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笔记（二）（2018年的札记，存档）

转眼已是四月底，今年混乱的春天终将过去，而眼看着也将立夏。但是，这可能是我度过的，生命中有史以来最真实的春天。风雨把人从幻想中彻底打醒，也让宁静的心绪，反复在是非判断和事实间摇摆。也许这一回，我切身感受到了人的情绪、情感和理智，相互之间拉杂撦裂、不能清晰的关系。我想，也许在这个季节的尾声里，回来观看《战争与和平》是合适的。毕竟，托尔斯泰观察一场战争中狂热的人，正是在研究人的理性——也自他而后，对非理性的预言，似乎开了闸门。决堤之水，和失控的热情一样，不可阻挡与抗拒。但托尔斯泰有上帝视角，他用他悲天悯人的心境，在描述俄法战争时，感叹道：“上帝要谁灭亡，就先让谁丧失理智！”

他悲天悯人，所以在面对史料时，常常困惑于历史一何相似：曾经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自东向西，侵占了多瑙河流域，而几百年后，欧洲人又自西向东兵临莫斯科城下。好像一切都是从每一个人的偶然的选择开始失控，而终致不可逆的潮流。但他写拿破仑，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的？他面对士兵发号施令，波兰轻骑兵不顾河水深浅策马涉水，宁可淹死，只是为了能博得皇帝一瞥赞赏的眼光。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位伟大的皇帝，其实根本不为所动。他和情妇玛丽·路易斯告别时，场景有如古典悲剧，但玛丽虽然以拿破仑夫人自居，却并不是那位皇后。在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察里，拿破仑的魅力和威仪无疑具有震慑力，但他过度的自信已经转变成傲慢，也注定了战局终将失败。托尔斯泰通过俄国将军巴拉歇夫出使法国军营，来客观描述拿破仑的皇帝样貌。他的亲信生性残忍，并以阴鸷个性得以出于军政中心。对此，托尔斯泰说：“拿破仑手下的达武，就像亚历山大手下的阿拉克切耶夫，不过他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胆小，但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卖力和残忍，而且靠残忍来向皇上表示忠诚。政府机关中需要这种人，就像自然界需要狼一样。尽管这种人的存在和接近政府首脑不是好事，但他们总是他存在，总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战争与和平》，第三卷，草婴译，上海文艺，645。）至于拿破仑，他有僭主的脾气，因此文艺而缺乏古典式的尊严。比如在巴拉歇夫反驳拿破仑时候，他的反应是“怒不可遏，他需要说话，说个不停，目的只是要表明他是对的。……他（巴拉歇夫）知道拿破仑此刻所说的话都毫无意义，等他冷静下来一定会感到羞耻。”（652）

托尔斯泰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他坚信俄国人的东方色彩——他们对宗教的热忱是西欧人，也即拉丁化世界所不能理解的。他又不那么虔信宗教，至少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不惜代价牺牲一切。他对人的观察，常常出于理性，而且是非常具有西欧观点的理性。也正因此，他试图以理性解释历史的逻辑，却不能够正视历史中所有具体人事的非理性。这一切自相矛盾，也令他困惑。人毕竟是一种不能时常受理智控制的生物，甚至常常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反对自己。推动偶然事件发生的，正是从上至下，那些偶然的冲动。甚至于皇帝，也是受着某种不知名的力量驱使，而做出那并不有尊严的决定。因此，他哀叹：“越是深入研究，我们发现的原因也就越多。每一个个别原因或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同样正确无误的；但由于它们本身的微不足道，同事件的宏大规模相比就显得荒诞不经；而且，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其它原因，它们也就不能起作用，从这点上说，它们同样是荒诞不经的。”（634）个人的生活与人类的历史，其内在逻辑，何其相似？

阅读托尔斯泰是一件漫长的工程，也更考验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生活在理念中的人，靠电影和小说学习爱情生活的人，会觉得托尔斯泰何其乏味。因为他客观描述生活本身，甚至，毕竟有一些高高在上。他那种试图把控全局的视角，更接近古典的审美趣味，也更趋向康德哲学。可惜，托尔斯泰本人却并没有在两个极端中找到平衡点。题外之意仍可回味。最近除了余暇读书，还看了两位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回忆录、访谈。一位是雷蒙·阿隆，一位是以赛亚·伯林。读书人会出于内心的傲慢而不愿意读自由主义学者的文字，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好看，而是因为太过于平淡无奇，像个干巴巴的老实人，不够深刻。然而，雷蒙·阿隆和伯林都谈起了托尔斯泰，评价很有趣。阿隆对托尔斯泰，曾经一度痴迷，尤其迷恋《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的精神体验。但阿隆是个法国人，他显然更迷恋普鲁斯特的语言，毕竟普鲁斯特小说中对生活经验如静水深流一般的耐心描绘，姿态比托尔斯泰要亲和得多。至于伯林，他毫不犹豫地评论道，托尔斯泰一定是妒忌屠格涅夫的，因为屠格涅夫真正了解俄国农民，不像托尔斯泰，总是想象出一个理想的农民来。伯林尊重经验，他的趣味和判断并不因此平庸。这是最让我震惊的：在青春时代，我曾经不屑于了解的平庸之辈，在经历了人生的一小段旅程之后，开始向我展示他们的哲学——他们力图“清晰”表达、描绘生活，是以牺牲高贵、深刻的形象为代价的。相较于托尔斯泰，肯定不够崇高，但似乎，更像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