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上新啦！你可知三星堆青铜器背后的四国杀往事

导语：随着三星堆的隆重上新，三千年前古蜀王国又牵动了大众的心。龟甲卜辞背后的刀光剑影，青铜器中的神奇巧合，残篇断简中的只言片语，处处暗示着古蜀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揭示了先秦时期风云变化的“国际格局”。

牧野战场上的远方来客

3000多年前的一天，在离商都朝歌不远的牧野，晨光熹微中，数百辆战车碾碎了清早的薄寒。

这是一支如虎如罴的雄师，他们的目的是去讨伐暴虐无道的商纣王。周武王姬发所率领的周军是其主力，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除此之外，穿着不同衣饰、持干戈者，则来自多个部族，他们在其君长的带领下，也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征伐。

武王在牧野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誓言。当我们审视《尚书·牧誓》时，发现追随周武王征战的部族名单中有蜀的名字。“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商周之际，蜀人生活在丰饶的成都平原上，而平原四周，则是绵延的崇山峻岭。“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唐代诗人李白曾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商周之际，蜀国武士真的曾走出群山，奔赴中原的那场王朝大战吗？

1959年，在四川彭县（今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出土了一批窖藏铜器，其埋藏时间约为西周早期。其中有两只青铜觯（zhì 古时饮酒用的器具），其上分别刻有铭文：“覃父癸”“牧正父己”，据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考证，覃氏原属殷族，牧正在商代是牧官之长，有“覃”及“牧正”铭的殷器亦曾见于记载，故此二器当为殷商贵族之物。那么，它们何以会出现在遥远的蜀中，并与其他蜀国仿制铜器处于同一窖藏呢？徐中舒先生认为，合理的解释是，它们是战利品或者周王颁赐的掳获物，而这很可能就是蜀人参与伐纣战役的最直接有力的物证。

卜辞中的“国际风云”

蜀人千里奔波去攻打殷商，并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或许是长久积怨的爆发。因为在此前，他们早就与商王朝相爱相杀。

殷商甲骨卜辞中多见“蜀”字，曾经，一些学者不认为居于中原的殷商会与偏居四川盆地的蜀人有如此多的交往，因此常把甲骨卜辞中的“蜀”，指认为中原附近某地。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丰富，学界现已多认同“蜀”指的就是蜀人，——虽然相距千里，远隔重山，但殷商与蜀却互动频频。

在殷商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商王朝与蜀的诸多往来与联络：商王会关心蜀的农业收成，并向神灵卜问“蜀受年”（蜀今年获得好收成）“蜀不受年”（蜀今年得不到好收成）；双方亦有人员交流，如甲寅年的卜辞中就有“臣子来蜀”的记载；甚至，蜀还会向商王朝提供精干的射手和御夫，“蜀射三百”“蜀御”等卜辞就显示了蜀国武士亦曾出现在商王朝的大军中，为商王征战四方。

然而，有时候，双方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在几则卜辞中，商王反复询问“至蜀亡祸”（去蜀地有没有灾祸），似乎在表示对某位前往蜀地的使者的关心，显然在商王的心目中，遥远的蜀地意味着危险重重，所以他才会对使者的安危忧心忡忡。

这种忧心暗示着双方关系的恶化，在某些时候，会演化为兵戎相见：“伐……蜀”“王登人〔征〕蜀”“敦缶于蜀”，这些字句，意味着一场场雷霆之怒，而愤怒的商王不远千里也要发兵征伐蜀地。

两国交往，利益为先。卜辞所见的国际风云，其背后也必然有着重要的利益诉求，使得商蜀跨越远道或战或和。那么，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矿料之路

蜀地号称天府之国，物阜民丰，在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中，蜀地的物产就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等，而这些土产，往往可制成贵族之器用玩好，想必曾令商王垂涎。甲骨卜辞中有“正（征）玉”“取玉”者，可见商王是愿意为珍宝而动用武力的。但除了获取宝物外，商王朝之所以重视蜀地，还有另一层深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在商朝，无论是祭祀之礼器，还是征伐之兵器，最主要的材质就是青铜。而这个伟大的青铜时代，需要大量矿料为其支撑。

商代青铜器的矿料来源于哪里？这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青铜主要含有铜、锡、铅三种金属。当学者对商代青铜器的成分进行测定时，发现一些青铜器含有非常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而它很可能就是指示青铜器矿料来源的钥匙。

