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诗人访谈》读书笔记

1.玛丽安•摩尔 每次写诗我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然后我被某些东西迷住，似乎不得不说些什么。我所写的一切都是阅读的结果，或者是对人们感兴趣的结果，我对此非常确定。 亚里士多德不是说过吗？一个诗人的标志，就是看见明显不协调的东西之间的相似之处。它所具有的任何程度的吸引力。 2.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 他说，“很明显您是刚到莫斯科吧。在我们国家，诗集从来都是一上市就被哄抢一空。比如我最近的一本诗选，两天内两万本诗集就卖完了，一本都没剩下。” 3.布莱兹·桑德拉尔 这种悲伤来自那些我从窗口看到的无名的人群：在固定的时间里，他们不是自发地被卷入地铁口，就是从被地铁口给倒出来。 幸运的是直到今天还有混世魔王存在，他们没有像被做成牛肉罐头出口的野牛那样丧失野性和尊严地消失。 4.乔治·塞菲里斯 庞德说翻译是作家不断提高对自己语言意识的一种手段，他建议年轻诗人要尽其所能地去翻译。 5.安妮·塞克斯顿 洛威尔使我由音乐化的习语短句转而去寻求直率的日常语言。洛威尔对意象和声音的展示从来不感兴趣——那些是诗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如果你有足够多的自然意象，他会告诉你怎么把它们嵌入诗中。他教我的不是该把什么放进诗里，而是该把什么从诗里剔除。他教我的是品位——也许那是一个诗人唯一能学的东西。 就像卡夫卡说小说：“一本书应该像一把斧子，劈开人们心中冰封的大海。” 6.菲利普·拉金 他曾说，他写诗的目的是“建立一种能无限保存个人经验的语言机制，无论谁读了这首诗都能在自身里复现出来”。 年轻时，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和我常交流未发表的诗作，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从未想过它们能发表。他鼓励我，我鼓励他。鼓励对年轻作者非常必要。但很难找到值得鼓励的人——没有那么多金斯利。 我反对在新诗里使用旧诗歌里的某些特性或人格面具的做法不是基于道德，而仅仅是因为它们不管用，这要么是因为我没有读过原作，要么是因为我读过原作并觉得它们属于那首诗，而不应被当作一种替代物拉扯进一首新的作品以达到想要的效果。我承认，这个命题可能被推到荒谬的地步，当一个诗人不能参引任何读者没有读过的事物（比如雪）。但其实诗人都是为与自己背景和经历相似的人们写作，这也许可以作为支持本土意识（provincialism）的强有力的论点。 写作的一个理由当然就是没有人写过你想读的东西。 7.约翰·阿什贝利 我已经把自己调整得几乎随时都可以写作的状态。有时这不管用，但在总体上我感觉诗歌始终在我内心进行着，像一条地下河。一个人可以垂下自己的桶，把诗歌汲取上来。（这是海米托·冯·多德勒[Heimito von Doderer]的小说《群魔》开头一段中的一个非常棒的说法。 《巴黎评论》：你的诗修改得厉害吗？阿什贝利：不会了。我习惯付出大量劳动，但因为我强烈地希望避免所有不必要的工作，我设法训练自己不去写我将来不得不抛弃的东西，或者要被迫付出大量精力去重写的东西。 不知怎么，对我而言，韵律似乎是对诗歌的歪曲。它有着与自然无关的自己的秩序。 《巴黎评论》：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写一首诗的？是一个思想，一个意象，一段韵律，一种处境或事件，一个短语，还是别的东西？阿什贝利：上面所说的因素都有。而且，我经常把我偶然听到的别人说的话放进诗中，比如在街上听到的东西。 8.德里克·沃尔科特 9.W.S.默温 写作这种活动，本身并不包含诺言，却被赋予类似专断的特点，恒久的坚持非常重要。 使诗歌始终既激动人心又令人痛苦的一个因素。既在传达丰富的可能性，又标示着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 10.奥克塔维奥·帕斯 诗歌的自由凌驾于语言的秩序之上。 通常第一行是一份礼物，我不知道它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一种叫做灵感的神秘力量。 我们的长诗具有两种对立的性质：长诗的“拓展”和短诗的“强度”。这很难处理，事实上，它是一种新的文体。这也是我欣赏艾略特的原因：他的长诗有着短诗那样的强度和专注力。 我不停地修改。一些评论家说我修改得过分，他们或许没错。但是如果说修改有危险，那么不修改的危险则更大。我相信灵感，但我也相信我们必须帮助灵感，克制它，甚至反驳它。 