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抽象”与走向“现实”——《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思考
摘要：马克思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后，来到了法国，并且通过《德法年鉴》发表了著名的两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从哲学方面抨击了当时德国封建政府的反人道行为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代表鲍威尔在论述“犹太人解放”的重大错误。并且从马克思慷慨又深邃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他在“人的哲学”方面的重大思想精髓：总的来说是批判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唯心主义，以及呼吁现实的人的回归。马克思通过两篇文章一方面探寻了人的解放的具体路线：从宗教解放到政治解放最后到人的解放；另一方面他以现实问题为蓝本，具体论述如何真正完成“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关于人的思想受到了众多因素影响，同时这也作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的源头之一，引导了后世哲学家的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 现实 人的解放
走出德国，进入当时革命传统浓厚的法国是马克思人生思想转变的重大事件，这在于他对旧封建政府的彻底失望以及凭借《莱茵报》为阵地与封建势力周旋的失败（最典型的事件便是《莱茵报》被查封）。此时的马克思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思路去解决关于德国甚至世界革命存在的相关问题：对“人”的自由解放并不是悬置于内心的想象与抽象的分析，这包含着对于政治、宗教以及更深入的“现实存在”的实践探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查封《莱茵报》的事情仍然可以辩证地看待：“政府把自由还给了我”，“剩下的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马克思抛弃了在德国的旧有的某些论述，毅然决然地向巴黎进发，走向自己的第一次转变。
一、马克思“人”的社会化的历史推动
选择正面探析马克思在第一次思想转变路径中对人的探讨，我们必须了解其社会历史存在的具体背景对于马克思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马克思革命的任务不仅仅是解释社会发展，而更多是对于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理论并付诸实践，因此对于“人”这一本质在马克思前期重要思想的分析，实现其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的探索，需要“让历史出场”。
（一）德法社会现状
（1）德国（普鲁士）：新旧矛盾的国度
德国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紧跟着英法两国不断进行工业革命以及大机器大工业生产，但是由于缺乏如英法两国深厚的资本主义积淀，导致德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畸形”以及各个方面的不配位：生产力确实提高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但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封建贵族在适应时代要求下对政治进行改革，但仍然没有改变阶级性质，封建势力仍然是德国不可忽视的强势力量。而由于大机器大工业生产产生的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失去了土地，集中到了城市中并且也参与到了一系列运动中。这些发展逼迫着德国站在一个现实却尴尬的岔路口：应该听谁的话语，该往何处去，怎么去走。
但是也正是德国迈出封闭的第一步，推动了当时社会流行的派别——青年黑格尔派的诞生。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近代形而上学原则的最新实现，而青年黑格尔派的诞生则是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解体以及一种“叛逆”的转型。他们对旧思想进行深刻批判，并且在自己制造的思想领域内表达对于新社会的看法，但是也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仍然是“天真的幼稚的空想”，他们的“夸夸其谈”最终反应的不过是“德国的可悲”。他把青年黑格尔派比喻成了一个在现实里游泳却被“被重力思想迷住了”的好汉，在对于宗教观念以及幻想的分析中沉溺下去。
（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前提
