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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话题 >城市职旅：“我来自云南小镇乡村，也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你好啊，这里是乡村笔记。
今天想给大家讲讲，一个来自云南大理的白族姑娘的故事。2019年夏天，她跟随我们的城市职旅项目，来到了上海。
在做寒假职旅准备工作的时候，负责职旅项目的肖老师告诉我今年有一位志愿者是参加过往期职旅的同学，今年考来上海读书了。她叫思怡。
和思怡第一次见面约在了她学校附近的一家小店，她穿一件淡蓝色的运动外套，低马尾，个子高高的，正要坐下时看到了玻璃窗外正在寻找她的我。我们互不相识，但却毫不费力地识别出了对方。
她是来自大理的白族姑娘，我是来自内蒙的小镇女孩，原本是不同生活轨迹的两个人，透过职旅这样一个机缘在上海相遇，听她将自己的故事，我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
虽然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河流的流向却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
我们都是都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谈起了我们的家乡和在家乡的生活。刚刚毕业的思怡讲了很多高中时候的事情。
思怡告诉我，大理州民族中学的同学们全部都住校，大多数是来自县城的同学，尤其是少数民族同学最多，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除了寒暑假基本上不回家。
在民中的大理本地同学比较少，因为本地的大多数都考去下关一中，在当地排名第一的学校。
“我们云南的白族高考不加分，高寒山区和考内地学校的农村独生子女才可以加分。”
白族高考不加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少数民族是不加分的。
拥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成员享有类似于高考加分的优惠政策，是一种基于人类社会理性在少数民族公民及汉族公民之间经过协商建立起来的规则。
但事实上只有省级规定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乡、村）的少数民族考生才能享受加分政策，因为当地的教育资源贫乏，因此国家给予政策来帮助提升当地教育水平。
白族比较特殊，他们并不在云南省规定的享受加分政策的少数民族目录之中。
具体到地方，以龙陵县为界，以北的地区教育质量相对较高，以南除腾冲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才形成了加分政策上的差异。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白族和汉族太相似了，所以才不会加分。
其实这并不是因为风俗和生活习惯上相似，而是大多数白族学生可以熟练掌握汉语，高考制度中以汉语为母语同学在考试逻辑中是占优势的，形式上的补偿政策其实是为了实现实质平等。
有一次思怡的新疆同学去向老师请教问题，老师半开玩笑得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们少数民族不用这么用功，反正会有很多加分。”
这番话不经让人思考，汉族人脑子里的少数民族究竟是什么样的，偏见依旧存在吗？
思怡给我描述了一个场景：三月街的时候，全州放假五天，人们大理和下关的交界的地方赶集，买卖东西，各种小玩意儿、衣服、山货、药材和各个县城来的美食都赶来这里。
“虽然是白族的三月街，但全州的人会聚在一起，不管是彝族还是汉族。
西南民族大学有一个别称，叫做“西南民族歌舞大学”，这似乎是一个独特的标志和特色，但仔细想来，少数民族总是被定义为能歌善舞和天真纯朴。
虽然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但这种形象的形成确是汉族人的构建，源自于人们对陌生文化的想象和驯服。
想想我们自己要有多努力才能改变别人对你的刻板印象，就能知道少数民族的孩子要有多努力才能改变一种文化偏见。
有一些人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用不同的方式组织社会，他们就是我们的镜子——我们如何对待他者，我们就是怎样的人。
“中考是我人生中经历的一个难关，我们那里灌输的概念就是一定要考下关一中，考不上下关一中就没有别的出路。”
但是思怡低估了分数，稳妥起见放弃了报考下关一中。
这件事成为思怡经历的一次挫折，让她产生了有点不想读书的想法，开始身体不适，有时会失眠或反胃，甚至产生了想要自杀的倾向。
“现在想想都是很不可理喻的。”
康考迪亚大学的文化心理学家Andrew Ryder教授说：“一般来说，我们表达抑郁症的方式是说我们有抑郁情节。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980年，中国的卫生部长告诉来访的精神科医生、人类学家凯博文，在中国没有精神疾病。中国人并非没有精神疾病，而是相对其他文化环境中的人，中国人显示出更多的躯体症状。
