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行云：事关《读库》2000—2006

流水行云：事关《读库》2000—2006

马国兴

《读库2000》

2019年春，更新“读库文章检索”App时，我发现读友弓建峰又开发了微信小程序版，如此，无需安装即可使用。再次赞叹之余，随即将之加入“我的小程序”，并广而告之。

这款应用软件自2013年1月发布后，我获益良多。新近的例子，是为我私下草拟“读库文丛”书目提供便利。

《读库》自创办以来，发掘数以百计的作者，刊载数以千计的作品，记录亘古不变的人心，呈现流动不居的时代，为中文世界的非虚构写作不断拓展疆域。2019年1月，基于前十年的《读库》不再加印，为整合资源，我写了一份“读库文丛”文案。

此举缘于一位出版社朋友之约。我梳理心仪的选题，并予以命名，比如老六的《阅读的真相》、舒泥的《我的鄂温克朋友》、肖逢的《私人编年史》、谭夏阳的《漫邮记》、孙玉祥的《私人文学史》、艾苓的《中国高校贫困生调查》、贾珺的《读园记》、朱石生的《医海往事》、李彬的《人间日常》等。其中，我心心念念的，是老六关于阅读、写作、编辑的手记。

当年与王天兵对谈时，电影编剧芦苇说，他是把一个导演在电影拍完之后，总结不总结经验，看成对方有没有发展的一个标志；又不是天才，不总结经验，就很难发展；老实点，总结点经验，下部可能做得好一点。

编辑也是如此。老六每编一书，必结绳记事，如《修复母语》之于《共和国教科书》，《编辑的执行力》之于《城南旧事》。他的其他文章也让我印象深刻、受益匪浅，仅就近年而言，有《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人动辄得咎》《如果我是作文老师》《关于阅读的真相》《帮助小朋友爱上写作》等。这些文字，是他继《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之后的心血之作，我为它们散落于《读库》历年“00”辑而惋惜，倘若结集面世，对编辑乃至普通读者，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读库文丛”未能推行。不过，2019年冬，读库整体推出朱石生的“医学大神”系列十四册，让我喜出望外。与此同时，老六有心整理自己的智力活动，分享编辑的专业故事，也让我充满期待。（20200307）

《读库2001》

一期一会，来日方长。

《读库》第一百辑，诸文皆可观，尤以法殷洁的《我家的四季》对我胃口。此文与他刊于《读库1401》的《祖父的新屋》，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编织了一幅当代苏南小镇版《清明上河图》。二文是《读库》百辑里少见的文学意义上的佳作，语言与叙事宛若明清白话世情小说，吴语杂陈其间，以风物写人物，许多语段让人忍不住诵读起来。

《我家的四季》里，一季两节，所述衣食与儿戏，多有令人会心之处。神游之余，也未免联想我家的四季。

春天是个青黄不接的时节。我小时候，春日三餐的菜品，多为上年贮存的萝卜白菜，单调无味。好在大自然是慷慨的，榆钱、香椿叶、槐花先后来到人间，家人支使我采摘后，或拌面蒸或加盐腌，以调剂口味。单说香椿叶。拌豆腐、炒鸡蛋，香椿叶绝非可有可无的角色，它会让家常小菜的色香味提升不止一个档次。为长久地留住一道菜，母亲还要腌香椿叶。陶罐里，铺一层香椿叶，撒上一层盐，再铺一层香椿叶，如是三番，再将陶罐封严，不日即可享用。

故乡的学校，每年有四个假期，寒假暑假之外，还有麦假与秋假，为的就是在收获的季节，让学生帮家里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当然，那时学校的老师都是各家的壮劳力，假期也是照顾到这一点才设的。割麦时，头上骄阳似火，脚下地气蒸腾，无数次弯腰低头，让人腰酸背疼、头晕目眩。童年的我，每到此时，总是磨磨蹭蹭，心不在焉，有一次甚至割破了左手的食指，被父亲带去医院缝了一针，得以片刻休息。劳作间隙，大人趁机教育我，要操心学习，否则将来就跟着拖拉机拾大粪吧云云。

