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总督府就胶州置于民事管理之下致帝国首相的函 （1908年12月24日）

每个参观青岛的人都会留下印象，海军的行政管理在其实施10年后，在胶州保护区做出了不寻常的成就。在这期间从一无所有到建起了各种现代化设备的一流港口和一漂亮的城市，它到处都显示出德国工作、秩序和组织的高质量。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抹不去这样的印象，即这块殖民地暂时过的还是一种或多或少的人为的生活。也许现在就要求过另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是不对的。至少是在想，帝国在财政上对殖民地的支持现在几乎不能再维持，而年轻的机构必然会逐渐地独立。此种征兆已然存在。海关统计的数字是令人高兴的，尽管并非是很突出的，但也完全是健康的交通发展，这个发展大部分是有益于青岛的。山东矿业公司的工作虽然还要为克服一定的困难而奋斗。但与皇家海军签订的供应黉山煤（博山出的煤）的协定，即使是对于保护区也是开启了令人高兴的前景，如果山东矿业公司能勉强同意已采得的丰富的铁矿达到不久的采量的话，而船厂也得到了足够的话，即使主要是 通过我们海军的订单。

但这些令人高兴的征兆还有另外的现象，它使得我们在考虑殖民地的未来，还应想到改变了的情况，导致在其行政管理中也有某些变化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无论是考虑到节约，还是政治因素，都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将青岛置于民事管理下将会为其存在和繁荣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1.已变化了的政治局势

是在一不同于今天情况的政冶局势下于1897年占领了胶州保护区的。虽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个岛国军事上的优势，但日本仍不得不在俄国、法国和德国的联合力量前以下关和约而退缩。

俄国的地位在华北是最强大的，因而在占领胶州前要确保得到俄国的同意。中国本身可理解为或多或少处于解体之中，而胶州可以作为德国政策的支点适用于中国衰落列强瓜分的情况。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俄国在远东大陆上已退到守势地位，其舰队已从相邻海洋几乎消失。因此日本成长为远东最强大的海上和军事强国，而中国在近十年中已足以强大，致使所有瓜分想法已无足轻重。

胶州保护区的形势并非因这种情况而未发生重大变化。胶州是经当时最强大的远东强国俄国的特别同意而得手的。除了德一俄在远东的利益对抗非常大外，更多地是德国和俄国的配合，俄国作为德国的邻国几乎不会构成对保护区的危险。而日本，其范围相对于德国的统治，如果不是完全对立，也是大相径庭，而且会与其英国盟友一道找出共同利益来撼动德国在远东的地位。如果中国的强大不会对保护区构成直接的危险，则毫无疑问，中国人日益增长的政治自觉会对自己国家中的德国殖民地冷眼相看。谁不抱偏见地面对这些事实，将不会否认，青岛今天是德国的敏感点，并且会有这样的问题，如何最佳地减少局势的危险。

我们也许可以据此首先想到大大加强青岛的军事力量。为了把现有的防御工事加强到完备的要塞地步，投入大笔费用也许是必要的。但此外将必须考虑到长期驻扎大批部队。除了对如此广泛的需求给予批准帝国国会尤其是在帝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几乎难以获得外，仅仅是军事上强化的青岛没有舰队的支持也不会坚持长久。但我们舰队的作战半径暂时由于缺乏合适的加煤站还是受限的。在青岛被包围情况下得到帮助的可能，如果国际形势对我们不很有利，那就只能是很小了。因此结论只能是，从军事上加强青岛，只能在很少有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延缓保护区的局势。

相反，更多地推进青岛的军事意义，则会是更有前途的。虽然青岛今天还不能谈到特别的军事实力发展，那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殖民地仍持久地处于军事管理之下。总督是一位高级海军军官，他对要塞的指挥握有全权和职责。这对外总是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德帝国对青岛首先追逐的是军事政治目的。这个印象对于我们在远东纯粹和平政策一再产生怀疑和为恶意怀疑提供口实是再合适不过了。但因此会在更大程度上为对我们保护区的某些敌意制造了前提。

首先必须考虑到，青岛的军事性质对于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来说被视为眼中钉。袁世凯曾经说过：只要青岛基本上被看作是一个军事基地和以此来对待，则在中国人中对这块殖民地的疑虑就不会停止。在广大中国人中存在的对青岛的一再通过沙文主义报章的煽动性文章而添油加醋的倾向，植根于遭受强权压制的感情中，中国正是因军事管理才念念不忘这一点的。中国人观点非常典型的一点是，去年夏天突然由于中国山东军事当局的某些指示而散布的消息说，德国人有意军事占领这个省。因此在老百姓中造成的骚动，只有在随着下雨改善了收获希望后才缓和了下来。*

这大部分应归之于这种气氛，即迄今只在很小范围内成功地使中国人的利益与保护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并因此创造一个该处的本能的生活。*

军事管理当然始终把重点放在军事利益和权势方面。它将其最主要任务放在保持完整的国家主权方面。在和平时期这个目标应不难达到。但为此而支付的代价是，中国致力于排除异体。

首先必须致力于赋予殖民地具有经济和文化意义的民事管理。将能够不仅使中国人与殖民地和平相处，而且直接为其带来利益。但也为德国人的占领地位最佳保证。因为在一个 中国的领土完整 成为远东列强的口号的时代，针对租借地的违背中国意愿的行动必然会导致国际上的困难。在既定的情况下，对青岛的最好保护就是尽可能与中国人保持良好关系，实施民事管理将会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很有意义的一步。

