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瑜：春天里

这本书是我近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给《新世纪》的时评专栏，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时给《南方周末》的国际时政专栏，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周刊》的政治书评影评专栏，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些更个体化的杂论。在此一并感谢，谢谢这些报刊曾给我提供的平台。

这些文字大多在网上都能找到——想省钱的读者可以放下此书，去买杯拿铁或一碗牛肉拉面。之所以仍然愿意结集出版，一则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希望自己各奔东西的文字能够有家可归，端端正正码一起，有“小团圆”的喜悦——尤其我近年想暂停专栏写作，这样的总结就成了对一段时光的留念；二则念及自己当初写作这些文字时的辛苦，希望它们配得上更持久的阅读，而不仅是一次性消费——我读过一些“专栏快手”的自白，有“两根烟功夫”写出来的，有“交稿前两小时动手的”，有“飞机上赶的”……我好像从未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奇怪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观，我仍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未来感到乐观；也许有一天情况会变糟，但也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糟。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乐观还来自于对情境的判断。有朋友在读清末民初史的时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不这样认为。一百年来极左经济模式的全球性失败已经使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而一百年前即使孙中山和胡适这样的进步人士对此也没有清醒认识；一百年前中国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颇具规模；一百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人均寿命三十几，今天中国识字率百分之九十多，人均寿命七十三；一百年前全球只有二十来个初级意义上的年轻民主国家，今天全球五分之三的国家已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为新的制度变迁创造基础，这种看法用学术语言来说叫“结构主义”，用崔健《蓝色骨头》里的一句歌词来说则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当然不是说一个更好的制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动”降临，观念的变化显然是必要环节。观念又怎样变化？除去经济社会发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则依赖于人为的努力。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这当然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由于这些文字所登载的报刊及栏目性质不同，也由于写作断断续续跨越三年两国（我2010年夏天从英国回到中国），这些文章的风格旨趣有些差异，可能给阅读带来一些跳跃感，望读者有所谅解。此外本书中有几篇曾收入《送你一颗子弹》或其他出版机构的文集，但为保持自己评论系列的完整性，还是将它们收入此书，也望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