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说何伟的写作是最好的公众考古
何伟在2020年出了一本新书，《埃及的革命考古》，单是书名就给人带来一种兴奋和战栗。大部分人知道他，是零六年的《江城》。如果说我对于此书还因为熟悉而略感平淡的话，那这本记叙了他在埃及生活经历的书籍，则充分满足了我对于异域文化的好奇。
虽然在这本书的语境中，“考古”一词更多地是指福柯所塑造的【对于知识和历史的追溯】之意，但何伟的书写还是以某种巧合的方式，契合了我对于“公众考古学”的理解。
“考古”是一门学科，是一条途径，也是一种关于时间的哲学。
在“知识考古”中，“考古”类似于【溯源】，从语言产生的初始，音节的诞生，语义的变化，伴随着历史中的事件，一直到今天的这副模样。一种抽丝剥茧的解剖术，像考古学家拿着小铲和刷子一层层剥去浮土，露出事情本来的面貌。而这一追溯，不单单是为了最终结果的展现，也是为了剖析变化的过程：延续、曲解、掩埋、重塑，充斥着考据的繁琐和趣味。
那么从广义来说，任何形式的追溯都可以被视为考古学。（这让人联想到今天粉丝对于某个突然爆红的明星的早期微博或其它社交平台发布内容的“考古”）何伟是非虚构写作的大家，他对于某个地方，某种文化的书写并非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而是深入到细部和日常，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埃及，他都是从学零开始，学习语言，在语言中发现这个文化中的某些蕴含（这些是沉浸在此文化中的人不易发觉的），一方面追溯历史，一方面观察当下，当下是社会事件也是身边的寻常人家，两条线并行，偶有交叉，或者说他们一直彼此触碰，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体两面。
在何伟这里，只有通过那些古老的已经蒙尘的东西，我们才能了解当下。
最为直接的，何伟的书写离不开历史和考古遗址。
《埃及》一书伊始，便是2011年正在发掘的阿拜多斯的一处墓葬遗址，它是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陵寝，年代为公元前2660年。而与之相应和的当下，【阿拉伯之春】正在发生。政变导致了社会动乱，随之而来的盗掘和干扰让考古学家头疼不已，考古队撤出，遗址看管人不得不应付陆续到来的盗掘者。
像是蒙太奇一般，遗址与政变交替出现在何伟的叙述中。1981年，考古学家亚当斯作为实习生来到阿拜多斯，那年，埃及总统安华·沙达特遭遇暗杀，副总统穆巴拉克上台；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人群与警卫聚集解放广场。
“甲骨文”更是古老中国的象征，这种保存在地底下的文字，证明了一个朝代的存在。而今日所解析的文字，大多是商王朝的占卜活动，那个时候的王族，一次次将选择的权力交给看不见的上天。而甲骨发现的时间点，是发生了剧变的清末，古老的中国由此转型，像是一个寓言一般。
何伟到安阳时，发掘队的队长是荆志淳。而安阳，亦面临着现在和过去的矛盾，一方面是不断修建起来的建筑设施，一方面是地底下埋藏的古代遗址，在那个时候，这种矛盾还未凸显，但随着基础建设的不断发展，到今日，这是摆在大部分考古机构眼前的问题。
在两本书中，何伟对于人物的选择暗合了考古学的某些方面。
在《埃及》一书中，这个人物是萨伊德。萨伊德是一个“收破烂”的，他以捡拾这一片区住户的垃圾维生，在一个专业收垃圾人的眼中，这些垃圾折射着主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意识。
不仅仅是别人丢弃的垃圾，也有搬家或去世后的遗留物。萨伊德扮演着废物回收和失物招领的双重角色。喝剩的洋酒，说明主人是某个下定决心想要戒酒的穆斯林酒鬼，不同国家的货币暗示主人的来处，各式证件则是主人身份的直接指向，垃圾桶中的性药则暗示某个隐秘的角落。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古代人类遗存的学问”，古代人的遗存，说白了就是垃圾。遗址中常见的灰坑，其实也就是垃圾堆。1980年代，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者开展了“垃圾计划”，旨在通过研究现代社区里的垃圾找寻垃圾与人群行为的某些对应规律。研究者终日待在垃圾处理厂中，提取已经被分类和压缩的垃圾，再逐一复原。这个项目兼具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属性，有时候也被归纳为“实验考古”的一种。
如果说，《埃及》一书的人物选择还有几分巧合的意思，那么《甲骨文》中的这条线索，则和考古学的联系更为紧密。