当视野放宽时，学者们惊讶地发现，含有这种罕见高放射成因铅的青铜器，分布竟然非常广泛，从河南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中原文明腹地，到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四川三星堆、金沙等边缘地带皆有分布，且商代是其集中出现的时期。这似乎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在商代，某一处含有异常铅的矿产得到大规模开采，而且其矿料流向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各文明中心。

那么，这处矿产在哪里呢？在对国内各地矿山的数百个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后，学者发现，这种罕见异常铅，主要分布在云南东北部和四川南部的这一大片莽莽山岭中，同时，该区域也是铜和锡的产地。因为中原地区饶于铅矿，却乏于铜矿和锡矿，早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史学家金正耀先生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西南地区含有异常铅的金属料，应该是随着铜料或锡料进入中原的。

金正耀先生称，在经过测定的82件殷墟一、二期铜器中，含有异常铅的器物有66件，约占八成，可见当时的商王朝非常依赖于来自西南地区的铜锡矿料。而这块富饶的矿产宝地，当时就可能在蜀的势力范围内。

殷墟时代的蜀国，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正盛极而衰，而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正逐渐兴起。一般认为，三星堆与十二桥文化，分别对应的是古蜀传说中的鱼凫朝和杜宇朝。鱼凫朝的过往渺如烟云，学者测试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铜器，发现绝大多数为含异常铅器，可见蜀人长期获取南中（“南中”指滇黔及川南一带）矿料以为己用。

杜宇朝存有相对多的记载，《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蜀王本纪》曰：“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而《华阳国志》则称：“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朱提，在今云南东北部的昭通一带。无论是杜宇还是杜宇妃来自朱提，都说明了云南东北部在杜宇朝的政治版图中的地位不凡。又《华阳国志》称杜宇朝时，“南中为园苑”，含异常铅的矿区便位于“南中”，可知连同朱提在内的南中，彼时已为蜀之势力所及之地。并且，蜀也获得了饶于“铜、铅、锡”矿产的名声。

而在中原崛起的殷商，需要矿料以支撑起王朝的荣耀和威严。在采矿技术并不那么发达的年代，不少更靠近中原的矿山，无法得到有效开采，使得商人不得不舍近求远。遥远西南方的丰饶之名已传至中原，但是，商人要获取南中的铜锡矿料，绕不开蜀这一强大势力，蜀人时常控制着这条矿料之路的命脉。

也许正因为如此，商王朝不得不与蜀打交道，或迫其纳贡，或与之贸易，甚至有时不惜动用武力。蜀道虽难，但利之所在，使得使者或商人频繁地来往于两地之间。而此时古蜀文明的辉煌，或许正是得益于矿料贸易所获取的滚滚财富。

周代商VS杜宇代鱼凫

到了殷商晚期，情况似乎起了变化。学者测试了殷墟三期和四期的部分铜器，发现含异常铅器的占比开始减少，三期时占不到四成，而四期时已不多见。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商王朝找到了替代矿料，不再那么依靠西南方的输入；二是商王朝与蜀交恶，使得矿料之路不再畅通。而无论是哪种原因，都将意味着蜀与商王朝的关系疏远了。

商末，周崛起于西岐，与蜀邻近，此时的蜀中，可能还是以鱼凫朝为主导。不久，双方相遇并发生了冲突。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西周遗址发掘出的甲骨中，便发现了铭有“伐蜀”和“克蜀”字样的残片，这意味着蜀与周也曾一度大动干戈。考古学家徐锡台先生以为，伐蜀时间当发生在周文王经营江汉之时。向江汉扩张的周，遭遇已据汉中地的蜀，双方进行了一番较量后，却很快结成了同盟。这或许是周的武力使蜀意识到，它具有取代殷商的实力，而业已与商疏远甚至反目的蜀，乐于看到周的崛起并与商逐鹿中原。不管这其中有过何种盘算，不久后，作为周的坚实盟友，蜀的军队出现在了伐商的牧野之战上。

周代商后，论功行赏，《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蜀可能便是在此时获得原属殷商贵族的两只青铜觯，并将其作为战利品带回本国的。

