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梨树”

作者：王大栗

某天午睡，我梦见了一个人，是我老家同村的。 我们村是一个大村庄，村庄中间横过一条马路，马路把村子切成了两半，南半村靠着马路那排，住着一家唐姓人。

唐家的母亲，在我们小学教书，脸很方，总扎着一个中低的马尾，人外向，话多，有一年她去了新疆，那是她第一次去新疆，新疆回来上我家玩，一张方桌，邻人围坐，她侃侃而谈，正好那年我回家探亲，亲耳听到她口中的奇闻：新疆的西瓜特别甜，为啥特别甜呢，因为它是从石头缝里种出来的，我想到了雪山乱石上的一种叫雪兔子的植物。唐家的父亲也在，他沉默寡言，任由他家李老师在席间眉飞色舞，也不言声，直到听到石头缝里种西瓜，他把头别过去，跟我爸另起了一个话头。

唐伯伯个子很高，小时候，我站在他面前，仰着脸都看不见他的头，只有他在路的远处，我才能看清他的整个人，人又瘦削，在村里的路上来去，轻飘飘的，十分惹人瞩目。他人过于文气，不太像个农民，农民都是田间地头庄稼人情里练出来的，或闷得像葫芦，大肚鼓鼓，憋一肚子话说不出，或咋咋呼呼，生怕地里一阵风把他的声音吸走，要使出最大的力气说话，或者，就是场场面面的，说一些人人明白人人不怪的漂亮胡话。唐伯伯不闷，不咋呼，不场面，挺通透一个人，就是身量轻，只要是眼神对上，你就知道他不容小觑。可除了种地，他还做些别的什么，我至今都没搞清楚。

那时候，像唐伯伯这种看上去见过世面的人，和村庄外面的世界多少都有些关系，比如我的本家大哥，除了务农，还修电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就是他给弄回来的；比如我本家爷，擅长国画，省里书画协会的委员。唐伯伯肯定也在外面做点什么，要不然他的头发，怎么根根直立，又怎么年纪轻轻就有些花白，我本家大哥和本家爷，都是这样的头发。另一个世界的给养，和农村的给养还是不一样的，农村的给养是消耗头发的力量，但是不会让它过早变白，另一个世界则正好相反，消耗的是颜色，不是力量，这是我小时候的理解。总之，如果小时候被问到文化人长什么样子，怎么说话，脸上是什么笑容，大概就是唐伯伯的样子。

唐家的女儿，小学和我同班，长得像她母亲，方盘脸，爱说话，走路有点倾斜，爱梳一个中低的马尾，看上去没什么精神。

唐家还有一个儿子，像他父亲，小小少年白了头，但头发根根分明，精神抖擞。他比我高几级，所以我很少

见到他，等我明白事儿了，他已经上大学了。他的故事，都是唐伯伯来找我的父亲说起的。忘了说，唐伯伯寡言到什么程度，全村上下，只能和我爸聊上天，与其他人都无话可谈，所以隔三差五就来我家，找我爸坐坐聊聊，一到吃饭的当口，他就起身回家，任我爸妈怎么挽留，也从没在我家吃过一口饭。村里人管那种坐在别人家不走连带蹭饭的人叫沉尻（老家读gou）子。我妈为人内向，不会支应人，家里来人就犯怵，从不主动邀邻居留下吃饭，也最讨厌沉尻子，总担心我爸是沉尻子，每次我爸出门，她必得嘱咐：一定要回家吃饭。唐伯伯是对她是个例外，她是真心愿意让唐伯伯在家吃，唐伯伯也从来没让她的真心达成过。

村里人聊天，无非家人怎么样，地里怎么样，孩子学习怎么样。唐伯伯来家里，也不例外，总会说起他儿子，语气中也听不出骄傲，就是淡淡地说，儿子上大学了，儿子保送了，儿子当科学家了，儿子去国家机关了。这些淡淡的话，在我们生活的村庄，一句能砸一个坑，这样的孩子，家长稍微得意点，夸张点，那都恨不得得在村里敲锣打鼓上门舞狮了。我邻居这哥哥的消息，却止步于村人的知晓，没有人谈论他，似乎也无人羡慕，也没有人当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他离开了村庄，就消失在我们生活之外了，只有在我家，他会被他父亲提起，提起也就是淡淡的，我一直对此感到不解。不过，这位哥哥却是我父亲口中唯一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从小学到初中，我成绩极好，一路平蹚，那时家里穷，我爸却高兴，每天云中漫步一般，拎着我学校里、村里到处逛，出去一趟，人人见，人人夸。唯独到了唐伯伯家，他就从云端下了地。唐伯伯本来音调就低，两人说起来话来，得伸着耳朵听，谈话环境平静地出奇。有限去过唐伯伯家的那几次，这位哥哥都不在。唯独有一次，唐伯伯和李老师闹矛盾到我家调解，我被大人差去了他家。

他家有一座褐红色铁门，门很大，可以开进一辆三轮车。一般家庭有铁门框加木板就已经很不错了，只有少数条件好的人家，才安得上大铁门。推开铁门，是一个十几见方的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石榴树挨着厨房，门口去客厅门，需要斜着走过一条砖头小路，院子里一丝杂物都没有，除了平整的泥夯地面，就是几盆植物和那棵石榴树，一眼望过去，空旷舒适。