《巴黎评论》：最后，奥克塔维奥·帕斯，从这里你将去向哪里？帕斯：哪里？我在二十岁时就问自己这个问题，三十岁时又问，四十岁、五十岁时还在问……我从来没有答案。现在我知道这个：我必须坚持下去，这意味着生活、写作和面对，就像其他人一样，面对生活的另一面——未知。 11.耶胡达·阿米亥 一九五一年——我二十七岁——我把我的诗给我一个文学老师哈尔金教授看了。他把其中一首寄给一份文学杂志，被杂志接受了。 我大部分只读诗，读很多诗，不时也读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 我不是那种老是抱怨诗歌翻译后丢失了什么的人。首先，如果我认为一首诗翻译后丢失得太多，那我就不会让人翻译了。我觉得诗人说诗歌不能翻译，这是很虚伪的。诗歌当然能够翻译——只是不是全部翻译。 12.伊夫·博纳富瓦 十六岁时，我第一次读到兰波和皮埃尔·让·茹夫（Pierre Jean Jouve）的某些诗，什么都读不懂。但我完全被征服了，被迷住了。我不断重温这些词，它们教会我以另一种方式更紧张地思考和生活。就像一道光穿透了这些词。我恢复了对词语的信任。你反对的可能是为了掩盖经验的空虚而写得晦涩的诗。它们早晚要被遗忘！ 我有时连续数年都不想重新开始写作：当上一本书产生的思想和图像与我和平相处的时候。除非我发现上一本书不再能表达或梳理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不是不会重启写作的。 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诗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 我需要长时间的闲暇，以便倾听最深层的无意识的声音——这些声音比我们自己更了解生与死。 诗歌是不可被抵达的，否则它就超越了死亡；我们只能接近它。所以一个人不该自称为诗人。这太自命不凡了：这意味着他已解决了诗歌呈现的所有问题。“诗人”可以用在我们所钦佩的他人的身上。如果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会说我是批评家，或者历史学家。 13.切斯瓦夫·米沃什 爱因斯坦流亡于美国，于是，我向他寻求权威的意见。 我们都渴望最高的智慧，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依靠自己。 “我们和鲜花把影子投在地上。/那些没有影子的事物没有活下去的力量。” 有一个女人是科辛斯基的热心读者，她在餐桌上与我相邻而坐。也许觉得有必要表示一下礼貌，她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写诗。她厉声回答说：每个人都写诗。我不是特别介意，但仍然感觉受到了伤害。它代表了我那些年的状况，怀抱雄心的痛苦。 14.特德·休斯 15.加里·斯奈德 把我拉回到诗歌上来的是，我发现自己在写一些我之前甚至从没有打算去写的诗。 翻译了寒山诗 宗教实践和佛教禅修还有一个目标，即超越艺术。它能使人进入万象完整而皆美的王国。一旦你真正进入那个世界，你就不再需要艺术了，因为每样事物都那么非凡、新鲜、令人惊叹。 《巴黎评论》：那么，你为什么还继续写作呢？斯奈德：因为多数时候你并不想生活在那里。我们生活在形式（“色”）的领域里，我们应该在形式的领域里行动。 如果他是一位非虚构散文家或者诗人，那么他会更倾向于把处理日常事务作为“真正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他真正的工作实际上就成了生活。而生活终归要落实到日常生活。 这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佛教观点：我们学习的，甚至有希望让我们开悟的，是对我们自身所是以及我们必须去做的事务的全然接受，身心两方面都不逃避、不躲藏。正因如此，佛教教导人们从日常活动中寻找仪式化的、近乎神圣的品质。 奥登说的：“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不必工作地活着。” 我接下来想做的事情是重整花园、重启卡车，和年轻人一起去沙漠、河流，也许城市，和一大群老朋友重新联系上。 16.谢默斯·希尼 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我才开始进行认真的、有点满怀希望的写作。 独处有益健康。毕竟，焦虑和坚决是可以共存的。 我觉得所有的诗歌当中都蕴涵着诗行短促的强力和诗行绵长的魅力之间的一种对话或平衡。 《巴黎评论》：写作的时间久了会不会有新的危险，就是太像自己，太多重复自己？ 希尼：我觉得人总不可避免会陷入习惯性的表达。但实际上当你投入写一首诗的亢奋状态，就不再有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的差别了。