18世纪后期，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在对立中关系不断激化。他们在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的理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需要一种指导性的符合阶级性质的思想作为主导。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成为无产阶级在一开始发展时所作出的理论尝试，集中地便在当时的革命圣地——法国。傅立叶、圣西门、欧文都是当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致力于推动真正意义上人的全面平等和全面自由。在最为无产阶级关心的经济方面，他们提出按劳分配等一系列和谐制度，甚至如欧文直接建立的一个贯彻其思想的“乌托邦”，但最后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也正如恩格斯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所言，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表面上看似与资产阶级决裂，实际上是与资本主义的妥协；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的阐述中，也“只承认了抽象的人的发展”，并没有结合当时的阶级进行实际的分析。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看到了早期社会主义的不切实际性，这也正是马克思称之为“空想”的原因，他需要找到一个切实的合理的人的理论作为其思想的借鉴。
（二）人本主义思潮前提——以费尔巴哈为例
19世纪有众多思想家对于新教及其背后的唯心主义理念进行反思与批判。他们中大多数是站在时代整体中反对以往的绝对社会价值，反思的立场则是站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现代性观点中，而对于马克思发展宗教批判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便是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为人本学。所谓“人本学”是以自然和人为本位、为中心的哲学, 这种哲学不同于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神学, 它接近现有事实, 接近人。在费尔巴哈的理解中，黑格尔的错误或局限就在于黑格尔将抽象的普遍性当作了其哲学的起点和终点，而通过否定而贬低了感性世界，贬低了人的直接经验性存在。“在黑格尔这里，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存在的整体性、绝对性被当成了宾词，所以作为独立存在的各个发展阶段只有一种历史的意义”，“黑格尔是从存在开始，也就是说，是从存在的概念或抽象的存在开始。为什么我就不能从存在本身，亦即从现实的存在开始呢？”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同时反对哲学从概念和观念出发，而是直接肯定了感性存在，从感性存在出发来进行哲学研究。而人的存在首先就是自然性的，人是物质世界的产物和一部分, 人产生于自然界， 依赖于自然界, 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和支配。从某种角度上讲，他将人的思维和存在统一于自然性，也就把感性存在当作了理性的条件。
批判黑格尔的思想是费尔巴哈在构建属于自己的“人”的哲学时的重要环节，这促使其将“个人不朽”与人格化的上帝进行一种辨析。费尔巴哈认为，上帝再怎么进行一种世俗化，对于其信仰仍然归于现实人的心理需求，人按照自我的形象创造了上帝，满足了人类对自己其一能力的一种追求。那些生活在虚幻中的基督教徒们，他们错误地把自己的意志贬低（或抽象）化为了抽象的名称，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实在。因此费尔巴哈坚信采用从宗教意识到哲学意识进行的转换，并且坚信这也将会在人类精神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从自我为中心的尊崇拉回到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实现，在费尔巴哈看来是一个具有着现实意义的哲学思维路径转变。
但很明显的是费尔巴哈不想停留于在哲学中对于人的开发。因此他也不断考察人的社会化工作和政治活动的本质以及具体表现以及在概念中存在的相关性，因为二者都是人在摆脱宗教束缚走向人格化路径的重要行动以及人本质重要的发挥场域。费尔巴哈也是同样拒绝黑格尔法哲学中将人本质与人分离来进行所谓的现实解释，他从“权利层面”进行分析，强调“我们”所拥有的即是“我们自己”，或者说“主体”。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为资产阶级公民，所以人在这里即使单一的又是多重的：单一的是人作为主体只能为“人”自己；多重的是人在不同方面所代表的“身份”的复合。事实上，费尔巴哈在自己所设计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理解中定义了具体的人，并且特意强调了其站在“需求的立场”之中，这是对于人性本身最深处的呼唤。
（三）马克思“人本主义”实践——新闻事业的影响
在柏林—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第一篇便指向了当时僵化已久的法的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历史存在是法律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证明。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存在的强调是对现实的法的怀疑，最终导向绝对的怀疑主义，也失去了法的精神运用时应该采取的判断。马克思直接批评了法的历史学派纪念与宣传的先师胡果，认为其“从理性的观点指摘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于用历史的观点去颂扬，但他所言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一种虚空的非实证化的历史概念，而不是一种现实的直接为人所感性到的历史，他们的基本原则只有一条——“专横和暴力的法”。