而大约就在商末周初，蜀中发生了文化中心的转移，崛起的金沙取代了三星堆的荣耀。贾大全、陈世松主编的《四川通史》认为，这场王朝更迭，显然与殷周之际的政治动荡和中原王朝代兴有关，以致可以说是殷周之际政局演变的直接产物。就在商周交替的大变局中，杜宇朝取代了鱼凫朝，成为了蜀中的霸主。

在陕西宝鸡的纸坊头、茹家庄、竹园沟等地，人们发现了多座西周时期弓鱼国的墓葬，其中出土了许多巴蜀风格浓郁的器物，例如出土于茹家庄的两尊青铜人像，就与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大立人像如出一辙，双手也握成圈状，这让人不禁怀疑弓鱼国与三星堆文化是否存在渊源。于是，有人甚至大胆猜测，弓鱼国或许就是鱼凫朝后裔奔周后所建的。

往事如烟，史籍阙如。商周之际，蜀中风云诡谲的真相究竟如何，已经难以确知了。想象的空隙或许只能等待未来更多的发现来填满。

矿料之路的衰落

接下来，零星的史料向我们揭示，杜宇朝时，蜀与周似乎仍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例如在先秦典籍《逸周书·王会》所描述的周成王时的一场诸国盛会上，远来的蜀人献上一种名叫“文翰”的鸟。而蜀之杜宇朝，恰恰是以鸟为崇拜，故推测文翰鸟当是蜀人所珍视的神物，这贵重的贡品体现了蜀对周王朝的恭敬。

先秦史书《古本竹书纪年》也留下了关于蜀人朝贡的记录。周夷王二年（前884年），蜀人献上了宝贵的琼玉。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蜀人十分重视玉这种美丽的石头，除了本土出产的玉外，蜀人还四处搜集玉器以为宝藏，来自遥远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多节玉琮，便是一例。以琼玉为献，也可见蜀人的赤诚了。

在史籍的只言片语外，金沙遗址出土的带有中原文化烙印的文物，更有助于我们对杜宇朝与中原交往史的想象。

商人好卜，常以龟甲为占。而在金沙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卜甲，这些卜甲以龟腹甲或背甲制作而成，卜甲上有烫烧后戳成的小孔，显然与商人的卜占之术脉络相连。只是卜甲上没有商代的甲骨文，看来在文字的使用上，蜀人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传统。而卜甲的出现，似乎意味着杜宇朝受商文化熏染已久。

金沙遗址所见的青铜器，有着蜀中自己的礼仪特色，如礼器以尊、罍为主，而不见中原重器鼎、簋（guǐ）之属。但在已发现的一些青铜圈足残片上，可以见到在中原蔚为流行的云雷纹、夔龙纹等，体现着中原审美也曾风靡此地。另一个中原文化影响的证据是直内无胡带阑戈，这种类型的铜戈，与蜀地常见的铜戈形制甚异，而与其类似者却在中原和关中皆有发现，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从中原辗转入蜀的。

尽管杜宇朝与中原仍有交往，甚至曾派人朝见周天子，但蜀却没有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的一个藩国，反而保持着一种骄傲的独立，以至于周天子在上，杜宇却称望帝。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种骄傲可能意味着孤独。事实上，比起商来，周王朝更不关心蜀中之地，因为联系蜀地与中原最强大的利益纽带——矿料之路，已经式微。

金正耀先生对金沙遗址出土的54件铜器中进行铅同位素测试，发现含异常铅者虽然还占了六成多，但这个比重相对于之前所提及的那批三星堆遗址铜器来说，已经降低了，且金沙青铜器大多更纤小轻薄，又多采用更节约材料的锻造技术，这种用料上的精打细算，可能意味着南中的矿山减产，如此，矿料也很少输往中原了。

与此同时，西周的青铜器中已经罕见含有异常铅者，这表明对周王朝而言，来自西南的矿料已经无足轻重了。随着采矿技术的精进，他们可以在离中原更近的矿山中获取所需的矿料。

缺乏交往的动力，导致了蜀在周王朝的政治图景中日益边缘。事实上，从西周到春秋，中原对蜀的记载只有寥寥片语。渐渐地，曾经繁忙的蜀道，人马稀少，世人甚至觉得，那僻处深山之后的蜀，“不与秦塞通人烟”了。（原载于《中华遗产》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