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为了“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而战
作者：Dana Mills
译者：Shawn Chan
校对：口袋姚怪、盖井
本文系瑞秋·霍姆斯所著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天生的叛逆者（Sylvia Pankhurst: Natural Born Rebel, Bloomsbury, 2020）》一书的书评。
本文作者达娜·密尔（Dana Mills）是一名作家、舞蹈家和行动者，她最新的一本著作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Reaktion Books, 2020）》。
英国妇女参政议政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是一位为妇女争取投票权而战的激进参与者。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她也拒绝让妇女运动与全社会争取平等的斗争脱钩。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天生的叛逆者》是一部杰作，是非常重要的有迫切性的解读。这部二十世纪政治巨人的权威传记作者是瑞秋·霍姆斯（Rachel Holmes）。潘克赫斯特是超前于其时代的政治叛逆者、人权捍卫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却被视作一位“英国妇女参政议政者”。
虽然她确实工作于争取普选权的激进斗争中心（并投身前列），她的行动却超越了这场斗争，横跨了两场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对这一切的斗争。所有关于西尔维娅人生的章节都在传记中充分表达，以这个为了“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而战的独特女人的角度亲切阐述。
艾斯特·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Estelle Sylvia Pankhurst）在1882年呱呱坠地，她是英国最著名的妇女参政论者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的女儿。她的律师父亲理查德被称为“红色博士”，曾经在起草了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案》。潘克赫斯特家成为“英国第一个女权主义家庭”，协助开展了一场群众运动，霍姆斯声称，在宪章运动之后就难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了。
罗莎·卢森堡（终有一天变成潘克赫斯特的同志）的著名格言是“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西尔维娅也敏锐地察觉到这点。她的父亲理查德曾带她去听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这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先驱是霍姆斯之前传记的主角）在1896年的讲演，对于年轻的西尔维娅而言，这是鼓舞人心的决定性经历。西尔维娅身为妇女参政论的青年行动者，她受到的教育使她终生关注压迫如何不同程度地影响妇女。后来她针对法西斯主义对妇女的影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如何给土著妇女带来进一步的暴力而写作。
在她青年时期，西尔维娅是“家庭党”的成员，妇女政治和社会联盟（the Women’s Political and Social Union ，简称WPSU）创办于1903年，并且在她家的前室动员起来；组织格言是“动口不如动手”（“Deeds, not Words”）。但是家中很快出现了分歧，西尔维娅的母亲和姐姐克里斯特贝尔主张要由受教育的中间阶级的妇女组成先锋，首先参加投票，接着才照顾工人阶级妇女的日常关切和痛苦。
她们认为，WPSU应该把重点放在妇女投票问题上，将性别问题放在其他组织议题之上。相比之下，西尔维娅坚持她父亲的社会主义精神，为所有妇女和工人阶级男性争取选票。结果她发现母亲和姐姐对自己唯恐避之不及，因为她坚持要与所有公平斗争共患难，社会主义是她思想的红线。
西尔维娅是一位有才华、有远见的艺术家，曾两度获得皇家艺术学院（当时入学的妇女寥寥无几）奖学金，西尔维娅设计了“门廊与弓箭”（Portcullis and Arrow）的胸针（亦即霍洛威胸针，得名于霍洛威监狱），送给参与要求投票权的激进活动而被判处监禁的妇女。
她描绘了那些工作中的女工、女囚犯和妇女参政运动的轨迹。西尔维娅受到沃特·克莱恩和威廉·莫里斯等人的公共艺术遗产的启发，在包括装置和壁画等大型公共艺术中表现出众。霍姆斯表示，艺术和斗争始终和西尔维娅交织在一起，正义斗争引领着她的艺术家气质和使命感的发展历程。
西尔维娅在1906年首次入狱，接着在1913年到1914年的激进运动高潮之间，她出入霍洛威监狱达13次，比起任何参政论者都多。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在监狱里受到周期性的虐待，即便如此也无法令西尔维娅噤声，而且尽管她多次进出监狱，却还是有能力组织起来，这让当时英国国家机器更觉得她危险，同时她也更加意识到妇女参政运动所面临的挑战。 天生叛逆 世界公民
1912年，西尔维娅搬到伦敦东区，在1913年5月和诺拉·史密斯（Norah Smyth）以及美国的妇女参政论者泽丽·艾默生（Zelie Emerson）建立了伦敦东区的WPSU，在那里为争取普选权运动而工作，同时倡导福利系统。霍姆斯指出，战后克莱门特·阿特利政府在创建英国国家医疗系统NHS的时候参考了她的工作和著作。 在一战问题上，女权主义者各持己见，公众舆论也随之分裂的时候，西尔维娅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原则，在此和她的母亲和姐姐克里斯特贝尔分道扬镳，她们都支持战争。她反对她们并辩驳道：
这场战争就像布尔战争和其他我们所知的战争一样，都是为了物质利益......这是人类巨大的可耻的损失。
参与反战活动使得西尔维娅和那个年代的一些杰出的激进分子密切接触，其中包括了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西尔维娅踏入了一战，霍姆斯指出，她是社会主义者，是激进改良派，也是工党里面的女权主义者。她从一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左派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一生都是个全方位的革命者。她的第一个热恋爱人是凯尔·哈迪，工党的第一位领袖。随着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西尔维娅对此给予了全力支持。她的报纸《工人无畏（Workers’ Dreadnought）》欢迎俄国革命，支持立即解散立宪会议，这赢得了列宁的钦佩，他赞扬西尔维娅“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实际上，在1917年11月，她说道：