先热身然后完全沉迷于写作，就是它本身的回报。 《巴黎评论》：那现在还一样难写吗？ 希尼：当然了。可能更难。刚开始写作，我想每个人都是奔着结尾的高潮。那是一种追求完整的心理；你急切需要一个回报，即时的满足。但我现在最享受的是实际过程。当我有了一个构思，我就想让它尽可能地保持发展。刚开始写作，如果我想到一个意象那我就简直要扑上去，一头冲进它的意蕴之中，通常用六或八个四行诗节就展开了。但现在，一个个初起的意象会引出另一个意象，诗歌也许会间接进入状态然后用一种更曲折的、积增的方式发展下去。我更钟意那种开场的瞬间，把事情分段处理。 17.罗伯特·勃莱 开始的时候，从秋天到冬天我都住在明尼苏达北部的一间小屋里。我靠非法猎松鸡维生；我想像弥尔顿那样写作。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搬到了纽约，在那里我又生活了三年，极其孤独。 这三年的独居没有提供许多生活，但与水平式的对日常社会生活的体验相比，它是一种纵深式的生活体验。 我想这儿我已经给出了我的观点，通过翻译像这样的东西，诗歌深入你的内心，意象深入你的内心，而你不再说，嗯，特朗斯特罗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或者说，这很新奇。你不那么说。由于你为意象所做的工作，你觉得你自己被意象入侵了。你觉得它已成为你房子的一部分，就像某人搬进了你的房子，接着你的房子就变样了。你的房子变了样，因为这些意象进来了。这就是我关于翻译的感受。它是一种赐福。 四十年来，唐纳德·霍尔和我每周都来回寄两次诗歌。有一段时间，我们定了一个四十八小时规则：必须要在四十八小时内回复对方。我这一代人写了许多信。高威·金奈尔和路易斯·辛普森和唐和我和詹姆斯·赖特，常常会寄五到六页打印的信件来评价和争论我们每个人的诗歌。我很惊讶，我们竟然有时间做这个。特朗斯特罗默和我通了几百封信。这其中的要点就是，没有人是独自写作的：人需要一个共同体。 18.杰克·吉尔伯特 我认为严肃的诗应该让什么事发生，它不是什么正确的，娱乐的或聪明的事。我想要的是对我的内心重要的什么事，我指的不是“琳达离开了我”。我也写那样的诗，但现在谈论的不是这个。现在谈论的是我们都处于濒死之危中——我们都一样。你怎能把生命都花在游戏或娴熟的事上呢？ 我打算写诗时，要等到我知道第一行和最后一行，以及这首诗是关于什么的，什么会它让成功，到这时候我才会开始写。 《巴黎评论》：除了你自己，你的诗的主题是什么？ 吉尔伯特：我爱的那些。存在。过我的生活而不被转移到人们经常被转移到的东西中。活着是如此非同寻常，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它局限于财富、骄傲、安全——这些只是生活所赖的基础。 人们休假。这是他们的回报——假期。为什么不是生活？假期是二等的。人们就这么剥夺自己的生活——直到为时已晚。 《巴黎评论》：听起来，即使是在旧金山的时候，你也过着离其他人相当远的生活。孤独对你重要吗？ 吉尔伯特：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要么一个人，要么和我爱的人在一起。 《巴黎评论》：你觉得是隐遁保持了你的写作生涯吗？ 吉尔伯特：当然，一定程度上让我控制了我的虚荣，帮我抓住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巴黎评论》：当你回顾一生，你把它看作分配于你爱过的三个女人之间吗？ 吉尔伯特：是又不是。我一生的亮点是跟我在一起的女人们，但我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生活。我说过：唯一比单独一人更好的事，是认真地恋爱。 《巴黎评论》：你不会感到孤独的。 吉尔伯特：不会。我真的不喜欢聊天。当我和喜欢的人去什么地方，他们会一直聊。这很有人情味。但如果要聊天，我希望很有趣。我不想知道什么牛奶洒了，或者她没买到她想要的衣服，有多难过。人们以为羞耻的或认为自己没成功的事，所有这些事情——我不想谈。我真的很喜欢认识人，跟人在一起，但我不想一直聊。我喜欢人们谈论事情。 《巴黎评论》：没有孩子对诗人有好处吗？吉尔伯特：如果我有孩子，我不可能过着我这样的生活。以前有句话说，每个婴儿都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我就不可能流浪，也不可能抓住那么多机会，或是过贫困的生活。不可能浪费我生命中的一大块。但我这样的生活，对别人来说会是个错误。对好人，聪明人。 我不在乎观众。一个活着的机会，体验活着的意义。给某人留下印象或者让人鼓掌——我还喜欢，但如果没有，我也不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