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永不眠》读书笔记1
金钱永不眠，
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柳斌杰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德国诗人歌德在诗剧《孚士德》中的这句话道出了理论和现实的关系。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有时候想想，人的一生，最好的状态无非是几条：智慧、坚韧、好学、一点儿热情和一点点游戏人生的态度。这好比习练武，前三项足可练成独孤九式的前八式，而后两点，便是第九式的另一个境界了。得从有招到无招，从有形到无形，信手拈来，招非招，似有迹还无迹——这叫“才必兼乎趣而始化”。记得《笑傲江湖》中丹青生有一桶吐鲁番四蒸四酿葡萄酒。那酒似是百年又似十年，奇趣便在酒味陈中有新、新中有陈。如同做人一样，九清一浊，最是难得。
一直到16世纪中叶，也就是我国明朝中后期，东西方的“金融意识”还没有发生重大的分歧和变化。然而从万历走到顺治，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在这一甲子的时间中渐行渐远。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历史吊诡地发生了逆转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以我粗浅有限的历史知识来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给出模模糊糊的答案：
1587年（万历十五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1900-1995），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在其编著的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提出一个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称为“李约瑟之谜”的著名迷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很多贡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现代金融与传统借贷的一个区别在于以流动性为核心的信用创造。通过（金融）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线状的借贷关系被发展成网状（或者更复杂）的“金融关系”，从而创造出巨大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信用的再生和传递。一切金融交易和创新都是基于这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的稳定生态所依赖的基本元素有二：一是清晰的产权和产权保护；二是产权保护的法律能得以顺畅执行。
万历十六年成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缘际会，恰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恶劣的地理环境（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在海平面以下）迫使最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转向以海上贸易为生，商人传统根深蒂固。从国家建立伊始，商人阶层就占据主要地位，对于产权保护的要求一直是立法和政权最基本的诉求。另一方面，联省共和国的各个小城市之间的关系非常独立和平等，一直处于极度松散的政治体系之下，也因此就容易达成一种制衡的国家立法体系，不会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时不时有贵族特权势力将均衡打破。地理、历史、人文，或者还有一些偶然的因素，造就了荷兰和现代金融的这段渊源。
而同期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因缘际会，中央集权与王权的趋势正在走向巅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产权，更无从谈及产权保护，没有了产权保护，交易和信用都是奢侈品，即使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足以支持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
历史太复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历史太偶然，只有一个样本点，无法重复和试验。然而，在回望历史的时候，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到一些必然的蛛丝马迹吧。
细想起来，香港的文人更像商人——文字是商品，是要用来养家糊口的产品。港人实际，连文学作品也要求“量大价平味美”。所以金庸的作品是报纸副刊的连载，以“好看”和“受读者欢迎”为第一要务。亦舒、倪匡、黄霑、林夕……无一不是“接地气”的营销高手。
回看历史，香港第一次起飞在20世纪40-60年代，靠的是出口加工业，一来和内地的政权更迭不无关系，二来赶上了战后西方经济复苏、欧美市场大开的历史机遇。第二次飞跃，也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点石成金的岁月，更是几个大的历史机缘的结果。
一个是深层次的内因，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香港和内地所有的城市有根本性的差别，她地处半岛，地形崎岖，资源匮缺，入不了“达官贵人”的法眼，却因此“边缘生长”，长出了一种极具韧性的“平民精神”和商人文化，这种传统恰好和现代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不谋而合。为现代金融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英属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也使得香港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毫无困难，基本没有遇到制度和文化上的阻力。
外因则比较复杂。首先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盛于80年代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崛起。港英政府在这一波浪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迅速清除所有的政策壁垒，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打造金融贸易自由港。然而，金融贸易的自由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吸收，单靠香港这样的经济体量很难独擎一片天。正在此时，内地适逢其会的改革开放为香港自由港在亚太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巨大契机。同时，自1978年以来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为香港的资本提供了绝佳的回报率——而这样的历史机遇，比如像十几亿人口的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进程，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港湾孕育出这颗东方之珠，是多种内生和外生因素碰撞的结果。有必然，也不乏偶然。
2015年冬天我在香港，和往常一样在街头闲逛，累了，到置地广场一楼的咖啡厅歇歇。一抬眼，隔壁桌是吴君如，修着短发，妆容精致时尚。我隔着桌子看了她半天，眼前却浮现出的是“韦春花”（电影《鹿鼎记》），夸张的满头玉翠，摇头晃脑而来，却扑腾一跤，恰恰摔在我们嬉笑怒骂的顽劣岁月里。那—刹那我忽然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一段集体的青春记忆。而对于本港人来说，香港却是历史、现实和未来。
这里，窗外暮色渐起，西山隐约可见。忽然觉得，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耳畔隐隐传来罗大佑苍凉沉郁的声音：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改革”是个充满了历史趣味的词语。早在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国力，下令让百姓从传统的汉服长裙改穿胡人的长裤，学习骑马射箭，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由于胡人服饰多为皮毛皮革，从此“改革”一词就入了大雅之堂，成为“变革…革新”的代名词。
所谓世俗理性，简单地说就是从生活经验的“俗”出发，以“士”的方式加以诠释固化而成“礼”。根本上就是基于现世社会的实用主义。由于文明的早熟，中国从来是世俗文化的原乡，被称为“精英”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都是实用理性的贯彻实施者。对此，最坦率和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直贯穿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直到近现代被一连串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所中断。
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阶段，尤其是延安时期的施政方针，是最具世俗理性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实用主义的精彩表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直到50年代末期为“大跃进”所中断。及至60年代，由于要摆脱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中国社会彻底切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替而代之以更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从农业合作社到“大跃进”，到砸碎一切的政治暴力，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理想取代了务实和理性的世俗理想。当时极具代表性的语言“人定胜天”，和传统中的“百姓日用即道”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