家里院子再大，到了秋天，玉米收回来，都显得局促了。这时就看出平房的好，虽说夏天屋里热点，可到了秋收后，房顶平添了不少晾晒作物的场地。若是赶上好年景，秋作物还得实行轮换制，干透的粮食入了仓，才能把其他的摊开来。丰年里，连鸡鸭鹅也大呼小叫个不停。不过，倒是要委屈它们几天，圈养起来，免得它们失了教养，污了粮食。新收的玉米自然少不了它们的，撒上两把，权当奖赏与安慰。甚至麻雀与老鼠，也可以不那么明目张胆地出来，分享农民的收成，为冬天储存点食物。

我家门外有条河，河内有土堤，父兄在堤上深挖一口窖，藏些冬天的食物，窖口用废弃的石磨盘压住。每次要取用什么东西了，总是年龄最小的我下去。移开石磨盘，先点火探下去，火不灭，说明里面还不缺氧，人在其中并无大碍。随后，我被绳子系住腰，和篮子一起下到窖里，装了红薯什么的，再上得地面。我有时会撞见冬眠的蛇，或偷吃的鼠，匆匆上来，得半天心神不定。隆冬过半，我们将红薯全部清出，削皮、粉碎、打浆，少部分熬成红薯粉，可以冲茶喝，更多的做成粉条，晾干，留作过年炖菜吃。

四季之后，还是四季。（20200422）

《读库2002》

当初校读《读库2002》，看过《相信未来》后记，叹道，世间居然还有这么一个人，与书友李恒一样，对苇岸如此痴情。本想待本辑上市，提醒李恒留意此文，孰料，随后我就发现，梁一良竟是他的笔名。

李恒说，他在人生每个时段都会取一个新的名字，每个名字代表着他不同时期的生活态度，所以，当他更换一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是对过去的一种抛弃。“我一直尊梁卫星老师为我精神上的父兄，于是笔名就跟他姓了，恰好手头放着一把尺子，就取名梁一良，也算自诩为一把能衡量世事的尺子吧。”

李恒，河北沧州人，出生于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曾在河北某高中教书两年，后离职赴天津创办书店，四年后关店，现偶尔为学生上课谋生。三十岁那年，他与苇岸心灵结缘，从此阅读与写作便围绕这位大地上的观察者与预见者。他读苇岸，除了其本人的文本，还追根溯源，披阅影响其思想的托尔斯泰、梭罗等人的作品。对于创作中的苇岸传，他计划将传主当作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勾勒当代诗人群像。

“每个人最后都会成为某件事、某个人、某样艺术的追随者，不然他的人生是不连贯的，生活也会缺少许多色彩。”在致可可小友的信中，李恒写道，“苇岸不是我的终点。在我们追随的过程中，总有一天，我们也许会超越他们，但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生活的真谛，即使没有人带路，也不会走错方向。”

显而易见，李恒的读写，是一场修行。他的文字，自然不限于苇岸。过目他的公众号，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伏突斋随想”里，记录的李金敦老师的故事。转引于此：

小学的时候我们村子孩子少，一年级才二十四个学生，三年级也就十几个学生，所以就一、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一年级用后面的黑板，三年级用前面的黑板。姐姐比我大两岁，我们就在一个教室上课。一天老师上课突然问，二加二等于几？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四！老师又问，等于几？！这时候回答声变得寥寥。老师又说，觉得等于四的举起手来。举手的就更少了。老师说，把手举好，我去办公室拿教鞭（打人）。老师一出门，同学们纷纷放下手，在我印象里只剩下我和姐姐举着手（或者还有一两人）。老师回来后对我们俩说，你俩先出去一会儿。他就在教室里把所有人都揍了一顿。……

我不知道当年他那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他是否读过奥威尔，但是他的行为确实给了我说真话的勇气，那是一种对诚实的褒奖。（20200614）

《读库2003》

“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诚如谢晋电影《最后的贵族》里的这句台词所言，你书架上的许多书，看似各自独立，却又彼此呼应。

《〈读书〉十年》是扬之水（本名赵丽雅）在《读书》编辑部工作期间的日记选，上起1986年12月15日，下讫1996年4月15日。在翻阅《读库2003》前两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不时联想到扬之水日记里的相关文字，在心里形成互文与共振的效应。

