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刀锋》
读后感
起初我是不喜欢这本书的
一方面，算上短篇集，这已经是我读的第五本毛姆了，对毛姆十分熟悉。他这样看似旁观又微微参与、还有点优越感的小刻薄的语言风格，早先觉得犀利，现在读多了，忽然觉得有点不够友好。也因此有点不太喜欢他把除了拉里以外的人写的那么彻底的匮乏和愚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不爱轻易下判断，我相信一个人远没有他看上去的那么简单），虽然实际上他还是给这些配角留了一点肯定，不过还是带着那么一点儿小优越感。
另一方面，总觉得以一个旁观者视角，通过记叙与拉里的交谈来展现拉里其人，让作为读者的我除了对作者十分喜爱拉里有强烈的感受，对拉里的彷徨、追索却感受的不那么真切，而拉里又被描写的过于完美带着点神性（特别是他的笑容的描写），感觉并不太可信。
我更喜欢《人性的枷锁》，让我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怎么挥霍时间，寻找人生的意义，最后回归了生活，看上更真诚，有血有肉一点。从这个角度讲，感觉《人性的枷锁》像是写一个不完美的主人公，《刀锋》像是写一个更完美的理想主人公。
此外，不喜欢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后半段似乎有些重复感，在脑中回溯一下，原来拉里的心路历程和之前读到的《悉达多》十分相似，加上我又自诩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书里面的观点，对我好像也没有那么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惑：
为什么艾略特如此势力的试图跻身上流社会显得老旧可笑？
为什么拉里在一战做飞行员目睹战友死去，让人如此困惑彷徨？
为什么毛姆书里面大量提到了哲学家的名字，例如斯宾诺莎，还有神秘主义之类的，他怎么看待这些哲学思想？
毛姆是否曾了解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刀锋》里面的拉里和《悉达多》里面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如此相似？
为什么毛姆几部书中如此多的东方意象，对毛姆到底意味着什么？
东方宗教如何在西方流行？甚至诺兰蝙蝠侠第一部里面，韦恩都要去喜马拉雅山上修行？
想到这些困惑，如果已经不能从毛姆的书中找答案，那大概需要从时代背景找点缘由了。带着困惑，我梳理了一下作者写作的时代发展的时间表，试图通过更多的背景理解《刀锋》。
以下所有的内容，仅是为了做一点记录，如果被你读到是我的荣幸，如果有错误也请你指出。只是请你稍稍包容一些。虽然浅显，我也在认真的一点点补上这些年欠下的通识教育。
所有问题的大背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殖民与商业发展
近代欧洲的蓬勃发展，在中世纪（5世纪后期到公元15世纪中期）结束后，出现了宗教改革，欧洲各国逐渐摆脱天主教的控制，进入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17世纪末）。那会儿刚好是中国的明朝（1368~1644）末期。
自文艺复兴起，欧洲就开挂了，先是文化艺术、殖民与商业、科学与技术、思想全面发展。
首先看一下东印度公司作为殖民代表的发展：
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是第一个发行股票的公司，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特大公司，政府持有股份，有为战争支持薪水，与外国签订条约，铸造货币，建立殖民地等权利，在近200年的时间里，在世界贸易中有重要影响力，每年给政府分红18%，直到1800年公司正式解散。
再看下17世纪科学发展的盛况：
公认的科学革命是在16至17世纪之间，欧洲许多地区在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化学的思想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中世纪的观点转变为现代科学的基础，不论是在各个独立的学科内，更是在对整个宇宙的认知中。
关于思想的发展：
启蒙运动，指发生在17-18世纪的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法国为中心，其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这次运动有力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关于“贵族遗风”：
中世纪至16世纪，贵族们仍在不断挑战王权，以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17世纪，路易十四打败了贵族，在凡尔赛宫创建了“etiquette”，要求当时的贵族们必须严格遵守。Etiquette的等级可以表示出是否被国王赏识以及在国王面前的地位。这样一来，贵族们不再跟国王抗议要求更多的特权，而是相互之间比较，看谁能更得国王赏识。
Etiquette关于日常生活的各种规则：几点起床，如何穿衣，如何吃饭，如何祈祷，如何管理佣人，管教孩子，如何处理妻子/丈夫之间的矛盾。这种做法被欧洲其他国家借鉴例如，英国，奥地利，俄罗斯等。18世纪，这些规则不断地发展，尤其是餐桌礼仪变得尤其复杂，社交礼仪也是如此，皇室的礼仪规则逐渐的风靡整个欧洲。
17世纪开了个好头，更别说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简直没有更荣耀的时候。
可以想见，在这样蓬勃发展的欧洲， 对于当时一个普通的欧洲中产家庭来说，他所感受到的，便是无尽光明的未来：未来的世界，科技一定更加先进，文化一定更加繁荣，经济一定更加发达，未来，一定属于欧洲！未来，将是一片和谐的天下大同。
一战便是在这样蒸蒸日上的时候爆发了，德国人认为战争会在圣诞节前结束，大多数国家也一样，都相信他们的国家会在几个月内取得胜利。
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传统文化冲击很大，战后科学主义信念幻灭，传统社会道德滑坡，“唯物论被打碎，唯心论再次复兴，物质主义一转而为精神主义”，西方社会到处弥漫着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许多人对现实产生了悲观的幻灭感。
