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领导“指示”“解放”右派的右派分子贾子久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在组织的高压政策下，也在群众的批斗中，绝大多数的右派分子都认罪，即使心里有什么不服或者什么想法，也绝对不敢表露出来，害怕进一步上纲上线而加重处理，只能老老实实地向组织坦白，接受组织的处理。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也有极少数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来为自己申辩或者做一些抗争。在笔者所接触到的右派分子的资料中，就有坚持自己的立场与批斗者针锋相对，为自己辩解，不过这些右派分子一般会被按上“坚持顽固立场”、“死不改悔”之类的罪名，而进一步被处理。也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觉得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心为党好，受到不白之冤，而进京上访的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一般也会被按上“逃避斗争”、“无理取闹”等罪名，加重处理。（可参见笔者《进京上访的右派分子》）

还有一些右派分子，确实接受了组织的处理，也老老实实地进行劳动改造，但艰辛的劳动和非人的待遇让他们无法忍受，无奈之下会想些办法来“解救”自己，通过一些自认为的“捷径”让自己摆脱右派的身份，山西省介休县右派分子贾子久的做法就是一个例子，不过他的做法不幸被组织发现，成为了“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接受改造”的典型。

笔者收到的1960年中共晋中地委处理右派五人小组的《关于转发介休县人事局“关于右派分子贾子久现行破坏活动的处理报告”的通报》中，把右派分子贾子久的“罪行”简单进行了说明，并把此案例当作典型转发到各地，让各地提高警惕：

介休县右派分子贾子久，在今年11月22号该县召开的右派分子大会刚刚结束之际，为了破坏党的政策，曾先后两次冒充专人事局的名誉（义）给介休县人事局打电话，进行“指示”工作，虽然已经多方查对，对该贾作了依法惩处，但为了引起各地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现将介休县人事局“关于右派分子贾子久现行破坏活动的处理报告”转发各地，供做参考。

转发的《介休县人事局关于右派分子贾子久现行破坏活动的处理报告》（1960年12月20日），详细讲述了右派分子贾子久的“做法”：

贾子久，男，现年37岁，系山西省洪赵县孙家村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商人。该贾自幼上学，而后经商，1948年在天津伪警备司令部交通大队任检票员，于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地贸公司、富家滩商店售货员、业务员等职。

该贾由于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参加工作以来，一贯仇视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在57年整风运动中，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什么“党天下说的对，储安平说的和公司一样”，又对我们的“三反”和“肃反”大肆进行污蔑说：“搞糟了”等。因此在58年7月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给予撤职留用之处分。今春党为了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改造，将其集中到下放干部中进行劳动改造，在改造中，由于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接受改造，不仅没有悔改表现，反而继续作恶破坏，进行盗窃、诈骗、冒充上级领导，用卑鄙的手段，向县人事局下达“指示”，企图破坏政策，现将其具体罪恶事实报告如下：

在今年十月间，城关公社召开下放干部和公社干部会议时，该贾借倒水之机，将公社党委书记郭甫林同志的一件雨衣偷回其家中（下放干部住地），事情发生后，经过侦察了解，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作了交待，经批评教育退还赃物后并未给予处理。

该本应低头认罪，彻底改造自己，但贾不但不以此为戒，反而更加明目张胆地破坏我党对右派分子的管理改造政策。在十月十九日，我县召开了全县右派分子大会，贯彻了党的政策，宣布给29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对所有右派分子有极大的震动，大部分右派分子订定了个人改造规划，该贾也假意表示愿改造自己，但该为了达到其破坏政策的目的，竟于22号会议结束后，下午两点钟左右，在介休邮电局营业室冒充专署人事局干部（姓刘）在电话上要县人事局负责同志讲话，在电话中对我局秘书阎长国同志“指示”说：昨晚接到省人事局电话通知，让各县在最近期间内将右派分子赶快处理，安置回原籍，现专人事局告知你县将右派分子立即处理，处理的原则是：本人申请，家在本省范围或者本专区范围内的，在改造期间没有大的错误或错误不大的，要求回原籍，都要给摘了右派分子帽子让其回去，绝不能给戴上帽子回去，这是政治影响。又说：“在处理时可发给一定的路费和安家补助费，在临走前领导要给讲解，回原籍后好好劳动，要积极宣传党中央提出关于农村十二项政策”。同时还说：“在处理时县委决定就可以啦，不用经地委批了，这件工作是内部掌握，不要公开宣布……”。