俄国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只是人们能不能明白社会主义，并且渴求它。同时，我们热烈渴望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希望他们能打开所有地方的通向自由之门。
在1918年的英国工党会议，她反对干涉俄国：工党在战时作出妥协，并对布尔什维克革命采取敌对态度。她的1920年文章《走向共产党》发表在《工人无畏》，这引起了列宁对英国共产党的前途的兴趣。她拒绝团结社会主义党派，并且在其革命行动中呼吁反对议会主义，这激起了列宁的愤怒，他写了“左派幼稚病”来回应与西尔维娅的辩论，他称呼西尔维娅为“极左”，是“幼稚病”。西尔维娅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承诺。1921年她被控煽动叛乱，她为自己辩护：“我将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到底，即便它置我于死地。当你周围的人都饱受饥寒之苦时，你却饱暖舒适，这是错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西尔维娅是革命的十年，路径也不只一条——1927年，她四十五岁，未婚。她和她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伴侣西尔维奥·科洛（Silvio Corro）生下了独生子理查德，这让曾是其领路人的母亲和姐姐都和她断绝关系——她们的关系因为明显的政治分歧而紧张。但即便如此，潘克赫斯特却还是作出了国际主义承诺，敏锐地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作出了早期批评，她比很多人更早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危险。
她在1933年作出强有力批评：“法西斯主义阻止并摧毁所有思考、政党、出版、结社的自由：剥削和奴役工人。”西尔维娅在民主斗争中受到的教育，让她在别人发现这一进程之前就预见了它的解体。抵抗，一如既往地，来自那些被法西斯袭击的人的人性和韧性。
西尔维娅研究埃塞俄比亚的艺术文化，她在反殖民斗争中的贡献使她和W·E·B·德波瓦近距离对话，德波瓦盛赞她将黑色的埃塞俄比亚带到了白色的英格兰。在二战期间，她积极帮助犹太难民逃出纳粹魔掌。西尔维娅的国际主义承诺不仅体现在政治组织上，也体现在她的游历上。她在1912年到1913年曾到美国旅行，纽约和芝加哥的移民社区、种族隔离的南方和一所美洲土著大学使她印象深刻。在影响了世界各地革命者生活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她还秘密地访问了苏俄，并且记录了这段旅程。
她走遍欧洲大陆，研究当地进步福利条例。她对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执着使她来到了东非。在那里，她对记录埃塞俄比亚文化历史产生了兴趣，并对此愈发熟稔，以此对抗她那个时代侮辱性的种族主义叙事。她晚年在埃塞俄比亚生活。她受海尔·塞拉西的邀请，成为他在1935年流亡时期的亲密对话者。西尔维娅被授予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最高荣誉，她在埃塞俄比亚逝世，终年78岁，得到了埃塞俄比亚国葬。西尔维娅无畏于面对生活和历史给她的挑战。她曾经说过：“当你知道自己是对的，你就不能被颠倒。”她说到做到，政治承诺和她坚定的道德清晰度相匹配。她的姐妹阿黛拉在1933年说道：“在西尔维娅看来，某人一日是社会主义者，那就一生都是社会主义者，否则就是品格犯罪。” “在旋风中找我”
从各个方面让西尔维娅的非凡人生重见天日，这是霍姆斯传记的成就。她对细节的关注使读者在阅读传记的过程中想起西尔维娅的曼彻斯特起居室，她的家人在那里举办女权主义者“回家”（at home）聚会，再到监禁于霍洛威监狱，在东区下部酝酿着的，使资本主义中心开花的美国工人运动，到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列宁，到击败法西斯主义的堡垒——独立的埃塞俄比亚，西尔维娅在那里的桉树树荫下乘凉。从霍姆斯书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能看到一个真正的、富有人性的西尔维娅，她讨厌粥，厨艺又很糟糕，喜欢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对许多人来说，她是一个充满爱的伴侣、母亲、忠实的朋友和同志，致力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比她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更加美好。
她是一个生活简朴的谦虚女人，正如她对自己写的一篇罕见反思所言：“个人野心对她来说微不足道，又转瞬即逝，因为她意识到千年过后，我们所做的斗争和努力皆归尘土，人类仍要为其命运耕耘。”自始至终，她在维持一个尚不存在的公正世界的梦想的同时，也具有着无与伦比的审时度势能力，这种能力来自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选择的每一条道路，这些叙述对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仍具感染力。
当世界因为全球病毒大流行而从一种封锁转向另一种封锁的时候，阅读西尔维娅坚定的自我意识、她的恢复能力、她的勇气，还有行动力，这是震撼人心的。她不断与之抗争的令人震惊的贫困、疏离和苦难，从未阻碍她创造一个协作、美丽、正义与和平的新世界的追求。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时代精神中，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格言告诉我们要“执生”，把重点放在个体的幸福途径上。所以，认识到为了共享世界而活是如何增强提升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紧迫的一课。霍姆斯引用了她过去几年认识的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的话：“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用她所有精力和聪明头脑帮助人们。让我难过的是，她想完成的事情还有很多。”
瑞秋·霍姆斯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天生的叛逆者》充满了热诚和真挚，每一页的闪光直击人心。当我们忙于重建国际左翼，在巨大贫困和冲突的时候不断加强集体行动，这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对西尔维娅的亏欠的紧迫时刻，因为我们在继续争取全部人公平正义的世界事业，正如她在自己曾经写的前瞻性文章中所言——“我的目标是：一个为了未来孩子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