮湿的泥沙充填，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失水”开裂。加上光照、微生物的侵蚀与降解，象牙表面会迅速变色，裂隙增宽，甚至产生新的断裂、霉变等病害。这就是出土象牙不易保存的原因。据悉，金沙遗址发现大量象牙后，

文保工作者立即对质地酥脆的象牙开展了预加固处理——涂刷加固剂、包裹保鲜膜等等，同时在保鲜膜外侧分段灌注石膏，以支撑象牙庞大的“身躯”，这才将脆弱的象牙清理出土，为实验室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据介绍，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120多根象牙的同时，金沙遗址发掘之初封存在硅胶中的象牙已有20载，硅胶的颜色发生了明显变化。

目前，金沙遗址博物馆计划将象牙取出，重新进行有机硅灌装，同时对原有硅胶成分重新研究，以重新评估这种保护方式的安全性。。。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中，“青铜大立人”的知名度颇高。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双手手型环握中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猜测他的手中是否持有某种法器？甚至有调皮的网友认为，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个“自拍杆”。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专家讨论认为，“青铜大立人”手握的，可能是象牙，可能是玉琮，也有可能是权杖。

而“青铜大立人”本身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服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身份似乎是一位具有通天异秉的古蜀“大祭司”。青铜大立人，整体高262厘米、重约180公斤，却在技术支持下轻盈舞动。。。

据考证，古蜀国在四川盆地发展的历史长达2500多年。长期以来，古蜀国仅存在于语焉不详的传说故事中。上世纪至本世纪初，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让古蜀国的发展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此次三星堆遗址再发掘，让金沙遗址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两个遗址到底有多像呢？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祭祀文化上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两处遗址出土器物的样式和艺术风格极为相似，从出土器物体现出三星堆的古蜀人与金沙的古蜀人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崇拜，比如对于大树的崇拜，又比如对太阳的崇拜。发现于成都市区的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高度相似的器物，两处遗址相距不远，

在宗教信仰、城址布局及时间延续上都可以看出金沙遗址就是对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继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又一晸治、文化、经济中心，是成都城市的开端，它将成都的建城史从此往前推进到距今3000年左右。金沙遗址发展到后期时，其文化中心向今天成都城市中心的转移即积淀和开创了成都的城市史。可以说，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孕育了成都的城市文化。

金沙遗址是位于我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一处青铜器时代遗址，位于摸底河沿岸，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该文化所处年代约在前1250至前650，在前1000年时较为繁荣。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文物有相似性，但是没有城墙，约等于三星堆文化的最后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晸治中心转移。。2002年12月27日公布为四川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金沙遗址正联合三星堆遗址申请成为世界遗产。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现为成都市青羊区金沙街道），是在2001年2月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2007年在金沙遗址原址建成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遗址祭祀区现场，及文物。

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8世纪后期－公元前12世纪末期）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

太阳神鸟金饰为直径125毫米、厚0.2毫米的圆形金箔，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为52.9毫米的12条镂空顺时针旋转的弧形光芒，象征着太阳，外侧为4只镂空的鸟型纹饰，象征着“金乌负日”。金带中刻有箭穿鱼鸟的纹饰，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的纹饰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的是古蜀国传说中的王“鱼凫”。

太阳神鸟金饰（亦称“四鸟绕日”金饰），是2001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的一张金箔，属商代晚期作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一级文物，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整个金饰呈一圆环形状，外径为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只相同的朝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

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

，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图案通常解释为：四只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光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的周而复始。也可能与“金乌负日”的传说有关。对其进行成分分析得知其含金量高达94.2%。该金饰可能是古蜀人祭祀用的神器。现藏于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我国文化遗产标志。2005年10月12日至10月17日，“太阳神鸟”金饰的蜀绣制品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

出土的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十节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经专家鉴定，其历史比金沙遗址的历史还要长1000余年。

出土的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

之前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分析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

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由于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不过，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周围的大型建筑、重要遗存来看，蜀风花园所在区域很可能是成都地区的晸治、文化中心。而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联系。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现已采用为“我国文化遗产标志”，也是成都市的非正式市徽、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院徽的一部分。

宝墩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750年）是分布在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目前被我国考古界认为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

宝墩文化的主要遗址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由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等座落于成都平原的众多史前遗址群组成，也包括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其中宝墩遗址为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约250万平方米，建立的城墙有卵石覆盖。

从宝墩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但也能制作陶器了，主要有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等。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宝墩文化在陶器制作工艺上有所创新。

宝墩文化距今4500年左右，其形制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代表。一种主流的看法是，宝墩文化可能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对上述６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并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

考古发掘显示，宝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800年，文明程度没有明显的发展进步。而同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埃及，国家和青铜此刻已经出现；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于马家窑文化，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也发现了铜。其中的原因至今不明。

黄剑博研究书目：Lothar von Falkenhausen编：《奇异的凸目——西方学者看三星堆》（成都：巴蜀书社，2003）。

西江清高编：《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成都：巴蜀书社，2002）。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黄建华著 《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 2002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 7-220-05784-9。。。其它资料来源于公共网络。

Jumbo Huang Notes: Sanxingdui (Chinese: 三星堆; pinyin: Sānxīngduī; lit. 'Three Star Mound') is the name of an archaeological site and a major Bronze Age culture in modern Guanghan, Sichuan, China. Largely discovered in 1986, following a preliminary finding in 1929, archaeologists excavated remarkable artifacts that radiocarbon dating placed in the 12th–11th centuries BCE. The type site for the Sanxingdui culture that produced these artifacts, archeologists have identified the locale with the ancient kingdom of Shu. The artifacts are displayed in the Sanxingdui Museum located near the city of Guanghan.

The discovery at Sanxingdui, as well as other discoveries such as the Xingan tombs in Jiangxi,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preading from the central plain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ists have begun to speak of "multiple centers of innovation jointly ancestral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Sanxingdui, along with the Jinsha site and the Tombs of boat-shaped coffins, is on UNESCO's list of tentative world heritage s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