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花园中的自由精灵——拜访张爱玲母亲的墓地
来自 / 联合早报
文 / 石曙萍
发布 / 2021年1月25日 3:30 AM
黄逸梵一生都处在这些矛盾中，一次次出走与归来。一端是故国，是为人母的天性，血脉传统的根基；另一端是他乡，是寻找自我的各种探索，是西方现代文明。她那份超越时代的出走，是自由，也是放逐；是自我的追寻，也是内心的割裂。
100年前，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张家老宅。母亲黄素琼当时24岁，次年诞下儿子张子静。“湖南黄军门的千金，与张御史的少爷，十九岁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这段看似风光的豪门婚姻，并非黄素琼所愿。1924年，在新文化思潮涌动的时代里，她敢闯风气之先，决然抛下一双幼儿走出婚姻，迈着三寸金莲远赴英伦，成为上个世纪中国最早留洋的先驱女性之一。她曾到瑞士滑雪，在巴黎学过画，也来过新加坡，在马来亚侨校教过书，在印度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翻译，一生精彩。留洋后改名黄逸梵，几经辗转，也曾回国数次。1948年52岁的她经吉隆坡再次赴英，从此不曾再踏上故土，也未再与子女谋面。
我与黄逸梵结缘，得缘于联合早报专栏作家余云，受托走访了黄逸梵生前在伦敦的居处，后也寻获了黄逸梵的入籍证书、死亡证书、遗嘱。一年多前，我也终于在伦敦一座古老的墓园，找到张爱玲母亲的栖身之处。
墓地：骨灰撒在玫瑰花园
黄逸梵曾前后三次赴英，生活了近13年。1956年入籍英国。晚年孤身租居在伦敦肯辛顿区一座公寓的地下室，地址是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 London W14 8AL。旧时伦敦的地下室，是大家庭佣人的卧室或杂物储存间。在当时没有暖气的时代，冬天很是阴冷潮湿。住处街道一侧，有个存在了100多年的红色邮筒。黄逸梵写给远在马来亚的闺蜜邢广生及在美国的女儿张爱玲的信件，概皆由此寄出。为生计故，这位昔日的名门千金一度下厂做制皮包女工。1957年7月，黄逸梵被诊断出卵巢癌晚期。病重期间，幸得Mrs. Margaret Barton、Mrs. Taylor等英国友人悉心照顾。
档案显示黄逸梵在帕丁顿圣卢克医院（St Luke's Hospital）过世。我搜查资料，当时伦敦有三所圣卢克医院，其中一所曾是疯人院，后改为收留平民癌症末期病人的临终医院，但距离帕丁顿有11英里。另一所则专门为教会神职人员及家属提供临终护理，也对不上号。后来我请教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Nick Black教授，才确定黄逸梵居住的应该是摄政公园附近的圣卢克临终关怀医院（St Luke's House）。这是一家环境舒适的慈善医院，免费提供温馨的临终护理。无亲无故的黄逸梵，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三十几天，于1957年10月11日有尊严地离世。
病重时黄逸梵曾致信女儿望到英相见。可惜彼时初到美国的张爱玲，约有不得已的苦衷而未能前来。皇冠最新出版的张爱玲书信集《纸短情长》中，我们终于窥见张爱玲对母亲的温情：“一向心绪不宁，也是因为我母亲来信说患癌症入院开刀，不幸开刀失败……”并提到“那女巫作家在三个月前就曾经预言这一切，灵验得可怕”。也就是说1957年7月初时张爱玲就知道了母亲将遭的劫数，那时大洋彼岸的黄逸梵也正约刚入院不久，而此后张爱玲一直心神不定，何尝不是母女连心？1957年8月，张爱玲收到母亲病重的来信，随后便着手用英文创作《易经》，1975年又开始用中文写《小团圆》，都是有关母亲黄逸梵的故事。张爱玲用其余生的几十年，以自己的方式，在文字里与母亲一次次重逢与告别。
黄逸梵生前曾靠借贷度日，她在遗嘱中交代用五件古董抵债：一个白釉大瓷瓶、一大两小雕花盒子、一个中式柜子；家居物件归朋友Louisa Lilian Engel，余下财物皆归于女儿赖雅·爱玲，估价去税后净值776英镑14便士，相当于如今的1万8554英镑（约3万3000新元）。
住在东萨克斯的Cecilia Hodgkinson，受托料理黄逸梵的后事。黄逸梵去世四天后，在西伦敦火葬场火化。出席葬礼的，只有何容芬和Cecilia两位友人。
黄逸梵的墓地一直不为人知。我阅读了大量档案资料，也查访了许多教堂、医院及机构，始终都没有线索。直到偶然间发现了黄逸梵的火化资料，才知晓她最终栖身在伦敦肯萨尔绿色公墓。该公墓建于1833年，约有25万逝者在此安息。我抱着一束白玫瑰来到墓园办公室寻求指引。工作人员在电脑系统查找许久，告知并无相关记录，让我心里顿时冰凉。幸亏有位资深员工仔细看了我提供的火化信息，说应该在西南角的纪念花园，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否能找到就要看运气了。
或许是黄逸梵之灵在冥冥之中引领，我竟然在千人万人的墓园深处找到了她。那是一面清冷的墙，密密麻麻排列着许多逝者的名字。黄逸梵就在其中。一块小小的朴素砖面，上面简简单单地刻着：In loving memory of Yvonne Whang, Died 11th October 1957。墙面“冷而粗糙，是死的颜色”，让人想起浅水湾那堵地老天荒的墙。黄逸梵的骨灰就撒在这开满玫瑰的纪念花园。即使逝去，她也还是那个不受拘束的自由精灵。
