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我、金雀花和夜莺——《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博纳富瓦
可是，在一面同莱奥帕尔迪诗歌中那金雀花一般孤独的山坡上，他看到了一簇勿忘我。然后他写到：“在喜马拉雅山上，一朵小小的花诞生。——勿忘我！——一颗星辰闪烁的目光于某个瞬间停留在它身上，一个用温柔的外语说出的回答被听到。——勿忘我！”
这颗星，这束勿忘我，这温柔的外语意味着什么？在深渊的边缘，一朵花的名字首先要求你关注它，它的名字把它的呼唤写进了语言，我们通过那试图让人“不要忘记”的名字重新回忆起了诗歌的任务。当致力于达成概念性理解的语言倾向于简单地再现存在与存在物的时候，诗歌的任务是回忆起，甚至重现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的全部现实，并在构筑于概念性理解之上的周围的一切即将崩塌的瞬间，在我们面对那道悬崖的时候，在环绕我们四周的非存在之中注意到那朵花。一个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实体而非概念，在当然属于虚幻中把自己的头努力伸向并且想要成为真的存在。
博纳富瓦把这种在场称之为无限性与绝对性的融合，是词典中概念性词语的对立面，通过语言（有时是简单的语言）质询事物在此时此地之间呈现的真实方式，用以反应现实生活，寻找在当下世界的呈现。拯救陷于涵义之中的词语，并令后者能够指出人和事物的完整在场。
当我们选择自身周围的某个事物，赋予它一个名字，使它成为一个场所，帮助我们继续说下去的时候，这内在就降临了。博纳富瓦提醒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的决定可以是现实，甚至是我们唯一可以设想的现实。这是我们就存在言说的一切。虽然说这存在只确立于确定它的这一决定，而非某种神性的支撑，但这基础已经足够。
与其说这是博纳富瓦所觉察出的诗歌的任务所在，不如说这是他所赋予的——
“学习别样的行动，别样的思考，首先重新找回那些象征性的指示，令它们在接近即时性时重新获得色彩与形式。”
涵义（signification）之于翻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涵义被认为是诗歌翻译的出发点，这首先是因为涵义产生自人们所熟知的日常语言，我们要讨论周围发生的事物，尤其是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事件，我们就需要注意到存在于这些事物的某些特征，借助概念，我们创造出被我们称为涵义的一切。
例如当我们提到一棵树，这棵树在我们心目中唤起的如果只是概念上的“树”，科学界将会比一位诗人做得更好，他们能够从这棵树身上提炼出研究所需的简单形象，而这棵树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特征被剥夺了它真正的涵义。它的内在的无限性被无视，词典中的词语概念所指称的也正是这种放弃了事物无限丰富的表象。但如果我们试着从诗的角度去观察这棵树，我们就会即可感知到它无限的特征，这几乎在一瞬间使它变得独特。如同我们指着眼前的某一棵特定的树说出它的名字时，虽然我们使用的依然是同一个词，但我们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名字联想到的是更加具体和更加独特的特定的一棵树。它获得了在场，并且在此后始终保持着指涉这种在场的能力。
博纳富瓦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必须关注从“名字”到“涵义”之间的种种关系，在《但丁与词》一文中，诗人再一次向我们指出涵义所承载的限制。
“诗歌也存在不得不运用某些字眼去表达或描写的层面，如果我们从这些层面去理解这些字词，那么前文所描述的品质——某种气味、某种香气、某种味道——将会烟消云散。为保存诗特有的贡献，就必须关注词语中超越涵义的层面，将它们视作指称世上某个存在的柱石，而不是某种话语中的能指，哪怕这话语可能是诗人某种敏感性的产物。诗无法成为话语，如同我们不可能在不破坏玫瑰花苞的情况下展开它的花瓣。”
这里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们试图让诗歌翻译成为诗，首要的是词语的内在性，译者应当尽量保持它的活力。但如何做呢？如何在文本中找到能够帮助词语摆脱通常情况下它的处境？
我们能够意识到，在一些语法中，词语能够使我们看到活跃在深处的深邃目光，因为当词语不关乎意指时，它很有可能将会提供给我们图像，并且对一般涵义的超越，并不会妨碍一般涵义继续存在。译者应该做的，是在他自己的语言中，借助他自己的词语、他的经验以及属于他自己的节奏，从根源上重拾诗人曾经完成的在词语中超越词语的行动。我们的自我意识被全方位地，从各个时期召回，来回忆但丁以同样的方式经历和完成的一切。并且最后，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尝试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方言和自己的音乐，来实践但丁的行动——在受到涵义束缚的情况下超越涵义。
散文的“言说”
“普通言语，即我们用来进行思考、作出反应，也用来做梦的语言，尽管它被直觉或无意识的、未被掌控的表象侵占，它仍被观念、概念和具有概念性定义的形象所组织构造，后者对言语来说必不可少，它促使语言能够认识并控制客体。不过，这些工具产生自集体的决定，只有在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集体需求的情况下才是可用的，它们从一开始便被运用于交流和沟通之中。”