樊国宾的《从北大到南大》一文，其中记述1993年4月26日，沈昌文先生在北大的讲座细节，提及同行者有《读书》杂志骨干吴彬、赵丽雅。作为当事人之一，扬之水在当日日记里写道：“傍晚与沈、吴、何非同往北大，参加‘三联学友会’举办的讲座，据云这是第一次，学友会只有两个人：一为经济系的女学生，一则为俄语系女学生。看起来落落大方，很有办事能力。讲座地点是一间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老沈现场发挥得极好，题目仍然是我的那句话：‘书读得越多越傻。’老沈讲了半个小时。接下来是提问，但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老沈便推给吴彬来回答。吴也极有应变能力，讲起来滔滔不绝，应对自然，我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这些大学生们的确还有许多孩子气，稚嫩得很。”

樊文还回顾了1993年春天，他去中国美术馆看法国罗丹艺术大展的经历与感受。当年2月15日，扬之水亦曾前往观展，并在日记里写道：“往美术馆参观罗丹艺术展。面对一具具青铜雕塑真品，方解通常人们所说‘生命’‘生命之真气’‘生命之律动’的含义所在。的确，每一条筋肉下似乎都鼓荡着鲜血。有一件‘我是美的’，给人印象很深。几件代表作差不多都在这里了：加莱义民、巴尔扎克、青铜时代、夏娃、大影子。无论效果怎样好的图片，与直接面对雕塑，都无法同日而语。门口正在卖着由我责编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据说卖得很快。”

安枫的《在王府里上大学》一文，钩沉诸多故人故事，尤以杨沫的家事令人扼腕。阅毕，我特意搜索了“以唱《我为祖国献石油》而闻名的某位著名歌唱家”究竟是谁。关于张中行与杨沫的姻缘往事，扬之水也有数次记录，如1990年9月6日，她在日记里写道：“陆（灏）言及前日与张中行先生续谈，后往思梦园午饭，问起与杨沫的一段姻缘，先生乃细说原委，道与杨曾一起生活五年，养有一女，但杨是信者，而张是怀疑论者，二人志趣迥异，终于分手。后仍常有往来，只是一次在杨家吃饭，席间张说道：‘我就不信一人说了算可以长久！’杨听罢色怫，从此再不往来。”（20200912）

《读库2004》

“任何事物都相关，相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万事总相关，越相近，越相关。”《读库2004》到手，展卷重读晨星的《在花木掩映也唱不出歌声的枯井里》，看到文中这则地理学第一定律，我不胜感慨，当代地理信息科学宗师托伯勒所归结的，似乎更是人生。半年前，我校读此辑时，新冠疫情未息，儿子马骁复课不久，他正在备战因此延期一月的高考。当时我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会奔赴武汉求学，而且学的就是地理信息科学。

此前，晨星的《从工厂到大学》与我的《中考魔方》同框，刊于《读库1803》。有读友说，两文展现了不同年代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生活切片，却都与学习有关，对比之下值得玩味。还有读友说，晨星讲述了一个人自主觉醒、自我解放的励志故事，胜在作者的思考上。

当初经由文字，随晨星游历喻家山下的华中理工大学（即如今的华中科技大学），也曾对马骁两年后的去向有所期许。马骁被华中农业大学提档后，所报专业被调剂，我这才开始关注资源与环境学院、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得知晨星当年在武汉大学考研读博时，选择的都是地信专业，便请编辑杨雪牵线，与他互动交流。

“地理信息科学应用广泛，大有可为。因为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所有信息深究起来，都会带有时空属性。”晨星说，“地信专业最怕学得泛泛，什么都学一点，什么也不精。要把测绘学和地理信息科学的基础学好。”

阅毕《在花木掩映也唱不出歌声的枯井里》，我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约翰·斯诺在验证他关于霍乱传播的理论时，其所具备的独立思考精神与逻辑思维意识。晨星说，此文标题化用舒婷诗句，意思是斯诺博士处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以及暗含了虽然十九世纪科技狂飙突进，但是人类的生活状态还没有变得特别好，凸显出斯诺博士开创性的工作。又说，此文只是一个引子，他还将写作地理信息科学、统计学与大数据科学系列相关文章。

《读库2004》上市之前，晨星提醒我，他的近作记述了人类近代最早有意识地使用地理信息科学中空间分析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历史，可以让马骁看看。现在，马骁远在千里之外，是时候也为他订一份《读库》了。（20201107）

《读库2005》

李金声的《三线厂子弟学校》，与他刊于《读库1906》的《业余作者》、刊于《读库2002》的《落榜》，互为链接，点面结合，勾勒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私人史与时代志。阅毕三文，我对他笔下再三出现的人物J颇有兴趣，在网上经几番检索，判定此人为季卫东。

