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练习2 | “美国堕胎政策是如何针对穷人的”

（原文来自YouTube频道"VOX"，发布于2020年9月24日。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zuk13Ftxgo）

1972年，人们为呼吁堕胎合法化在街头示威游行。次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罗诉韦德案”，授予妇女堕胎权。然而快进到五十年后的今天，关于堕胎权的游行仍然存在。这些抗议活动多数围绕着州政府制定的堕胎限制令，以及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对这些限制令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但对该议题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的，却是控制着联邦资金分配的总统和国会。对于支持妇女堕胎的款项，它们掌握了最终话语权。

过去四十三年，联邦预算包含了各种受政府资助的项目：如军事、对外援助、教育等。但根据规定，拨款不得用于资助任何堕胎行为，除非是性侵、乱伦造成的怀孕，或使孕妇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怀孕。这项限制令被称为《海德修正案》，它极不公平地影响了那些依赖联邦医疗保险的低收入群体。从1976年起，每一任美国总统的年度联邦预算表都反映了他们对《海德修正案》的支持。然而2020年美国的大选结果可能会扭转这个局面：与支持《海德修正案》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竞争的，是发誓要反对《海德修正案》的候选人乔·拜登。

联邦预算对《海德修正案》的引入可以追溯到“罗诉韦德案”。在结案后的几年里，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医保”为妇女堕胎支付约三分之一的费用。反对的声音很快就出现了，在民间与国会。1976年，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亨利·海德在年度预算听证会上提出了限制堕胎的《海德修正案》，该提议以199对165的票数通过。因此从1976年至今，支持堕胎的款项从联邦预算中消失了，往后的每一位总统都同意并签署过附带《海德修正案》的预算报告。

1977年，亨利·海德阐明了其修正案的意图。他说：“如果我能合法地阻止每个人流产，每个人，不论是富人女性、中产女性还是贫穷女性，我一定会这么做……但不幸的是，我只能从联邦医保入手。”

许多仰赖联邦资助的医疗服务机构受到了《海德修正案》的直接影响，例如美国印第安人卫生局和美国和平部队。但最受打击的还是联邦医保，它为七千六百万个极度贫困或身体残疾的美国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联邦医保的资金一部分来源于联邦储蓄，另一部分来源于州政府。“在美国，‘你在哪’决定了你能获得的流产支持，不论是从医疗服务上看还是从医保报销能力上看。”

以下16个州资助联邦医保报销堕胎费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明尼苏达州，伊利诺伊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福蒙特州，缅因州，阿拉斯加州。

剩余的34个州及华盛顿特区不资助联邦医保报销堕胎费用。任何想在这34个州或华盛顿特区堕胎的妇女，需自己支付全部费用。这意味着，住在这些地方的近八百万的育龄妇女，在堕胎时既收不到来自州政府的补助，也收不到签署了《海德修正案》的联邦政府的补助。

这些限制将最重的负担加在低收入群体的肩上。“如果没有《海德修正案》，我们根本没必要四处忙活。”劳丽·罗伯特说，她在严格反对堕胎的阿拉巴马州成立了一家堕胎基金会，“堕胎基金会为需要堕胎的人提供直接经济援助。”

怀孕十周以内，堕胎费用大约要500美元，十周以上则贵得多。只有个人收入低于贫困线138%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联邦医保的经济援助，具体到数字上：一个人的年收入要低于18000美元；一个两口之家的年收入要低于24000美元；一个三口之家的年收入要低于30000美元。而由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不平等现象，联邦医保的覆盖人群多为黑人和拉丁裔人。

“就我自己来说，我去了诊所， 做了预约，想要做流产。但我不能。我那时候没这个钱……我选择堕胎不代表我不爱自己的孩子，我当时有太多的情感和身体创伤。一件本应由我自己决定的事（堕胎），却由其他人来决定。”劳丽·罗伯特说。

2015到2017年，一项针对路易安那州（该州不资助联邦医保报销堕胎费用）269名女性的研究表明，如果有联邦医保的帮助，29%的女性愿意做流产手术。这种因缺乏经济援助而放弃堕胎的情形正是反堕胎的人所乐见的：堕胎的人越来越少了。

类似《海德修正案》这样的堕胎限制令也影响了其他医保服务：2010年国会表示，如果“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改计划”）报销堕胎费用，将不允许其通过。在今天，有26个州的医保交易所不提供报销堕胎费用的医保项目；这其中有12个州甚至限制私有保险公司报销堕胎费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这些限制所影响，即便他们对此不甚知情。

来自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堕胎限制，最终针对的是穷人。“堕胎就像其他的服务一样：如果你有钱，你就买得起报销堕胎费的保险，或直接自掏腰包；如果你周围没有做堕胎手术的诊所，你能花钱去别的州，在那里住下，歇歇产假，请个保姆照顾孩子……这些对高收入群体来说都不是问题，但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却是天方夜谭。”

2020年大选的两位候选人在堕胎问题上的党派对立很分明，但情况不总是这样的。1973年，“罗诉韦德案”胜诉的同年，乔·拜登正在参议院任职。自1976年《海德修正案》推出后，他一直是此修正案的支持者。

2020年，美国的大多数州都不报销堕胎费用，你的所在地和你有多少钱是决定你能否堕胎的最大因素。这就是乔·拜登改变立场的原因。他说：“如果我相信医疗服务是一项人民权利——我确实如此相信——那我便不能再支持一项置堕胎权于不顾的修正案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在他的反堕胎立场上更进了一步：“我告诉国会，我将否决任何蔑视生命权的立法。”

2020年大选是堕胎权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位总统候选人，一个想给美国最脆弱的人群扫清堕胎之路上的障碍；另一个想付一切代价维持目前糟糕的状态。堕胎权的未来将在对这二者的选择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