在之后的1841年讨论莱茵地区议会辩论的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就出版自由把法的范围引申向了人。马克思认为，封建贵族身体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但是意识早已在彼岸世界里留存，所以他们的思考的“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象中的地位”，他们不认同人的实践——这一人的基本的行为方式而诉诸于宗教，这样我们便看到他们“用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求，用超人的圣灵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这是马克思政论性文章中十分重要的利用宗教批判来完成对于现实的人的强调，其中暗含着现实生活的元素的提出：实践。在批评把宗教作为准则的贵族之后，马克思最后谈到了真正的法律是应当和人保持着紧密地联系，法律并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而是一种反映着人的需求而展现“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真正的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由此法律的规律性，以及规律的普遍意义在这里被马克思提出，而法律的制定者与法的精神的持有者也和人保持着同一，人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附属于法律的存在，人的行为本身体现着“法”。
另一篇直接体现马克思在直接表达便是讨论了有关颁布更为严格的盗窃林木法，让人们无法接受的新法律法独裁之面是：林木的监护者成为判定是否违法的唯一准则。对这一政治事件，马克思也从法律和政治的立场去切入。他主张国家应当反对富人的掠夺，由此怀疑统治阶级宣扬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性。他觉得这类语言应当成为实际而不是一种教条式的管制，不然人们的社会关系会在法律层面表现为“崇拜物”，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被颠倒，人居然被树木所左右，总的来说“我们讨论的只能是树木，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实际任务”。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反对去人性化，尤其是在法律领域更需要辩证的使用，当法律所关注的方向是客观的评判去人性化的事物时，此时体现的精神便是符合“人”的，不然只会成为一个受统治者利用并且被统治者阶级所恐惧的“崇拜物”。
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早期的活动能和新闻出版行业进行深入的联系对其未来哲学思考中有着巨大的作用。一方面使他的思想从原本的浪漫主义的理想派深刻地拉回到现实的批判中，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在观察社会的同时也运用实践的方式考察了社会现状以及当时的民生百态，完成了青年马克思对于十八世纪中期社会的各阶层的初步分析。这一分析影响了未来在《德法年鉴》两篇文章的发表，也导致马克思最后与青年黑格尔派走向决裂。因此《莱茵报》的查封时，马克思所言的“自由”不是脱离了新闻出版业，而是脱离了大学时代的以及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自己。马克思也在寻找机会，用自己犀利的语言完成转型表达。
二、走向“现实的人”——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例
实际上《导言》更多的是对于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所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摘要性的阐释，因此一方面这一导言式著作类似于《共产党宣言》的那种语言风格，另一方面《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现实的人”这一理念下，遵循着之前法哲学批判路径首先集中的将人的问题放在宗教分析中，即“人是什么”为核心；转接到政治领域，提升到“现实”维度之中，最后重点强调着“人的解放”以及“人该怎么解放”。
在解放之前的第一步便是对于过往思想的批判。批判的首要指向便是宗教。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提到宗教只是一种人在社会中寻求生存的精神依赖。在依赖中人的潜在意识集中在了对于自然的崇拜（在宗教中对于神的态度其实是对自然生活中逐渐认识到人的渺小的一种消极转向，因为他的行为本质为一种崇拜，他和神或自然的关系变成了被动与主动、限制与自由、有形与无形的状态），也是通过这一点费尔巴哈巧妙地表达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将“人”的因素在宗教思维中唯物化了。在这里马克思是进阶着一步，批判意识与存在之间在宗教中成了“颠倒的世界”，它确实是“人民的鸦片”，但是依赖鸦片的最终结果是人终将把自己束缚于“绝对精神”或“思辨”之中，而无法走出。这也是马克思批判德国是一个只存在“哲学”的国家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宗教的批判成为马克思对社会革命唯物主义预想的起步。不仅在于宗教本身的唯心主义性质，更在于宗教与现实中存在的唯物主义关联。宗教的存在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是这个不完善物质世界的理想主义的补充，他给予着人以精神上的补偿，使人们从改善物质的努力中转移出来，显然他是站在“人本”的角度思考宗教的“人”的意义，他的本质为人的附属。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宗教，甚至有些论点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对于宗教的论述上保持着忽明忽暗的暧昧。虽然在这里确实有着部分体现，但是马克思批判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彻底否定宗教的精神作用，相反他是接受了这一传统价值，把宗教化为了一般的人的精神需求，“无神论”并不是马克思的最终信仰，最终达成人摆脱宗教的束缚的目标是马克思为何集中论述宗教的重要原因。