季卫东，1957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五代法学家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与比较法学，在国内出版有《法治秩序的建构》《宪政新论》《正义思考的轨迹》等著作。

1979年参加高考时，季卫东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此前曾任生产队大队长，时任县长秘书。多年以后，他在文章里写道：“高中毕业之后，我曾下乡种过两年田，也当过一段时间够不上品级的基层小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当时，在有些人眼里，要弃官读书纯属犯傻。实际上，我是瞒着指名留我待用的组织部有关领导私下里准备报考大学，各门功课都是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点滴时间来复习的。考后又马上陪县长下乡督促检查‘双抢’（江南农村在夏季‘抢收、抢种’的简称）工作，以至于累倒住院。其实，我是躺在病床上打点滴时获悉自己考分为江西省文科第一名并接到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的，真是好事多磨。结果延搁了半个月我才独自一人到北京大学办理新生报到手续。”

在未名湖畔，季卫东结识了其后成为伴侣的骆美化，以及后来以诗歌与笔名海子扬名的法律系同学查海生。他的八十年代个人记忆的句点，是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在他看来，海子的诗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就是卡尔·施密特海洋自由观的形象表达，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海洋生存方式的朦胧向往。在1981年北大五四学术研讨会上，他宣读论文，质疑与批判斯大林时代御用法学家维辛斯基的法律学说，主张法律的定义应该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之外寻找正当化根据，强调社会最大公约数与客观规律对法学研究的意义。

1983年，因国际关系争端，本该赴美留学的季卫东被改派到日本。他在那里留学从教二十余载，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教授。

2008年9月，季卫东回国，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讲席教授兼院长。次年秋天，他在法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致辞，其中说道：“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下一个历史轮回中，你们注定要担当承先启后的重任。但愿你们不要虚掷今后的数年光阴，辜负国家——国与家的前辈——的殷切期待。但愿在下一个普天同庆的时候，在六十年之后，你们还能够重新聚集在这里，盘点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学、民主以及法治方面的辉煌成就。”（20201204）

《读库2006》

“音乐是有气味的，什么时候爱听的歌时隔多日再听，还会很清楚地再闻到那个时候的味道——在大学宿舍里爱听的歌，现在再听还是有臭袜子的味道！”翻阅喻柏雅的《纸质书何以延续至今》，读到“全身心地参与”一节，脑海顿时浮现多年前在何炅《刚刚好》一书里看到的这句话，不禁会心一笑。在此文里，作者由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机制解析阅读与记忆，比较纸质书与电子书的差异与优劣，并纵论阅读媒介形态的历史与未来，不时引发我的共鸣与击节。

我认同作者的比喻，一本书如同一座建筑。此前，每每翻开一本书，发现前面直接就是书名页、后面尾页紧接着底封里，我往往不以为然，提不起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因此，当自己做书时，便留意设置衬页，并在扉页与目录页之间设置献词页，增添图文与意趣。在我看来，一本书应该像一座四合院，前后衬页犹如外影壁，献词页就是内影壁，而那种开门见山、戛然而止的做法，无异于纸质书挥刀自宫。如何将这座院落经营得让人愿意驻足，无疑需要编者花费更多的心思。而电子书的改善空间更大。诚如喻柏雅所言，纸质书与电子书在竞争中不断自我提升，受益的总是读者。

作者提及，读书本身还承载着社交功能，我对此体会颇深。学生时代，每逢学友生日，我总爱投其所好地选一本书送给对方。在书上，我多题写着“宝剑赠英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之类，附庸风雅。那时我暗恋着一位文友，每次送书给她后，未免想入非非：将来我们大约要牵手一生的，双方的存书必然合二为一，虽说那本书自己还没有看过，也不必再买了，省得重复性建设。

2010年，在写作《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时，我转引了邱小石的一段话，其中有这么一句：“一些东西用一种物质的手段把它保留下来是有价值的，这种东西流转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不知道会在哪个时间，让你突如其来地来一个幸福的喷嚏。”此系列文章发表后，我们互相关注，成为好友。当时，他发了条微博：“《读库1005》里面作者马国兴的一篇文章，引用我一段文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这段文字的印证。”

一个人的阅读经历并不仅限于读书本身，还涵括了与之相关的一切。（20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