可他家的厨房和主房竟然都是平房，全陈庄的村子数起来，恐怕也没几家是平房，陕西人盖房子，多是做有顶的拱房和撒子房，屋顶中间供起，铺上青瓦，遇到雨天，雨水顺着青瓦流下，在屋檐下形成一道漂亮的水帘，地上常常被砸出了一排珠子一样的小窝。地是泥土夯成的，雨水渗进地里，算是一个自然循环。我只在镇子上见过平房，水泥铺顶，屋顶有导水管，水管下面接着一个桶，一下雨，水哗啦哗啦往桶里流，接到的雨水拿来洗衣服，洗拖布，也只有镇上才有拖布，因为平房家的地通常也是水泥地，村里只要笤帚就够了。唐伯伯家是平房，又是泥地，我有些不解。

进了客厅，光线立刻暗了下来，不知何故，他家客厅的地也下沉了十厘米。进门就能看见客厅的一对单人沙发，布艺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布艺沙发。布艺沙发中间有个小茶几，茶几上放着几只玻璃水杯，一个男孩手里拿着热水瓶，往水杯中倒水，那景象很像一幅维米尔的油画。那天来时已经中午了，门口透进一束光来，正好追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一头密密麻麻的白发，心里一惊。

我不记得他对我打过招呼，但确定那水是倒给我的。那天是和他妹妹回的家，可在记忆中，他妹妹消失了，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

他领我参观了他家。客厅不大，也就是院子里的二分之一。客厅西侧有个卧室套间，大卧里有张一米八的双人床，大卧再往里是个小套间，那是他的房间。房间不大，一张很窄的单人床，单人床靠西墙，另一边是书桌，书桌靠东墙，地上都是书，码放得整整齐齐，一直从地上延伸到他的桌子上。桌子南边有个小窗户，正好能看见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夏天的阳光摇着石榴树，窗户上不时有明晃晃的光片闪烁。

我看着那扇小窗户，想象着他坐在窗边学习，春夏秋冬的落叶飞雪和阳光就在从那扇窗户上飘过。我坐在他的床上，他坐在椅子上，我们面对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经常说着说着就沉默了，为了打破沉默，他给我介绍了一些书，我却一个书名都没记住。那时还在上小学，我始终没能看见他的眼睛，能记住的只有他的少白头。

那之后，我时不时会去一个男同学家玩，去他家会路过那个哥哥家。每回路过，我都透过铁门往里看，那所院子的确很老了，褐红色的铁门起了锈，有砂纸磨过的痕迹，院子里面，回回看都一样，幽幽静静的，只有那棵石榴树随四季变化，好像住在里面的人只埋头在自己的世界，全然不知村里家家都富了起来，全然不知有了钱的邻居们都在此起彼伏地盖新房子，换阔气大门。

有一回路过，看到他在院子里，身影闪了几下，就不见了，我也没进去打招呼，继续往前走，走到男同学家，新大门，红砖墙，男同学家日子正过得红火，门口还停了一辆大型拖拉机，咋咋呼呼的，看得我脑袋疼。我后来不太喜欢那位男同学了，他越来越像他家的红拖拉机，咋咋呼呼的，不过只要他发出邀请，我还是去他家玩，因为会路过那道褐红色的铁门。

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哥哥。

高考完预估成绩，第一次趴在我爸肩头上哭了，我爸拍拍我说，没关系，但我知道他肯定失望了。理想中的名校没戏了，志愿只能报二本，本来打定主意要复读，就随便填了一些学校，后来电话上查成绩，真被一所二本大学录取了。挂了电话从西屋出来，家里的小方桌已经摆满了食物，父亲、母亲和弟弟在等我的消息，我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照实说了情况，大家都看着我的脸色，一时也不知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

父亲先起了话头，说补习不补习看你个人，爸都支持你，然后就把话题岔开，聊起哥哥被大学保送的故事，我一听，突然炸了火，起身甩了一句重话就回屋了。这是我和哥哥最后一次真正的勾连。

唐伯伯还照例老去我家，带去哥哥的消息，父亲聊天的时候顺便转达给我。我知道他兜兜转转，在南京的国家科学单位干了几年，又出来读博，后来离开南京，转站北京，具体做什么我爸没说清楚，我也没细问，只知道他结了婚也生了子。我爸问过一次，说你们要不要联络一下，都在北京，互相有个照应，我说，算了。

有一年我回老家，见了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同学，她未婚怀孕，一度精神出了问题，在家里养了很长时间，唐伯伯一家更加深居简出。也是回老家那年，她母亲来我家串门，讲了西瓜从石头缝里种出来的故事，声调很高，手舞足蹈，一起来的唐伯伯只顾抽着烟，偶尔搭搭话。他之前是不抽烟的，那次，他们只聊了些闲话，没有提起哥哥。

那之后，哥哥的近况，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似乎人结婚生子之后，和原生家庭的脐带就彻底剪断了，尤其是离开了故土不再回乡的人，和家人聊天来来回回不过那三句，“谈恋爱了吗？”，“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孩子生了，就不产生新问题了，常常一句“挺好”，完成了所有对话。

我们家人不谈哥哥，村里人更不谈他了。只是在我生命的一条细缝之中，他好像栽进去了一棵小树，安安静静地一点点生长，最后，小树也老了，那个地方起了雾，什么也看不清了。

也许是心里突然刮了阵风，雾气散去，我才梦见了他。梦里，还是在他的小套间，我们四目对望，我终于看清了他的眼睛。

（配图：锡兰导演《野梨树》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