当然，对于宗教的批判更投入到一种历史的价值观之中。他首要提出历史的任务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即蕴藏在市民社会背后的规律与发展路径；那么这些规律以及路径的主题回归到了人，人的神圣抽象的宗教形象被剥离之后，赋予了世俗的、具备时代特质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我异化。《导言》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历史的发展性，但从历史任务的发展性中马克思探寻出其应然具备的特质。宗教在历史中应当被解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从人的历史发展中看，他创造了宗教；从宗教的历史发展中看，它被人所不断推动着。先前的对历史发展会变成——虚幻的神的圣旨主导着一切，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精神”所操控。当然，现在这种论点已经被驳倒，但“杜撰”的历史却又进一步呈现，这种世俗化的神学把某一群体甚至某一个人推向了神坛，将其绝对化和至高化。当这一所谓“神学”影响到底层时，便是对于下层的人民的“没有慰藉的锁链”，因此在《导言》中，马克思发现这种世俗化的锁链相比于宗教更为可怕，因为这不仅仅是由于思想带来的理论误导，而是在德国社会背后的政治、经济、阶层问题。现在他跳出了德国社会，需要去正视世俗化的宗教。因此，马克思表面上是对于宗教理性的批判，其实是对于宗教世俗化后的非理性进行猛烈的攻击，即当时德国政治异化的现状。
马克思的路径在此有了鲜明的展示：批判的开始便是人民束缚摆脱的开始。广义上是众多被宗教残害的、被资本主义残害、被封建主义残害的人民因思想解放逐步走向了抗争，狭义上说是无产阶级通过运动寻求摆脱锁链。对于德国的社会环境马克思把它和英法（两个资本主义老牌国家）进行对比，发现相较于现代甚至于近代国家的建构中，德国仍然存在着现实的缺陷，这种现实是历史的、社会的但同时又是“隐蔽的”。德国的制度看似飞速发展的背后理论指导其实是被马克思诟病的国民经济学。这种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本质便是维护资产阶级、不断压榨人民的经济思想。在国民经济学建立起来的德国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是断裂的：他不同于英法，在政治经济人权方面有着与社会现实相匹配的制度——德国整体上看来是断裂的，经济、政治、文化（马克思认为是“哲学”）并没有与现实匹配，各部分内部也没有现代的建国，现实与理想、人与社会、统治与被统治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由此也导致了部分人寻求摆脱的方向发生了错误——他们认为需要从“哲学”当中寻找。（青年黑格尔）
另外，当时的所谓现代德国制度本质是时代的错乱，是在仍然没有完善建立起新体制下便将一切旧制度打入废墟。这反映着当时德国十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问题，并且潜在地肯定其现实性；另一方面用一个“异己的本质的假象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在掩盖中，德国选择了伪善与诡辩，把现实同人剥离，将他归属到无意义的抽象的意识中；而人（尤其是那些生活于统治阶级底层的人）再次被抽象成一种精神状态，附属于权力阶层，他们所有的行动力量在这种双重抽象下被消解。“哲学”是德国为掩盖自己转型悲剧性事实的遮羞布，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也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但马克思并没有彻底批判“哲学”的路径，他仍然先肯定了在德国现代国家未完成现状的背后反而是社会革命运动发生的有力契机。其次他的行动论再一次转向了唯物主义，把革命本质的论题命名为实践。实践的内容既包括背景也包括现状，二者便是前因与后果、目的和手段、思维和存在的唯物主义体现。在马克思认为，也只有通过实践，革命的被动与主动才拥有了切实的前提。强烈的政治批判成为了马克思《导言》的核心重点，这也受到了一定的德国传统方面影响，人类的本质的实现首先依赖于宗教和政治的批判，马克思用一种类似于黑格尔般的属于宣称，理性并不永远以理性方式呈现，所以他需要对人本身进行彻底的认识，而又一重大的前提便是对于政治的批判。
那么德国社会的出路在于哪里？马克思从悲观的现实里发掘出希望的元素——普遍的人的解放在德国并不是乌托邦般的理想，统治阶层正在进行的局部的唯心的改造是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保守的“现实”，现在无产阶级正在发挥着引领的作用，也只有无产阶级号召的自我解放才能真正深入到人的根本解放。在马克思撰写《导言》的同一年，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发生了起义，这一运动被誉为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之一。在起义的背后便是作为德国社会的主要构成的无产阶级对于生存的具体表达和对人权的抗争。马克思显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除了这一运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抗争早已经开始，他是资本主义在宣告建立的又一种表达方式，他并非普通的市民阶级，却能更看破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工厂机器中背后的剥削性质；所以他的运动代表着大多数人的运动，代表着真正人的运动，代表着社会未来革命或改革方向的具体原则。马克思在文章末尾论述到“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一切奴役制便不会被摧毁”，对无产阶级剥削中的奴役制与过往尤其是奴隶社会中的奴役完全不同的在于，无产阶级可以进行自我解放，他拥有着寻求革命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属性便决定了他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一方面他们的思维中具备着“人”的现实理念，另一方面他们代表着德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在德国，带有普遍意义的无产阶级有着特殊的性质，他们“把哲学当做自己的武器”虽然马克思用比喻的方式描述“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但本质上表达的是人民在运用思想时形成的闪电般的风暴将要席卷这块朴素的德国领土，也只有当无产阶级本身运用批判的武器，才能最后达成最终的德国人的解放。