毛姆的哲学观以及与东方的联系
毛姆博览群书，其中不乏哲学书，大概可以从三篇文章得以一窥：《我发现读哲学很有趣》《只有哲学永远不会让我失望》《我本想建立一个体系，后来发现太难了》。毛姆经常提到的哲学家有斯宾诺莎、叔本华。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主义者，但似乎他对哪一个《主义》都不那么满意，因此提出想自己建立一个体系，但那个时代的这些已经是专业的学术了，说要积累个二十年大概才能出一本著作。
但很可惜，因为我没有严肃的深入研究过哪一个哲学家，在这方面我也没什么能够深入聊的。每每试图了解一个哲学家，我都被严谨但晦涩的语言劝退了，也就是从这种草草认识的角度来看，我总觉得，斯宾诺莎、老子、叔本华、存在主义，好像都在说一件事：
那就是自然及即绝对，绝对也是神性，也即永恒，也是轮回，也是无我，无我也是当下。
说实话，我也说不准到底毛姆说的是哪个哲学，这个哲学应该分到哪一派，但大概哪一派也都可以不分，就好像“道可道，非常道”一样，说了就显得复杂，显得笨拙，非叫你跟着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走一遍，大概能体会个一二。
但可以知道，毛姆的这个哲学和东方密不可分，不知道毛姆怎么看待西方的哲学家，但从拉里行走的路线来看，毛姆理想中的这个人，既不相信科学，对西方的哲学、神秘主义也不置可否，而对基督上帝，则是彻头彻尾的怀疑上了。《面纱》里面提到了道，《刀锋》里面提到了印度的阿特曼，似乎打定主意不在西方找寻这个“人生意义”，要到东方，到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生存的人那里不仅是学习，更是要顿悟。如毛姆所述：“只有东方，东方能够教给西方的东西, 比西方所想象的要多”。
附：1921年毛姆与辜鸿铭的对谈的一些介绍，摘录自《论辜鸿铭和毛姆会见的历史文化意义》
毛姆在1921年的东方之行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传统文化冲击很大，战后科学主义信念幻灭，传统社会道德滑坡，“唯物论被打碎，唯心论再次复兴，物质主义一转而为精神主义”，西方社会到处弥漫着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许多人对现实产生了悲观的幻灭感。战争对毛姆信念的冲击同样是颠覆性的,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神话破灭了,白人优越论幻觉消散了,对人性恶的偏爱被憎恨所取代,新教传统价值观也失去了神性光环, 在他心目中摇摇欲坠。毛姆精神上极度苦闷，产生了浓厚的虚无主义思想，创作上也陷入低谷当中。
……
在两人会见中,辜鸿铭始终以主人身份驾御着谈话的内容与氛围,整个会见几乎成为他的独白式演讲。谈话主要涉及五个话题。第一, 辜鸿铭批评了欧洲殖民者傲慢无礼的蛮横态度。他认为白人仅从物质的贫困、黄色的皮肤和环境的破败,就断言黄种人是落后民族,完全是一种肤浅的观察,白人更应看到在贫困衰落的外表下,中国人有着高尚的内心修养、 伦理道德和良民宗教, 这种内在生活是高贵美满的,是傲慢无礼的欧洲人难以理解的。其次, 辜鸿铭以一串凌厉的反问句, 提出了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更高更强的论断。他认为中国人以智力德行统治四方,几千年来是成功的,中国人有远比西方人古老发达的文字文化,有更繁丽精细的哲学艺术, “当你们茹毛饮血的是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3]近代白种人对黄种人的征服, 靠的是武力和机关枪, 而不是以德服人的高贵形式,因此这种野蛮落后的统治方式不会持久, 最终会被觉醒的黄种人推翻。第三,辜鸿铭批评了英美的实用主义、 重商主义哲学。他指出英国人不适合搞哲学研究,因为英美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商业扩张文化, 它只能使人人作恶、 寡廉鲜耻, 为放纵私欲而各自为战,导致文明的堕落、 人性的退化, “实用主义, 只是 信 仰不 可 信 东 西 的 无 奈 逃避”[4]。真正的智慧哲学和人文信念,只有在中国儒家典籍中才能找到, 它对道德心性、 伦理秩序的重视是英美物质主义不能比的, 它克己节欲、想人所想的同情心,尊崇权威、 服从秩序的良民宗教, 是帮助战后欧洲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第四, 辜鸿铭通过对历史上儒家思想兴盛状况的回忆,含蓄地表现了对今日传统文化衰颓状况的惋惜。第五, 辜鸿铭以传统文人不羁的方式,向毛姆生动展示了东方文化的悠闲雅趣。他临别题赠毛姆一首风情诗,当毛姆要求翻译解释时, 辜鸿铭认为 “给它翻译就是给它伤残” , [5]说出来的东西往往遗失了东方文化最精髓的特征, 只有以敬仰的情感、 无功利的心态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它婉约隐晦的整体美。
……
与辜鸿铭酣畅淋漓的宣教气势相比,毛姆在会见中只是个被动的聆听者。他始终不动声色的观察着, 偶尔提出几个问题, 或者略表异议,立刻会引起辜鸿铭辛辣的嘲讽和反问。所以他把辜鸿铭看成能言善辩的斗士,是个固执己见的哲学家。作为擅于观察人性的小说家,毛姆对辜鸿铭的独特个性非常着迷,同时他认为辜氏从东方文化的角度入手,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切中了要害, 用儒家文化作为疗救欧洲病症的药方,也让人兴趣十足、很受启发。
……
辜鸿铭与毛姆的会见对双方的影响是不同的。 他始终以输出观念的拯救者自居,没给毛姆任何表达观念的机会,相反毛姆的东方之行收获巨大,同辜鸿铭的会面思想上更受震动。首先他修正了白人优越论偏见,减弱了对东方人的冷漠和傲慢习气, 在他的散文集 《在中国屏风上》 中, 对下层人民的困苦表现出善良的同情心,对贪婪邪恶、残民害民的官员给予贬抑嘲讽,对批判欧洲文化的辜鸿铭十分佩服,承认他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辜鸿铭的机智博学、 自尊自重和民族气节,赢得了他真诚的尊敬。
引用及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