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讀記（二）——片談中西古典學術
積月以來，所讀倘有盡興酣暢之書，非此《論著選》莫屬。上月居蓉初識此書，於書架間本無異常閃光。隨手翻起，讀至現代校勘學部分所涉W.H.Auden相關段落，以為可做詩歌閱讀的相關參考。回來後從頭讀起，誰想，每篇欲罷不能。本書2009年出版，卻是向中國讀者介紹西方文獻學（校勘方面）最早且至今無出其右的譯著。譯者以相對系統地譯介西方版本校勘的基礎性著作為任，實有玉引中西比較校勘學之功。基於該書譯文順暢雅緻，深得我心，書還沒讀完就又買了兩本作者著作，一本是文集《中西古典語文論衡》，一本是譯著《分析書志學綱要》。後書前兩年就買過，早已埋於另一書房的紙堆不見蹤跡，煩於扒找索性再購一本。
文獻學是文本內容閱讀和理解的基礎，扎實的文獻學功力能有效避免對文本的妄加揣測、穿鑿附會。對於中國古典文獻，除了整理古籍必不可少的目錄、版本、校勘方面的知識外，通常還需要文字、音韻、訓詁等更為基礎的訓練。中國的古典學術，文獻學方面的內容，常常和如今語言學視域內的東西是分不開的。究其原因，大概和古代很多學人在精研學問的同時，也樂此不疲地收輯藏書有關。譬如清代大學者孫星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也是當時著名的目錄學家。據《清史稿》載：“星衍博极群书，勤於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家中的藏書樓“平津館”貯書甚眾，先後嘗刊數部圖書目錄，又輯校各類古籍編為《平津館叢書》。孫氏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學人，先後註疏《尚書》今古文、集解《周易》，多有收穫，和其博通的學術興趣與藏書之愛是分不開的。除了孫氏，前後還有嘉定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高郵二王的《廣雅疏證》、《經義述聞》、全祖望七校《水經註》等，都是這種基礎性知識綜合運用的傑作。
如果將這些統稱為古典學的話，中國的古典研究範式在晚清以前，就一直和西方走著不盡相同的道路。西方的古文書學（paleography）頗類似漢語文獻研究中的文字學，在經學昌盛的時代，文字之學是學者讀書理校的基本功。但很多時候，在西方校勘學家眼裡，古文書學是校勘學的婢女，是不應該效顰女主人弄姿的。這是文書載體和文本內容的不同導致的認知差異，但視角放到古典學術大的學科範圍，又異中有同。比如道學家和校理家的互嗆，中西古今真是無可厚非的一致。戴東源的掙扎如是，近年引入國內的兩本西方古典學術史亦是很好的例子。John Edwin Sandys的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ume 1: From the Sixth Century BC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以材料宏富、取材廣泛著稱，但就其文獻材料的考據和學術發展的見識，Rudolf Pfeiffer則在他的學術史中時有批駁，有一回還就他關於芝諾多圖斯校勘《荷馬史詩》的問題點名批評道：“桑兹这番惊人之语完全无据”。就我們所知，類似的例子還不少，維拉莫維茨就曾指責尼采對古希臘臆想太多、實據太少。中國古典學術發展到明清，漢學和宋學的對峙也越發赤裸，但是乾嘉學派所開創的學術氣象下，學者無論信奉今古，無論孜孜原典還是性理玄談，大多還是和氣而不混蛋的學術討論。歷史上，的確也頗少見想象力如康有為“劉歆遍偽群經”之極端者。
其實中西古典學術的同異，很多源自各自的文化處境和發展歷程。譬如中古時期，西方的古典考據進入大發展，而中國則開始理學上行。此外，中古至近現代的西方校勘學對象以哲學和文學文本為主，而中國則是對一切進入經典範圍的書籍文獻。在我們的歷史文本中，校勘的起源是有濃郁政治氣息的。如《國語·魯語下》記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論語·子罕》記載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要麼是政治任務，要麼有政治意涵。到了稍後的漢代，官方開始了全面系統的古籍整理與校勘，並形成了相對完備的目錄學體系。據《漢書·藝文志》，成帝時期，劉向開始領校中秘書，各類圖籍皆“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至劉歆卒其父業，“總群書”而成《七略》。爾後，班固刪備其篇要而成《藝文志》，分為六藝，開了官修正史載錄當時古籍存佚情況、記一代圖書之盛的先河。自此，官方或民間相對完善的目錄校勘工作，較好地保存了各類文獻的傳承狀況，使眾多歷經兵燹保留下來的書籍免於紛繁淆亂的局面。這大概也是中國古籍整理，在譜係梳理方面少有西方那樣易出重大成果的原因。