作为青年的马克思，他在巨变的社会中东西历史潮流，并选择利用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理论走向和革命旗帜，不得不说既大胆但是又体现着对于现实的关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畅想具备着两个条件：德国孕育的土壤和无产阶级本身的自我斗争。背后也有两个关键要素支撑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历史与现实。但同时也正是由于初步向唯物主义转变，所以在论述时仍然会有着一些盲区：如对于德国目前的经济分析较为缺乏，这就导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认识仍然不够，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辨识对于未来的无产阶级发展有着根本性意义，这也是为何马克思在之后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的来看，《导言》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几个重要的阶段：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革命的。而贯穿四个阶段的线索便是对于“人”的发掘。
三、走向人的解放——以《论犹太人问题》为例
1843年，马克思到达了巴黎并且先后居住在瓦诺街23号、31号和38号。在巴黎期间马克思一直都在思考关于人的解放问题，推动这一想法的直接导火索便是当时犹太人身份在欧洲社会，无论是在文化与受到强烈的抵制。最主要的表现便是青年黑格尔派代表鲍威尔发表了《犹太人问题》以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在两篇文章中鲍威尔把犹太人和基督徒归位一类，认为它们都不具备人权，因为他们是特定的群体，宗教一定会让他们在世俗上所追求的权力造成无效。另外犹太人与基督为了能够在一起居住生活，必须放弃分离他们的东西。此时鲍威尔强调，所有人在一个自由的、被世俗所掌握的郭佳丽，才能完成“人人享有同样的权力”，也在这样的社会中，宗教独立以及宗教偏见才能完成最彻底地消失。在人的解放上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相对于基督徒完成这一目标更为困难，因为基督徒只要完成放弃自己的宗教就可以走向世俗化，但是犹太人不行，他还需要抛弃他的宗教的完成形式——基督教。由此可以发现鲍威尔在论述政治问题时仍然没有走出与宗教斗争的框架，这与他秉持的自我意识哲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思想历程也就一直沿着日期激烈的宗教批判道路不断前行，这一点也被马克思所认识到，他也用《论犹太人问题》这一文章进行回应。
马克思在认可鲍威尔对于犹太问题的关切以及犹太问题在德国的存在的特殊性。但是他也发现鲍威尔分析时存在的“把人进行分离”的特征：在鲍威尔看来我们必须先解放自己本身才能再去解放其他人，这就将社会政治群体进行割裂，由此引申到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顽固对立。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看法“暴露了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的片面理解”。人的一致性特征应当是分析其他问题的首要前提，这也是推动人的全面解放的重要的条件。由于产生了人的一致性，便产生了政治的一致与国家的一致。所以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应当深入到对于“国家本身”的批判之中，但在这里鲍威尔明显没有做到。这里马克思又退一步站在鲍威尔的“特殊性”立场审视犹太人，其实犹太人对国家的关系其实也保持着宗教对立、神学对立的外观。神学——在马克思的理解——只是一种异化层次或表象层次的领域，所以批判的问题不再是神学问题的地方，改成了对于政治国家的批判。在第一个层面中，马克思抛出了人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在可能性中人确实具备着偶然性特质。但是批判的解决人的解放问题不能仅限于此，因为认识到的偶然的人所通过的方面仅仅作为“中介”存在，所以仍然是抽象的、间接的、部分的。“即使人以及通过国家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还是受着宗教的限制，这正是因为他只是间接地通过中间环节承认自己的。”所以，马克思把一切外在的东西中介化了，因为他更想表达的是人在活动中更深层的部分，从更接近本质的内容完成人的解放。