具体表现为诸如疲劳、晕眩、头痛、失眠和慢性疼痛等身体不适的症状，而不是心理症状。你的文化环境会告诉你什么是重要的，你应该怎么去做。
就像电影中的“文化脚本”，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会影响我们如何感知自己的情绪和身体。
“当时的思维还是很固化。”
到了民中之后，刚开始适应和接受现实的过程很痛苦，但是时间改变了一切。后来思怡发现民中的老师也很厉害，尤其是宏志班都由最好的老师来带，身边的同学也很好相处。
这让她想通了一件事，在民中也可以考得上好学校，上关最好只是外界灌输的一种思想。
就像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一个人会成为怎样的人，是在他童年时期就决定了的。教育的难度在于要不断为它的变异性做出合理化的解释，要与一些规则对抗。”
“环境是不能局限一个人的。”
思怡有个朋友，她的成绩原本可以选择外地的学校，但最终还是选了云南的师范。思怡自己在选学校时，虽然妈妈希望在她云南学医，但她自己清楚想学金融，最后也获得了父母的支持。
每个人在填志愿的时候都要面临一个选择：区内还是区外？这实际上是一个要不要跳出原初环境的问题。
塔拉•韦斯特弗来自于一个摩门教家庭，从小生活在封闭的社区，直到她离开了原来的生活环境，才发现整个世界观都产生了颠覆。她现在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2019年因为其自传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
塔拉用自己的故事来说明，不管原生家庭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都可以通过教育这种力量来改变你的生活。
事实上，不管一个人是通过教育、还是职业探索来改变自己，重要的不是途径，而是产生跳出原来生活环境的意识。
“我在家乡见到的东西很少，不敢踏出那一步，往外走，大多数人都留在昆明读书，在父母周围，一直在那个圈子里面，相当于就是个舒适圈，选专业的时候要么是学医，要么是师范就是这个套路。”思怡说。
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路遥在他的小说《人生》开篇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高考就是人一生之中紧要的一步，做出不同选择的人，也许他们人生的道路从此便不同了。
原来以为人生最困难的是做选择，而现在才发现不知道有哪些选项才是做选择时最大的障碍。
我们把城市叫做外面的世界，之所以是外面的世界，是因为那里的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
即便我们通过信息、网络可以不迈出生活的空间也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但终归都是虚无的，无法感触到的。
“和我一起参加职旅的十个同学，我们都没有留在省内，这是第一次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
“那职旅项目来上海，走出来见到更多东西了，让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思怡想了想说：“我们参观的金融公司是黑白装修，每个人一个办公室独立办公，很有距离感。金融的人压力很大，很疲倦。参观百盛软件的时候有一个集中讨论的区域，感觉两个企业对比很强烈。”
“我们去卖菜的时候两人一组，我们组找了一位看起来很和蔼的叔叔。大家主动帮叔叔搬东西，一下子就拉近距离，所以很爽快地就同意让我们帮忙。有一位阿姨感觉很好，因为她对你笑了。卖菜很辛苦，四五点就要起床，拿货的人要起得更早，每天重复工作，一直忙碌就没有停过。”
各个行业的人每天都在过什么样的工作，感受何种氛围，经历哪些辛苦或是成功，这都是通过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到的。
书籍、电影呈现在你面前的是背后作者的思考和他们想要呈现和转嫁给你的价值观念，而通过自己的观察获得的体验才是对你做出选择最有效的影响因素。
"虽然有些职业都听说过，但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来乡村笔记看这些东西就把这一点点补齐了。"
看完了这么多职业了之后，我们有了勇气，大概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没有那么陌生。大城市和那些职业就不再只是文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了。
就是这一点点，只要它是有价值的，乡村笔记就会一直做下去。
乡土研学，去乡村，遇见另一个自己
城市职旅，来城市，发现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