事后我局秘书阎长国同志将此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经领导研究认为与省地委精神不符，因此立即请示专人事局，但专局对此一字不知，并无姓刘干部，故未按此执行，但这个丑恶的敌人并未甘心仍在继续破坏活动，又于26号下午两点四十八分钟，再次在邮电局营业室，冒充专人事局名义，要介休人事局负责同志讲话，其讲话内容是：（1）今年下放干部可以提前分配工作，因现在已快一年了，在最近时期作出鉴定，都分配回原机关工作，或者分配农村，宣传和贯彻党中央关于农村十二项政策；（2）该说：“你县有集中改造的右派分子吗？共有多少呢？地委意见，因右派分子集中劳动一年了，右派分子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可以分配到管理区劳动改造，改造比较好的也可以在农村工作，但不要叫作领导工作，让他们一边劳动、一边配合农村基层干部宣传十二项政策……”；（3）他说：“上次电话通知你县处理右派分子的工作办了没有，这件工作省里要求很紧急，希你们必须在11月底以前办里完毕（又重了一次上次电话内容）”。另外又补充说：“省外的右派分子也可以摘掉帽子让其回去，在原籍劳动”。

在当日（刚放下榆次电话的二分钟时间）该贾又以汾西矿务局医院的名义，要我局负责人讲话（该的姓名未告），内容说：“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员，说是你县下放干部叫贾子久，经我们诊断他的病很严重，我们无法治疗，他的病情是这样的：由脑子痛引起眼病、浑眼、夜盲症，如不赶快治疗是危险性很大，恐怕有双失眠或者引起其它病状，我们建议让其休息或者送医院治疗，他说：他是犯了错误的人，不敢找领导……”

在与对方讲话中，由于其矛盾百出，引起了我局秘书阎长国同志的警惕，立即向邮电局查问此电话由何处来，得知是由营业室打来后，这就证实了其是假的，立即与公安机关联系进行抓捕，但狡猾的敌人已逃未获，向党委汇报这一情况后，在党委的支持下，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于28日下午才将此案破获，并由政法机关依法进行了处理。特此报告

1960年12月20日

如果上述文件所述是真实的，那么就我们今天来看贾子久的做法也是幼稚的，太低估了组织的警惕性和纪律性，天真地以为一通领导电话就能把他及一起改造的右派分子的问题解决了，顺带着还要“好心”给这些右派分子解决路费和安家费，甚至连下放干部的问题也一并解决。是什么原因让右派分子贾子久有这样“天真”的想法？或许是他对组织当时对一些右派分子的摘帽的政策有错误的解读，过于相信组织的宣传，认为组织对右派分子的政策开始宽松，全部摘掉帽子是必然的，早一会晚一会终究会解决的，所以顺着这个思路就冒充领导打了电话，让提前解放右派分子。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来自于自身的原因，比如性格、个性、教育状况、当时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等等，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料解读，也只能猜想。

估计第二通电话打过之后，通过对话，他已经察觉出“冒充”领导的“指示”可能被识破，但他已经无法忍受当时的劳动改造的生活，于是就马上又以“医院”的名义给介休县人事局打了第三通电话，希望能以疾病的原因解决自己的问题，殊不知报上“病人”姓名的这通电话，暴露了自己，让组织顺藤摸瓜地抓住了自己。如此看来，他确实一点反侦察能力都没有，艰辛的生活让他“慌”不择路了。

贾子久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笔者这里没有资料可查到，但文件中说“由政法机关”来处理，估计得判刑了。

右派分子像贾子久这样“五花八门”的“抗拒”改造的做法，应该有不少，不过基本上在强大的专政机器下基本上没有可能“得逞”的，对待右派分子，他们真的像对待敌人一样警惕和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