Cecilia Hodgkinson当时支付了租期25年的墓碑费用。之后，不曾再有人给黄逸梵续交过租金。到期后，若有人要购买这个空间，亡者的名字就会被抹去。幸运的是，63年过去了，黄逸梵的墓碑依然还在那里，静静地留着她在人间的最后一丝痕迹。若要续租，墓园最多可再保留黄逸梵墓碑10年。10年后若再要续，就再办理。我联系了联合早报专栏作家余云和记者林方伟，大家决定一起出钱为黄逸梵续租。10年的租金是234英镑（420多新元）。去墓园办理时，工作人员非常好奇我们与黄逸梵的关系。我告知了前因后果，她们大为感动。
开始寻找黄逸梵资料时，并不曾料想我们三人竟会以这样的方式与黄逸梵相关，无意间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10年之后，我们还会继续为黄逸梵续租。我们活多久，就会帮她续多久。
按照自己意志生活的女人
根据有限的资料，我们依稀能拼凑出张爱玲母亲的形象：出生名门，优雅美貌，热爱挑战，充满好奇，富有才情。黄逸梵为自己定位的身份是画家。她曾在上海学画，擅长雕塑；后于1932年至1936年赴法学画，是巴黎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的会员。1948年她曾在吉隆坡坤成女中教手工。如今住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忘年闺蜜邢广生，至今还保留着当年黄逸梵设计的梳妆台和旗袍，构思精巧独特。
五四运动倡导自由与个性解放，当时大多数中国女性，且不论底层，连有些身份教养的，也大都习惯性地在男性本位的传统思想下毫无自我意识地生存。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有觉悟、有条件、有勇气出走的是极少数。个性自由的前提，首先是思想独立，其次是经济独立。这两者像一个魔咒，在100年后的今天，依然同样煎熬着无数当代女性。黄逸梵对自我的执着追寻，让她有超越时代的先锋意识。而陪嫁的古董和财产，让她幸运地有了行动的自由，使她在100年前就大胆地走出了婚姻，也悲怆地挣脱了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对母职的道德束缚。
虽无力违抗家族安排的婚事，亲生父母早逝的黄逸梵，一身孤勇无所顾忌，不屑所谓的身份名誉，爱上南京一个年轻外交官，并果断请了洋人律师办了离婚，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这“跟家里出了科学家一样现代化”。但对方为了仕途娶了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此后，黄逸梵有过好几任外国男友，虽皆无果，生活却并不随便。她一生追寻爱情，只是再未步入婚姻。
放弃为人母的日常陪伴，是黄逸梵出走的第二部分。可贵的是，她非常坚定地关注了女儿的教育问题。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选择，黄逸梵显然带着女性主义倾向，对同为女儿身的张爱玲更为用心，而将儿子的培育寄托在为父者身上。1928年从英回沪后，黄逸梵不管丈夫极力反对，将女儿送入当时美国人创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读六年级。1931年，她又做主将张爱玲送入上海最好的贵族学校之一圣玛丽女中。张爱玲在此全寄宿读书七年，“得到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增强”；1936年黄逸梵从巴黎回国后，高价请英国老师帮张爱玲补课备考，并最终送女儿去了香港大学读书。正是黄逸梵在教育上的远见与坚持，成就了日后的张爱玲。但在谋生与谋爱双重压力下的黄逸梵，未能将自己妥善置放在母亲的角色里，在与女儿的短暂相处中，缺少平和稳定的情绪，对张爱玲一生的性格、情感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没落中的夫家疏于培养子嗣，未曾送张子静进学堂，也不关心其婚配，致使张子静平庸一生，孤独穷老。这一双子女遭遇的伤痛，是黄逸梵追求自我付出的惨重代价。
1948年在吉隆坡时，黄逸梵曾送了几帧照片给闺蜜邢广生作留念。其中一帧：黄逸梵穿着立领滚边的旧式锦袄，缀着珠饰，一身豪门千金的贵气。看年纪约莫其结婚前后。按传统，未出阁的闺秀应梳辫子；为人妻者梳髻。但照片上的黄逸梵却一改旧俗，剪着五四时代清爽的学生头，但精致地烫了刘海戴了珠花。再若细看，伊人朱唇艳丽，但双眸忧伤。这张照片写满了各种剧烈的冲突：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洋、守旧与革新、美丽与哀愁，恰似百年前追求个性解放的一代女性先驱的写照。黄逸梵一生都处在这些矛盾中，一次次出走与归来。一端是故国，是为人母的天性，血脉传统的根基；另一端是他乡，是寻找自我的各种探索，是西方现代文明。她那份超越时代的出走，是自由，也是放逐；是自我的追寻，也是内心的割裂。
这位民国时代勇敢出走的娜拉，显示出了与男性同样强大的选择能力和自由意志。黄逸梵令人敬佩的地方，并不在于有钱时的任性，或韶华中的飞扬；而是一贫如洗时的泰然，是芳华不再时的自强。她可以下工厂做粗活自食其力，可以在举债度日时还怀着开咖啡店的梦想，在走到绝境时依然写下自己是一位画家。作为五四一代最早寻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先驱，黄逸梵身上的独立与冒险精神，对爱情、自由与美的追求，彰显着每一位女性所能期待的最闪亮的生命之光。
(作者是本地教育工作者，现居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