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今天读完傅衣凌先生所著的《清明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章节后颇有感触。从其长处来看，我认为傅先生唯物史观的理论功底深厚，不拘泥于成说，注重概念的适用性问题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在这一点的认知上可以说超过当时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此外，傅先生的史料来源在当时来看很新颖，注重将各地县志结合来分析问题，一定程度上是避免了结论的空洞。因而，其对问题答案的追索当时可以说是极具权威性。

今日，若以现在的眼光审视这一问题的求解过程，其自然是存有一定的缺憾。

首先，如果我们认同，该问题的提出本质上是在回应“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停滞论，探索中国能否自主摆脱“封建社会”的形态取得发展这一前提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不会忽视其在论述过程中，虽然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在某些地方依然摆脱不了西方的凝视，陷入所谓的“韦伯圈套”。比如先生对于阶级概念的使用，在没有充分梳理概念意涵与产生背景的情况下搬运到中国古代；对于中国生产力性质的认定建立在西方发展情景上（“在西方一般工商业的发展虽然与封建主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但其总是作为封建的对立物而出现，因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与原有生产力所谓的斗争关系。”）而规避了以下疑问：既然中国的工商业是作为农业社会分化下的附属物，与农业紧密相连，那么其是否存在斗争性与先进性一说？我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更多是赞同秦晖的意见，既然中国工商业作为农业社会分化下的附属物无法得到发展，那么最根本的问题并非生产力的脆弱性，而是它的附属性，能否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在于其能否真正脱离对大共同体的附属。

其次，傅先生论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复性和曲折性时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在论述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也就是从反面证明为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时，却将闭关锁国政策纳入其中，这是否存在论述上的矛盾？

第三，傅先生在有些地方存在强行解读的问题。比如：“宋元以后所普遍推行的义田/社仓制度，表面上是乡族内部的相互扶助，实际上则反对资本累积/财富集中，使农民过着不生不死的生活，并成为防止农民起义的一个安全瓣”；“出嫁女再没有生男育女前要住在娘家”和保留生产力有关。这些问题是否真的能够简单地用生产力考量？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问题的提出与探索过程都具有强烈的以文载道的色彩，这自然不是傅先生本人的缺陷，当时当时的对历史的定位与认知本身存在商榷。这种史观，虽然痛批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反面颂扬新时代，但也忘记了我们无法摆脱历史的包袱与其厚重的意义，难以继承历史的遗产。

当然，我所说的缺憾只是站在今日视角来反观当时的学术研究，这依然不会否定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对于当时人的迫切。而且，傅先生的研究的很多观点在现在依然是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