2.经济形势

但即使是从经济观点来看，民事管理对于保护区也是值得推荐的。行政管理将因此而大大减少费用，而且更易于把中国人的利益引入保护区。头10年来自祖国的大量的金钱流入已导致经营变得很昂贵。这些款项究竟是在建筑和设施上投资了多少，即使对于将来它们也是一个做广告的资金。这个期间殖民地因按差不多是一般的观点要不成比例地负担该处大量的官吏职位。但就中的缩减和通常是节约的经营随着一般体制变换将可大为容易地办到。

每种行政管理从其人员利益出发都是拒绝撤消由它创立的官吏职位。海军官吏也将通过也许是不自觉的给予军事观点的优先待遇，一再提出对防卫用途的要求，其重要性按形势情况是完全无问题的。反之，对于民事管理来说，经济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以致它完全谨慎地由自己来权衡新设施是否有利可图。

但民事管理将更自由和无拘束地面对殖民地的经济问题。因此，例如总督只是按照对中国海关管理的困难的思考来理解【此处文字缺失】其中有对保护区德国主权的限制。这个结果给予了这种措施以全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通过一定的交通到达青岛。

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人对于民事管理可能会更信任更坦然。中国人暂时对所有的军事行为有一种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反感和轻视之感。在与中国人打交道中的错误还会强化这种情绪。还在不久前北京每日新闻（一份对政府抱有好感的温和派报纸）上就刊登过由该报中国主编所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本人根据他在保护区五年的经验辛酸地抱怨了德国人对中国人傲慢的对待。*而且——以何种权利姑且不问——在青岛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既在使用新码头制度时的困难应归之于这些措施本身，而不是对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缺乏感情和因此在对待他们时所犯的失礼过失。

我们通常将会创立这样一个原则，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经济活动 目前中国资本介入和中国人的协作是值得倡导的。每家纯外国企业中国人都会视为对其利益范围的人侵并且表现出无言的和坦率的对抗。建造天津一浦口铁路就是这样误会行为的最近一例。未来会属于这种 或与外国领导及中国资本参与或协作的 类似经营形式。

正如我们在山东的大型企业，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将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加以容忍一样，对于青岛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其经济前途将主要取决于，如中国的利益成功地在保护区安家落户到何种程度。但这一点同我们对主权的生硬的强调是难以达成谅解的。或者是军事利益为重，然后是策动使中国人避开保护区。但或者是把我们殖民地的重点放在经济的和文化方面，而后口号就只能是：“只有与中国人合作，而不是反对他们！”而只有民事管理才能够完全实现这个计划。

3.青岛的文化意义

广义上讲属于这个经济计划的，也必须考虑到青岛的文化利益。青岛将因此成为我们对中国总政策的一个重要支点，因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好感恰恰是在中国是紧密同文化相结合的。青岛负有使命以特别方式起共同作用，使德国文化在为西方文明而开发中国时确保赋予它的角色。

这个以其秩序和清洁、公共设施、卫生、工业和林业经济设施闻名的德国城市，本身就是德国文化的一个杰出证明和一个不能以其他方式替代的直观对象。

但为使这个作用从德国殖民地向外辐射，就有必要使中国人不仅了解它，而且熟悉它。不应否认，即使在迄今的管理下也已经按这个方向形成了一些原则。尤其是由皇家驻北京公使倡议的德华高等学堂，应视为重要的进步。因此不容怀疑，这种文化使命——我想说——只能以对中国事业的真正充满热爱的理解来解决，另外还不得不处于军事管理之下。从这个关系上看，不同见解是很有效益的，它们有时是以总督府和帝国海军部的特派员间有关德华高等学堂的谈判得到的。弗兰克博士在完全是合法的工作中使中国政府对此学校感兴趣，使中国当局同意合作和具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总督府先是为其反对这些协议而辩解，说它侵犯了德国的主权。即使是在此处也表现了在军事管理下某种程度的自然倾向，就是说为中国人保留了进入保护区，而对于殖民地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恰恰是取决于，青岛从其孤立中解脱，并同中国的生活达到有机联系。这后一任务不如说是正适于民事管理来完成。

如果说各种原因表明青岛的民事管理已经成熟，却不能说，殖民地现在的军事防卫已可不要。它无需再处于我们舰队的保护下了。青岛需要一定数量的驻军在中国可能出现动乱时予以保卫和在远东列强之间发生战争情况下保持中立。青岛也还可以继续以其船坞设施和其煤的供应保持它作为我们远东分舰队的基地。只是这些军事观点按照我们远东政策的和平性质应是第二位的。

保护区的行政管理由于迁入中国人，在青岛为中国人谋利益将不会变得轻松，这一点当然必然承认。灵活而得体地对待中国人是取得成果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人无法对付和我们最终不再是我们房子的主人的危险 会大大小于青岛因中国政府和老百姓或多或少的公开的或潜在的敌意而造成孤立的那种危险。

最后也还得指出，民事管理自身会与其他在中国的皇家代表保持更紧密的接触。而且从德国政策在中国的统一性来看，把青岛置于民事管理之下也是可取的。

（原为“将青岛置于民事管理下”报告A的附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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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的加粗并非原文所有，而是本人为强调而自行添加。

* 即之前转载的《胶州报》创始人朱淇于1908年12月15日发表的社论《论德国人对中国的藐视》。

* ”中国农民对外国的不满（至少是）主要来源于天灾所导致的收成不好“——类似的观点同样见于《历史三调》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