自胡適以來，便不乏學者言稱西方校勘之科學優於中國的。科學要提倡，但也不能盲信。在計算機技術成熟以前，無論中西，對於文本整理的科學發展都是沒有明確方向的。A.E.Housman就對科學在校勘領域的適用表示過明確的懷疑，在其《用思考校勘》一文中，他就用狗抓跳蚤的比喻指出：“校勘不是數學的一個分支，事實上根本就不是一門嚴格的科學。”而Ludwig Bieler也在其《文法學家的技藝：校勘學引論》指出了科學的引入帶來的副作用：“這種傾向作為對於過度臆測的一劑有益的解毒針而興起，卻一方面引向過度的批判，另一方面引向純粹的假定建構。”我認為兩人的話是不錯的，在今天也是不過時的。在許傑老師2010年發表於《古典文獻研究》的文章《種係發生學在西方校勘學中的應用》中，他通過介紹生物學上的種係發生學方法，在考察文本傳播的進化關係上取得的重要成果，試圖表明西方校勘學在“科學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就我所見，介紹的內容除可視作“學科交流融合”的典範，似乎並不能對兩位前賢的觀點構成足夠的挑戰。這一點，放在我們的視角中更容易釐清。而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要對古籍整理的工作內容有所了解。
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的內容集中在對古代文獻的標點、校勘和注釋上。這三者是層級遞進的，也是互相依存的。當下中華書局的編輯們正在從事的新點校本《二十四史》，就是這一工作的典例。閱讀舊的點校本時，我們偶爾會讀到一段老長的句子連個喘氣都沒有，這是老一輩學人出於嚴謹，在點校過程中對讀不太懂的地方不做標點，徑呈原貌。句讀是理解的前提，斷不出句，校勘和注釋就無從談起。即便古漢語水平一流，也不是立馬就能開始校勘工作了。要校勘一本漢語古籍，如果它有好幾種本子，首先就要選擇拿哪一個做底本、哪一個做參校本、哪一個是工作本，這就需要版本學的知識。而為了能弄清版本源流，就還得掌握目錄學的功夫。這三者也是依託又有所遞進的。就Housman的言下之意，校註工作恐怕是很難科學化的——雖然在他眼裡，一個二流校勘學家可能還不如一台機器來得睿智——因為一旦涉及到具體異文或訛誤的處理，就必須用到校勘學家謹慎推理的大腦。
至於版本源流方面的工作，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校勘學就已經形成了相當系統的譜係追溯與還原的科學方法了。但這和許文所介紹的那種有生物學背景的抄本系統的分析程序，似乎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計算機程序實際應用以前，人們談的更多的，是科學的邏輯和理性的思路；等到計算機可以存儲大容量的數據庫、對複雜問題進行演算和分析時，人們更多是指科學手段的運用。若是前者，明代音韻學家陳第在古音構擬時，中國古典學術就已經開始了科學化思路的曲折探索；到了王引之考證《康熙字典》，已能看到不少引入實驗方法訓詁校正的用例。到了近代，大量出土文獻和考古資料的湧現，更有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其之後的演繹和發展至今為人津津樂道。至於後者，在計算機充分發達的今天，中國學者還沒有蠢到捨易求難一心求之舛途。在新的古籍整理本中，我們已經能看到越來越多現代語言學等手段與傳統小學並用的場面，用共時的語料庫來“審句例”，智能化的軟件分析識別古文字等等。在古典學術與現代科學的相遇中，無論中西，都有適情而從的艱難摘選，學者有必要仔細思考哪一種更為合理，不以古泥金，亦不以今非古。
就我所讀內容，還可以談談中西校勘在習慣上的差異。古籍整理首先都有一個確定底本的過程。從書籍的形態來看，一般分為抄本和刻本兩種。因為各自的歷史背景，我們所說的校勘，通常是指以刻本——對整理者而言，抄本更多的是文獻價值，而刻本通常更具內容價值——為底本，對文本進行校理的過程；而西方在現代校勘將大量近現代文學納入校勘對象之前，則以抄本為主。即便刻本在通常情況下精嚴程度高於抄本，但並不排除抄本作為參校對象。而由於刻本的傳承，相對而言源流明晰，系統較為單一，不同本子間譜係一般不會構成校勘的困難。但對以抄本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西方校勘學，優先要考慮不同本子的譜係，它們的傳承和訛變等。在西方古籍抄本的分析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成體系的譜係重建方法。這種譜係方法意在通過對校（recensio）分析異文的過程，重構不同版本的共同原型，以企最終還原文本的最初形態。
校勘整理後的文獻刊行時，校勘記是必不可少的。中國的學術規範，並不是所有改動內容都要出校記，底本不錯而參校本錯的，或底本用字和參校本用字是通假字的，都可以不出校。但西方學者似乎傾向於凡改即出，哪怕是“所有放棄的異文（甚至抄寫筆誤）”。這一點相對嚴謹，其意在告知讀者校勘基礎資料的可靠性。對於漢語古籍，底本有明顯訛誤的，即所謂的手民誤植，整理者也可以徑改，不必出校。避諱字可以徑改的也不出校，這一點在西方學者中，就我所見似乎大多與中國相同。由於中國古籍中避諱字的問題還要複雜，不出校反而有點問題。比如乾隆時期避諱，早期允許徑缺末筆，中期只能改字，晚期又能缺筆。存在混雜的話，不出校，或許也應該提示一下。至於有的避諱，避得太徹底，今天由於使用習慣已經改不回來了，比如先秦文獻中的“邦”字。新整理本根據出土文獻，也可以略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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