因此，在散文的语言中，一切形式都建立在那些以概念性思维为必要组成部分的句式上，这个根本性的事实令一切精神活动都处在言说、被建构或被交流的涵义（signification）层面。
在《现代诗歌的结构》里弗里德里希提到了“否定性范畴”（negative Kategorien
）这一范畴不是用来贬低，而是用来定义。这本身已经是现代诗歌从早前诗歌中脱离出来的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个后果。诗歌开始对立于一个忙于从经济上取得生活稳定性的社会，演变为对科学破解世界之谜、对公共领域丧失诗性的控诉；一个与传统的激烈分裂出现了；诗歌的原创性从诗人的反常性中获得辩护；诗歌表现为一种在自我内部往复的受难话语，这种受难不再追求救赎，而是追求精微的语词。这项否定的工作是对一切事物的虚无性的体察，随之而来的显然是一种必要性；我们必须摆脱快乐、忧伤、希望与迷茫。这些本来是生活的日常，但我们再也无法为它们找到存在的借口。这种文学所确认和获得的真理如同物质刺穿事物，暴力在行动中说话。
博纳富瓦的眼光与此不同，他重申了自我意识（幻觉）的重要作用。博纳富瓦注意到的是，我们是否在一些瞬间里希望这一切都不是虚妄，是否确实在某个时刻里我们确实曾经渴望奉献自己。在这些短暂的执念中，不再有赋予美以意义的东西，但也不再有恐惧和焦虑，后者伴随着希望，刺激我们崩溃之前的存在方式。我们不再有莱奥帕尔迪和奈瓦尔那种心绪不宁的惊慌和陶醉，也失去了那金雀花般孤独的山坡。我们可以在彼特拉克某首简单的十四行诗中找到生活中类似的体验，但我们很难这样对待《神曲》，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只能深入自我，借助从自己的诗句或者诗人那里提取的韵律，获得诗人曾尝试说出超越可言说之物的途径。
这指向了博纳富瓦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广义的翻译。在《巴别塔之后》中，斯坦纳重申了人类语言中的共相，并否认了唯一语言观的存在。这与博纳富瓦有着相通之处，这共相不在于唯一共有的语言，而在于所有人类都能够感知到的，存在于世界各地、生活各处的重要形象，是只有通过诗的话语才能够回想起的、穿透概念性涵义隐约瞥见的“在场”。诗歌让人思考，仿佛它自己想要成为思想，并试图自我言说。
然而，诗完全抵达它自己的行动显然是我们个人欲望之上重重的幻觉，这个事实只能够令一首诗歌中被察觉到的一切言说变得可疑，只要我们声称能够在一首诗歌中找到诗，
这里有两条路通过向我们我们实际上从未被完整体验的经历，又重新由此出发，各自筹划着深入我们的经历之中，在第一条道路上，我么可以期待在词语的沉默之中安身立命，让我们的言语陷入沉默，指导我们可以永远忘却言说的视角，在一种即时性中向前行进，这种即时性将只是自身全部的现实，它是神秘莫测的，属于神秘主义的道路。开启我们一切语言的外部边缘。然而，加入我们尝试走这条道路，我们可能会撞上某种两难处境。在此处消失的，是我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建立的一切，尤其是那些关系，那些对我们而言只通过言语存在的关系，我们能够接受他们的全然消失吗？
这时另一条道路将会浮现在我们眼前，那就是重新开始言说，重新找到我们的同伴，并对那在场时刻保持鲜活的记忆，将其教诲的意义铭记在心，因为我们必须正视存在于词语使用中的重大危害。对于言语中的断裂时刻，我们确实应牢记于心的是，没有什么是真实的，除了这一时刻，以及它为我们开启的一切，也即生活的此地与此时。特征的无限性及其承载者的绝对性，此二者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向我们证明，有限性——包括我们的有限性——之外无存在。所以，铭记最初的时刻，我们难道不应该尝试着，在我们与身边人重新建立的关系中，保留有关这一时刻的所有记忆吗？
通过节奏，这两条道路的衔接有时会在话语中脱散开，尽管话语并不因此而终结。这产生了一种新的言语，它拥有令人惊异的面貌与不可否认的效用。直觉、对类比的迅速感知、情绪的紧迫性，这扰乱了我们之前的分析性思考以及后者遗忘的倾向。
不同于斯坦纳的“理解即翻译”，博纳富瓦所定义的“广义的翻译”扩大了“翻译”的范围，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任务，同时也是一系列思考与决定的总和。这直射的不仅仅是翻译或者理解的过程，它们还会从不同的意识层面影响译者的生活，更影响译者的作品。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涵义称为阻碍着我们对“在场”直觉的障碍。相比之下，受音色、韵律与节奏支撑的词语才是诗人所用的材料，这使诗歌和梦境拉开了距离，我们意识到被概念性的“我”所压制的“我”，遇见真实的在场。诗的语言不同于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语言——“一首诗歌（poeme）的诗（poesie）以一种声音（voix）的方式走向读者。”
注：引文来自博纳富瓦 著 曹丹红 译《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
参考文献：博纳富瓦《译者共同体》、《但丁与词》、
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序言、
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