在第二个层次中，马克思论述了宗教与公民权的一致性，并进一步阐释犹太人的人权问题。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否认了犹太人和基督徒无法获得人权，因为一方面人权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性地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积累下的馈赠，所以能获取馈赠的群体必须是特别的，有意义的群体；另一方面，鲍威尔认为以犹太人的狭隘的本质无论是否获取人权都会促使他们与非犹太人进行区分，以凸显自己的本质为最高的。基督徒也同理。但马克思考察了法国和美国的宪法中发现了鲍威尔的错误，并且驳斥了他的论点。马克思认为，“人权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是与别人共同行使的权力”，人权的展现体现着人的政治自由，符合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条件。如果废除犹太人人权，那么便和保留公民权这一理论相冲突。此外，“信仰的特权是普遍的人权”，这里公开直接表明人权的具体实践与宗教并不矛盾，甚至是相互关联着的。为了去保障人权，我们不仅不能去废除，相反我们还要去呼吁信仰的特权。宗教作为人在世俗生活的精神皈依，人们有权利选择是否进入它。
那么为什么那些外在的权利被称之为人权呢？这时马克思进入到了第三个层次，提出了市民社会成员权利，公民权，人权的一致性。他们的一致性体现在利己层面中，并且体现在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上。马克思一一对他们进行了解释说明。这四个品质的统一构成了人的政治生活的共同体，也正是人的统一构成了人的政治的共同体。所以在封建社会消解以及新社会的建立中，人，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础不断走向利己主义，但也正是这种意向性，才真正实现了人的过渡以及人的真正解放。这种解放也不是静止的，它是属于一种自由，我们在承认自由的同时也在承认构成利己主义下的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运动的常态性。因此马克思在结尾总结道，“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这种回归不仅仅回到感性的生活、承认个体劳动、私有财产中，也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作为一个有形且有力量的存在物。存在的聚合也就爆发了社会力量，当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在那时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物是马克思在总结时提到的。这里的类并不同于以往基督教以及鲍威尔的抽象化的人的归类，而是一种与社会各方面，自己与他者、精神与物质、此岸与彼岸相联系的现实状态。正是在“类存在物”的状态下，我们所分析的人才能是真实存在着的，也由此承认了人的“类本质”。从《犹太人问题》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在否定一个独立的人，他也曾提出政治解放的一方面是把人的个体独立性归结起来；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与社会进行联系，并且直接感性的社会存在。
四、人的“敞开”和寻求“敞开”的人
阿甘本在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重点谈到了人的“敞开”特性。他认为对于动物来说，它们能够认知到自己的行为，但是没有办法认识行为的主体以及对于这种行为做出主体性的判断。无论是模仿还是驯化，它们终究只是在环境中生存，而不是进入到世界去认知。因此它们在遮蔽中完成了一系列动作。人尽管也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动物性行为，但是在人的视野以及意识中，外部的物质世界既是可以认知且会被不断的认知，这一切的过程正如就像对人开放一样。同时，人，只有那些有意义的人，才能完全敞开自己，面对原初没有被意义化的世界。这种双向化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讨论，其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已经提到。他论及以往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忽略了对象、现实、感性的实践层面和主体层面。而是保守地困在了对于认识的循环论证之中。他们确实把唯心的能动方面发展了，但是他们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在一个精神对象上。
所以从马克思之后的著作以及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论调中我们可以明确的认知到：现实的人自马克思青年起便开始一种意义化的论述，而且马克思更伟大的地方在于，为了避免在论及唯物主义维度中的“人”陷入唯心主义方向，马克思结合了当时的社会探讨以及具体现实问题，让“人”的精神能够在现实中获得光亮。这便是马克思对未来哲学家在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发挥自己关于人的思想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论。如果想要追寻人生存的现实性，那么需要马克思；如果想追寻马克思关于人的现实性思想，那么需要追溯到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所写的两篇著作。
参考资料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2】《卡尔·马克思传》戴维·麦克莱伦 著 王珍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3】《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卜祥记 商务印书馆 2007年
【4】《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沃伦·布雷科曼 著 李佃来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01年
【6】《敞开：人与动物》吉奥乔·阿甘本 著 蓝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