陈梦家的故事始于2000年一次四合院强拆事件，何伟在访谈中接触了四合院的主人，赵老，并进一步了解了此人的家族与经历。
《甲骨文》一书既有关于考古、青铜器、甲骨文研究史的追溯，也有陈梦家个人经历的追寻。陈梦家死于1966年，仅55岁，而他的死，在不同人的叙述中显得神秘莫测。
在那个时代，悲剧似乎是宿命性的。那些天性浪漫的人，无法承受理想的破灭与世界的剧变。1950年，国家倡导文字改革，陈梦家带着学者的坚持和文人的傲气，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不满，灾难的种子就此悄悄埋下，那个反对一切旧物的年代，旧世界的人像古木家具一样脆弱，在重击之下轰然散架。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于他当时的助手，那篇批判文章发表在1957年的《考古学报》上，对陈梦家关于古文字的识别提出了诸多质疑，关于文字的识别和意义的判断我自然是读不懂，最后一段，他是这么写的，
何伟为此找到了这个已至耄耋之年的考古学家，他并没有否认，也没有辩解，带着老年人的坦诚和沧桑，他说，
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
这段文字让人不甚唏嘘，辗转多次的追寻，真相却来的如此平淡，而对此，我们确实如老人所说的那样，不了解那个年代，不了解真实的人性。
当年，他只有24岁。
我想起本科的课上，老师们在介绍学科史时常说，在当年的动荡之中，考古学甚少受到影响，当时人类学、心理学这种“资本主义学科”都已经停办，但是诸多重要的考古遗址往往是那几年里发现的。考古学的几大刊物，也是在学术混乱停止之后最快复刊的。而我总是觉得，考古和所有社会科学一样，终究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考古是传统，是历史，研究着旧的事物，因而也是一个民族的过往。个人和国家由它过去的记忆构成，但主体在当下构建着关于自身过去的一切。过去可以被挖掘，被发现，也可以被篡改，被重新解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一篇描述陈梦家的经历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我不知道这些细节从何而来，是当事人的记忆？或仅仅是作者的想象？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何伟和考古学的连接并非是偶然的，说到底，他是在写现在，只是他借由过去写现在。一个民族有怎样的过去，便有怎样的未来。考古在这里，并非只是一种关于过去死物的专业科学，它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参与了当下，联接了过去和未来。
埃及的时间观念十分独特，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并非延伸而是轮回，埃及人用djet和neheh来形容两种时间，Neheh是循环的时间，是季节变更，太阳东升西落，尼罗河泛滥的河水，djet是不变不动的时间，是永恒，王室，神庙，木乃伊。透过一个文化的深层，我们更能够理解当下。阿拉伯之春五年，埃及经历穆巴拉克下台、穆斯林兄弟上台再下台。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政治变化似乎也是一种时间的循环。
文字、语言是透视一个社会的窗口，是一个文化的深层表达，考古学家认为，方块字显示了这片土地上人群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方块，规矩，束缚，界限，次序。甲骨文的书写显示了对于祖先之灵的推崇与依赖，而一个崇拜祖先的文明注定是保守的，它不会轻易接受新的事物，因为那是对祖先的威严的侵犯。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度，一旦经历大的变动，便几乎是灾难性的，它势必要将过去的一切摧毁，矫枉过正不外如是。而在变动结束之后，我们发现，过去的幽灵依然存在。
历史与当下共存，尼罗河两岸矗立着吉萨大金字塔，安阳殷墟遗址是现代都市中的奇特景观。我们从未与过去如此接近，近到可以伸手触摸；我们也从未与过去如此遥远，那被埋藏在地底的遗存，以静默的姿态诉说着自身。
而我们仍然在努力追寻，在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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